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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旅居印度期間，正值印度政府大力推行全國統一身份識別系統——Aadhaar Card。

這要求所有在印度居留超6個月以上的人員，不分國籍均需辦理Aadhaar Card，類似于我華的身份證號，只不過沒有實體卡。

需要提供身份信息完成注冊后采集生物識別信息，即指紋和虹膜，就可獲得一串代碼，代表我的印度居民身份。

盡管政府部門通過傳單、海報、媒體等各種渠道鋪天蓋地宣傳他們會如何如何保護好居民個人信息，但到了辦理現場，生物識別信息采集過程中那些老舊的設備和怠宕的網絡狀況不禁讓筆者心底存疑：我的個人信息真的安全嗎？

果不其然，在領取到我的印度身份證后不久，接二連三接到各種花式貸款、保險、投資的騷擾電話，更甚者在我口頭咨詢印度同事周邊靠譜吉他行后的半個小時內，就接了七八個推銷吉他課程的騷擾電話。

然而，印度電詐犯罪的猖獗程度遠不止打幾個騷擾電話那么簡單！

印度殺豬盤有多猖獗？

Prabodh Chander Puri是居住在哈里亞納邦Panchkula縣的一位83歲高齡的退役陸軍少將。

去年10月15日，老人家像往常一樣晨練、看報，過著稀松平常又安逸自在的退休生活。

家里嘶啞的電話鈴聲打破了這份寧靜，電話的那頭是一個頗具威嚴的聲音——嚴厲且不容置疑，讓人深感不安。

對方聲稱自己是中央調查局（CBI）的高級官員，其告知Puri少將，他的手機號碼牽涉一起金融詐騙案的調查，為了保全其名譽，避免即刻被監禁，他必須接受線上審訊。

接下來的48小時對Puri少將來說可謂無比煎熬。

他接到了看似來自正規政府部門的視頻通話，詐騙分子甚至精心編織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騙局：模擬法庭。

有演員扮演法官、警察以及強制執行人員，還伴有無線信號的嘈雜聲以及看上去無懈可擊的正規文件。

Puri誠惶誠恐地將合計82.27萬盧比（約合人民幣7萬元）分多次轉入對方提供的多個銀行賬戶。

對方寬慰他，這筆錢是“可退還的保證金”，用以證明他的清白。

等到Puri意識到不對勁時，詐騙分子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只留下精神、經濟均遭受沉重打擊的老人家，獨自忿恨悲痛。

Puri的遭遇并非個例，在印度全國范圍內，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這種新型網絡詐騙的受害者。

這些騙局策劃精細，儼然一場“黑暗誘捕”行動，其羅網撒向各行各業的人群：退休官員、律師、銀行家、醫生、教授、記者，甚至是一些技術專家，把他們的畢生積蓄榨干吃凈。

其中最轟動的當屬去年9月發生的Oswal案例。

S.P.Oswal是印度最大的紡織企業集團Vardhman Group的董事長。

犯罪分子通過視頻電話模擬了一場完整的最高法院庭審，演員們公然冒充時任首席大法官D.Y.Chandrachud以及其他高級調查人員，聲稱Oswal的Aadhaar Card涉及一樁重大洗錢丑聞的調查。

接下來的一連數日，Oswal遭受了殘酷的“數字拘禁”——禁止與其他人交流，而在此期間，詐騙分子不斷變本加厲地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

最終，Oswal將7000萬盧比轉入了他以為的政府托管賬戶中。

時至今日，印度當局相關調查機構才開始逐漸摸清這種新型電子詐騙的危害程度。

印度網絡犯罪協調中心（I4C）首席執行官Rajesh Kumar透露，僅去年前四個月，印度公民便因“數字拘禁”型詐騙合集損失12億盧比。

而涵蓋從數字拘禁、色情勒索、驗證碼詐騙到投資詐騙等各類網絡犯罪所造成的損失，更是高達177.6億盧比。

這些詐騙的幕后策劃者隸屬于組織嚴密的跨國犯罪集團，主要盤踞在東南亞地區，包括柬埔寨、老撾、泰國和緬甸等地，使得調查工作困難重重。

印度的電詐犯罪活動已猖獗到莫迪總理本人都在10月27日的Mann ki Baat電臺節目中提醒全國民眾加以警惕。

“任何政府機構絕不會通過電話或視頻通話的方式與你們聯系并進行此類調查。”

電信詐騙的底層邏輯是什么？

不少網友可能會跟筆者有同樣的疑惑，所謂“數字拘禁”究竟是倚仗什么樣的威懾力能讓受害者這么言聽計從？

究其根源還是來源于印度普通民眾對權力的恐懼。

印度司法、行政程序效率低下，一旦牽涉其中，無休止的配合調查、名譽受損、生活節奏被打亂，不論調查結果如何，程序本身即是懲罰。

這一現狀早已在印度民眾間形成了聞風色變的回音室效應，這些數字騙局便巧妙利用了印度民眾這種廣泛深切的恐懼心理。

在營造詐騙場景之前，犯罪分子通常會有大量的數字窺探行為，在網絡詐騙領域被稱作“背調”階段。

詐騙分子利用AadhaarCode或者目標獵物社交媒體上的帖子來為個人準備一份心理及社會層面的檔案。

之后所有的精心策劃，往往始于一通突如其來的電話。來電顯示通常是隱藏號碼，或是顯示來自德里或孟買這些大城市。

為躲避追查，犯罪分子會從不同的移動網絡運營商哪里獲取多張SIM卡，同時利用SIM盒技術繞過官方國際網關，借助VoIP系統轉接國際電話，使得看上去就像是印度本地號碼一樣。

打電話的人會自稱來自快遞公司或政府機構，剛開始語氣平和，一旦與接聽者建立起融洽關系，立即話鋒一轉，拋出令人驚愕的指控——涉嫌洗錢、販毒甚至人口販賣，總之都是些足以令人立即生出恐懼心理的嚴重罪行。

他們先是通過展示對目標獵物的家庭情況、近期活動或金融資產等各方面的了解來確立自己的權威性，利用這一點來套取更多的個人信息，然后再著手實施詐騙，甚至是敲詐。

等到受害者被告知他們的Aadhaar編碼或PAN號碼與犯罪有所牽連時，他們早已自亂陣腳。

大多數受害者會被告知他們正處于“數字拘禁”狀態，聲稱為了保護家人免受騷擾，在“調查”結束前，他們必須處于被監視狀態。

這是一個毫無法律依據的編造出來的執法手段，在這個過程中，隔離是關鍵所在，詐騙分子禁止受害者與家人或朋友聯系，以此來強化對受害者心理上的控制。

一旦完成初次接觸并拋出具體指控罪名后，詐騙行為便會在接下來的幾日里不斷升級。受害者會被要求接通場景布置可謂細節滿分的視頻通話。

詐騙分子會冒充如中央調查局（CBI）、執行局（ED）、麻醉品管制局（NCB）等中央調查機構的工作人員，甚至冒充最高法院的相關人員。

他們利用“Social Engineering”工具，制作高仿真的AI換臉偽造視頻，營造出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逼真假象。

將受害者牢牢套住之后，詐騙分子便使出了終極殺招——榨取錢財。

通常情況下，他們會打著“向政府繳納可退換的保證金，以使案件朝著對受害者有利的方向解決”的幌子來行騙。

隨著受害者表現出愿意配合的態度，索要的金額可能還會逐步增加。

例如，齋普爾的前總督察在假法庭的要求下，21天時間里陸續繳納了價值2160萬盧比的保證金，到后來才意識到自己遭遇了詐騙。

而在另一些案例中，受害者甚至會被指使去貸款或是變賣資產。

對于受害者而言，現實與欺騙之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不清。

這樣的詐騙手段造成的傷害已遠遠超出單純的經濟范疇，更是關乎情感、心理，直抵人性深處。”許多受害者表示，“數字拘禁”的經歷如同被催眠了一般。

然而，諾伊達地區加利福尼亞催眠研究所的專家Bhavya Aggarwal卻認為，這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催眠術，更是一場心理上的博弈棋局。

起初接到陌生人電話時，對方利用語氣、共情以及刻意營造出的熟悉感來引受害者上鉤，接著，他們會表明自己所來自的權威機構——可能是快遞公司，或是孟買海關，還會裝模作樣地對你是否清白表示關切。

到了下一個階段，權威性開始登場，一位散發著上位者氣場的“高級官員”現身了，他們偽造的身份憑證極具說服力，讓受害者覺得服從才是唯一的出路。

就這樣，彼此間逐漸建立起了一種虛偽的信任，受害者的潛意識會將權威與誠實混為一談，以致他們甚至不愿意和最親密的家人分享這一經歷。

隨著詐騙分子不斷加大施壓的力度，受害者的大腦便進入了Aggarwal稱為“超邏輯范式”的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恐懼勝過了一切理性思考，控制情緒的中樞，也就是大腦的杏仁核會因恐懼和信息過載而被填滿，進而干擾、控制了負責理性思考的前額葉皮層。

這其實是通過操縱手段，而非依靠什么神秘的力量，僅僅是利用信任，激活受害者的求生本能，從而將受害者誘入陷阱中。

德里心靈空間咨詢中心的心理學家Upasana Chaddha Vij教授表示，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從本能上就傾向于信任權威，并且害怕自身聲譽受損。

詐騙分子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先是對目標獵物阿諛奉承，營造出一種友好的氛圍，然后再利用對方保護家人的心理需求來實施詐騙。

齋浦爾的心理學家Amitta Shringi強調，社會污名化是上層人士一個關鍵的極易被利用的弱點，它會迫使受害者進入戰斗、逃跑或僵持三種狀態的選擇中——大多數人會陷入僵持狀態，選擇服從對方的要求以“結束麻煩”。

正是這種精神上的混亂被詐騙分子巧妙地捕捉到并加以利用，哪怕是極敏銳的頭腦，也會因此陷入困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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