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多次繞杭州西湖散步，便會一次次看到岳王廟前，永遠跪下的“奸賊、投降派”秦檜夫婦的塑像。

后來的老百姓心目中，秦檜的千古壞人形象，其實主要應歸功于清代錢彩的《說岳全傳》；以及當代評書大家劉蘭芳的《岳飛傳》。

再加上類似于杭州西湖這樣的下跪塑像，也算是將秦檜的奸佞形象，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不過，歷史上，其實仍有人替秦檜“說話”——且其中不乏一些名人，比如，宋代的大儒朱熹；現(xiàn)代的文人周作人等。

在民國時期，呂思勉編著的《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中，就有“推崇秦檜”之語：

比如，其稱：“大將如宗澤及韓岳張劉等，都是招群盜而用之，既未訓練，又無紀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無權力，諸將就自然驕橫起來，其結果反弄成將驕卒惰的樣子”。

“我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之處”云云。

而周作人看到此文后，在1935年還專門寫了一篇《岳飛與秦檜》的文章，其中就有支持呂思勉觀點的表述：

周作人稱：“以上所說，與群眾的定論比較，的確有點‘矯奇立異’，有人聽了要不喜歡，原是當然的。鄙人也不免覺得他筆鋒稍帶情感，在字句上不無可商酌之處，至于意思卻并不全錯，至少也多有根據(jù)……”

從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對于秦檜的看法，多多少少還是跟呂思勉有共識之處的。

估計，肯定會有人說，抗日時期“與日偽合作”的周作人，這是不是在用給秦檜翻案，來為自己洗白啊？——估計，這只有天知地知周作人自己知了。

但是，歷史再往前推，其實，還有一位本就身在大宋朝的一大歷史名人——朱熹，他竟然也持有類似的觀點，是不是有點令人震驚了？

要知道，作為儒家學說集大成者的朱子，其學術水平之高、人品標榜之清、名氣威望之盛，足以表明其說話的分量之重！

朱子云“……秦檜見虜人有厭兵意，歸來主和，其初亦是。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后當逆亮之亂，一掃而復中原，一大機會也，惜哉！”

當然，老百姓的思維向來是簡單且樸素——“忠君愛國”，當然就是好；而投降求和，則就是壞，用之于岳飛與秦檜二人身上，就是一大典型的例證。

但是，如果是站在不同角度的人，或許就不會這樣想了。

比如，站在南宋開國皇帝宋高宗的角度——他的內(nèi)心里，真的想讓岳飛踏破賀蘭山闕，讓被擄的徽欽二帝王者歸來嗎？

到那時，大宋的皇帝大位，將如何安置呢？所以，此時的南宋皇帝，最終會選擇秦檜還是岳飛？答案或就會不言自明了。

像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就稱：“秦檜之稱臣納賂而忘仇也，畏岳飛之勝而奪宋也。飛亦未決其能滅金耳。飛而滅金，因以伐宋，其視囚父俘兄之怨奚若？”

另外，對于岳飛而言，雖然被后人多論作“愚忠”，但其“精忠報國”的形象，早已彪炳史冊，自是沒有話說。

但是，在趙構心里，也會有呂思勉所言的那種擔憂吧：“而中央政府既無權力，諸將就自然驕橫起來，其結果反弄成將驕卒惰的樣子”。

古代的皇朝政權，為了維護統(tǒng)治的穩(wěn)定，其實，皇帝并不是只需要忠臣一種，事實上，他還要樹立起對立面的“奸臣”，以求達成一種權力的平衡與制衡。

當此強彼弱之時，就會借助一方限制或打擊另一方，從而將統(tǒng)治權牢牢掌握于手中——而岳飛與秦檜的對應出現(xiàn)，其實趙構亦會有此等考量。

不知岳武穆王當年可否想到過一點，那就是岳飛的軍隊，被老百姓廣泛傳頌為“岳家軍”，這一稱號的出現(xiàn)，也極有可能會讓趙構動了殺心！

“岳家軍”的稱謂，可以說自古以來流傳甚廣，像岳飛被害的50多年后，愛國詩人陸游就曾寫道：“劇盜曾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岳家軍”。《宋史·列傳·卷一百二十四》中，亦有廣泛流傳的那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但是，終歸還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宋“國破山河在”，老板仍是偏安于暖風熏得游人醉之杭州的趙構。

即使亂世之下，皇帝要依靠岳飛這樣的忠臣名將保平安，但這仍然是趙家的天下，軍隊也應是號稱“宋家軍”或“趙家軍”，而當天下皆呼“岳家軍”時，貌似這是對岳飛的最高禮贊，但也將會為其埋下被疑心的禍根！

當然，皇朝社會之下，對天下予取予奪的皇帝，誰又敢多置喙一句呢？

即使是朱熹這樣的名儒大家，也同樣只是敢給秦檜幫腔兩句——并實則有陰損岳飛之嫌，但是，朱子卻是萬萬不敢對高高在上的皇帝，有一星半點兒的批評言辭。

如果說殺害岳飛的秦檜必得永遠跪下，那么，真正或明或暗之背后主謀的皇帝趙構，其實，才更應是永遠跪在岳鵬舉面前的那個大人物！

當然，最終，還是皇帝們做了“好人”——后來的皇帝上臺后，又為岳飛追謚“武穆”、“忠武”及“鄂王”。

看吧，孬人、壞人的帽子和歷史責任，永遠都是秦檜這樣的臣子背著，而皇帝們則永遠仍都會是一付正人君子的模樣。

像冤死的岳飛之后人們，還得對著宋孝宗、宋寧宗跪下，再度感恩戴德山呼道：“謝主隆恩，萬歲，萬歲，萬萬歲！”【原創(chuàng)評論：瑜說還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