文丨馬江博 編丨Thea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羅輯思維 (ID: luojisw)

今年以來，教育話題一直在各種會議上被重點討論。相信很多家長都在面臨類似的困惑：

比如，該不該讓孩子報文科專業？

以及，現在送孩子出國留學還劃算嗎？

或者，要不要把資源都投在子女身上？

現在的教育領域，用馬江博老師的話說就是，正在發生重置，教育的舊邏輯已經失效了。

馬江博

資深政經趨勢學者、得到App新的年度大課《政經參考》的課程主理人。北京市領軍人才，研究政經趨勢20年，在國家行政學院和各大中央部委，培訓過數千名司局級官員和企業家。

那么，新的邏輯是什么呢？我們又該怎樣應對呢？

為什么說舊邏輯失效了？

事實上，從1978年恢復高考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其實離不開三個歷史前提條件，第一是人口上行周期，第二是城鎮化的膨脹，第三是傳統工業的大發展。

這些分別形成了人口、城市和產業，對于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這過去幾十年這一整個大時期內，都處于紅利期。

但現在，抱歉，時代已經變了，比如人口上新生兒的持續降低；第一波城鎮化進入尾聲，城市不再大規模高速膨脹；傳統產業進入瓶頸期，產業結構亟待升級。

這些過往影響教育的因素都正在發生重置，因此，整個教育本身也在時代的坐標下發生徹底的重置。

具體來說，教育的這種“重置”表現為四個方面：就是，教育杠桿的重置、教育產業邏輯的重置、教育性價比的重置，以及教育資源的重置。

我們一個個來說。

教育杠桿的重置

先說教育杠桿的重置。

什么是教育杠桿？其實就是普通人通過教育實現階層躍升的可能性。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呈現出顯著的“教育杠桿”：一個普通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甚至中專，就能實現明顯的階層跨越。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沒有學歷，基本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底層人家的孩子通過一張試卷即可改寫命運。這種教育的高杠桿，持續了至少三十年。

但是現在，這種教育杠桿的效應正在被嚴重地降低和重置。

首先，具有高資源的孩子，在這場教育軍備競賽中天然具有優勢，不僅僅贏在起跑線，往往中途還能持續加碼。

根據北京大學教授劉云杉等人的研究，1980年代，北京大學的農村生源占比超過30%，而這一比重在40年間一直在降低。

財新雜志2017年的報道說，最近幾年的統計數據可能只保持在10%左右，也有數據說是15%左右。

而更多的小鎮孩子，只能讀二本。寒門難出貴子，正在成為大家討論的問題。

其次，哪怕同樣讀了名校，就畢業后的工作和個人發展來說，學歷和學校之外的家庭資源因素也正在發揮更大的杠桿作用。

父母代際資源的傳承，正在超越教育本身的杠桿。

事實上，教育杠桿的衰減曲線，對應著社會財富的積累曲線，背后是我們社會資源和財富積累從無到有的周期演變。

40年前大家都比較窮，資源都很少，教育就是最大的杠桿資源；

但經過40年的積累，有些人資源越來越豐富，普通孩子只靠教育杠桿，就比不過別人的三頭六臂了。

這是一個所謂“成熟社會”的必然演變，歐美發達國家也是如此。

而且當社會財富從“增量擴張周期”逐漸邁入“存量固化周期”，競爭越發激烈，這種資源的不對稱性也就越發明顯。

因此，教育杠桿的重置，本質是社會資本積累的速度，超過了學歷或者說教育紅利的速度，大家的突圍成本也從“十年寒窗”升級為“兩代積累”。

當然，這些問題國家都在規劃解決，要深層改革。

教育產業服務的重置

教育重置的第二個方面，表現在教育產業規律的重置。

客觀說，現代教育也是一種“產品”，培養出來的人才自然要適配于產業發展和國家戰略。而產業和戰略一旦巨變，教育必然要跟著巨變。

在改革開放后的前40年里，中國有過四波大浪潮——外貿、基建、房地產、互聯網。

而教育的產業規律，很大程度上是和這四個產業綁定的， 比如之前興起的“土木報考熱”，是瞄準了地產和基建的紅利，“計算機熱”是針對互聯網，“金融熱潮”則和幾個產業都相關，因為都要融資。

包括經管、法律和各種文科專業也是如此。

因為國家當時要靠金融融資發展，中國社會經濟體的高速發展膨脹又要大量的“普通通用型管理人才”，而這些文科專業的學生比理科生培養成本低。

所以你能看到大量的經管、法律類的文科生在過去二十多年被培養出來，本質上就是這個產品相對簡單，性價比更高。

但社會和經濟的高速發展膨脹，也帶來了問題，就是這些教育產品本質都是市場催動的，這種應激性的人才供給模式，存在結構性的滯后問題，就是說，當產業走完周期時，教育系統還在為上一輪產業周期，培養過剩人才。

而現在，教育產業化則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轉變。

一是教育服務的對象正在發生根本轉變，從傳統產業變為了高科技產業。

比如傳統外貿因為貿易戰被擠壓，同時內部的傳統產業開始轉型，高科技產業和數字產業崛起。

這個過程中，不需要大量的通用型一般管理人才了，前面提到的文科生培養產品線，不那么需要了，改為了科學家和工程師。

二是主導教育走向的力量也在發生轉變。

我們對外要打贏這場中美大國博弈，必須依靠科技自立自強來解決“卡脖子”問題。

這時候，教育導向由相對單純的市場或者說就業推動，轉為很強的國家戰略注入。

國家通過一系列的高校改革、高考改革、專業改革的動作，來把教育資源向STEM領域，就是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集中。

因此你就能理解，為什么國家要大力發展理工科，大力推進各種選拔計劃了，因為教育體系將成為科技創新的配套工程。

教育產業服務重置的背后，是產業結構周期的拐點。

教育性價比的重置

順著教育杠桿和教育產業服務的重置，以及它們背后的原因，我們繼續推導出第三個重置，就是教育性價比的重置。

教育本身也是一種“投資”，但現在的教育投資正在從“穩賺不賠”，變成一種存在一定“風險”的投資。

做個不恰當的比喻，以前的教育投資就像存“存款”，到期了自動就有收益，而現在的教育投資則有點像“炒股票”，不一定能賺錢，還可能虧錢。

這種風險來自兩方面：

一方面是教育成本的抬升， 比如高價學區房、海外留學等，都擠壓著大家的錢包。

另一方面則是教育收益降低。

我們剛才說了，教育的杠桿率在降低，收益在減少；而且教育服務的產業在重構，很大一部分教育“產品”線其實早就應該被淘汰了，培養出來的“產品”是無效投資。

這背后也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教育其實是“普惠式的精英教育”，普惠式是指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普及，而精英是指高等教育仍然以培養白領和中產為目標。

普惠式和精英這兩個詞一聽就有點矛盾，但是這個矛盾過去被高速增長的經濟體給消化了，沒有顯露出來。

但是現在，增速減慢，消化不了了，培養出來的大量的白領人才中產后備軍不被需要了，所以我們看到了學歷貶值、職場內卷、就業向下擠壓的情況。

而另一邊，社會對藍領工人、職業教育人才的需求，遠超當前社會的供給。

比如江蘇，不管是泥瓦工，還是掌握數控技術的藍領工程師，很多人的收入都能排在本地的前面。

如果我們從一個更深層次的視角，就是人力資本視角分析這件事，教育性價比的重置，其實是知識資本重新定價的過程。

工業時代的教育投資，遵循線性增值規律，學歷與收入呈正相關關系。

但在指數級的科技變革時代，知識更新周期急劇縮短，傳統學歷的“保值”功能正在失效。

所以未來，中國的人才會出現大分層：要么向上走尖子路線，成為高價值的科創人才；要么向下扎根，成為有特色的藍領職業人才；而夾在中間的普通人才，可能會很難受。

總的來說，普通白領的性價比正在削弱，職業藍領的性價比在快速放大，所以你在做教育投資的時候，需要重新考慮家庭的成本收益比。

教育資源的重置

我們要說的最后一個重置，是教育資源的重置。

在人口結構轉變、技術革命裂變、產業升級攻堅的疊加下，教育正在成為一種科技產業的新基建，是必須要大投入、大力度才能砸出來的。

因此，教育資源的分配也不會是“平均用力”和“撒胡椒面”，就像我之前說的那樣，在區域發展中，國家要把最好的資源給到優秀的省份，讓他們去創新突破。

同樣的，在教育領域，最好的資源也要給到優質的選手，讓他們去突破“卡脖子”的技術難題。

我認為，未來主要兩類院校會明顯受益：一是理工類、國防類、醫農類高校，尤其是在STEM學科， 就是前面說的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上有自身特長的院校。

至于財經類、政法類的院校，可能會受到擠壓。

第二類受益的是經濟和教育錯配的地區的院校。

比如深圳，經濟強但本地教育卻不如其他一線甚至二線城市，這類地方的院校因為當地的巨大經濟投入，會加速崛起，比如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學、深圳大學、杭州民辦的西湖大學，都是迅速崛起的新貴。

相信你看到這里，會覺得機遇與挑戰并存，那我們普通人該如何做好準備呢？這里我給到四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面對教育杠桿重置，行動上既要持續努力奮斗，讀好學校、好學歷，把可依靠的杠桿用足。

同時，心態上也要降低預期，認識到階層躍升需要更長時間更多維度的因素，重新設定自己和家庭的心理坐標；

第二，面對教育服務產業重置，選專業比選學校更重要，或者至少差不多。

建議你更多靠近面對未來的專業，以及國家戰略支持的理工類或者高應用型文科類專業；另外，普通學生可以多考慮技術型藍領這個選擇。

第三，面對教育性價比重置，理性看待教育投資。

社會的規則已經變了，普通家庭量力而行吧，教育投資已經具有一定的風險，沒必要都賭上。

比如我認為，對于很多家庭，沒必要花上百萬甚至幾百萬留學回來掙幾千塊工資，為難孩子也為難自己，留下錢給他買個房、買個保險，可能是更現實的選擇。

第四，面對教育資源的重置，如果其他條件差不多，建議優先選擇東部大省或發達地區的高校。

總之，教育決策必須要理解和遵從社會周期的運行規律， 這是我們普通人能夠真正拿到時代紅利唯一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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