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里的謊言真的多，不新鮮了，看到一篇文章說，甚至成了謊言的“溫床”。

這些原、被告撒謊的時候“信誓旦旦”，就是想搞混事實，逃避責任，或者撈點不該得的好處。

比如：“我沒收到法院傳票” “調解協議不是我自愿簽的” “借條打了，但我沒收到錢” “這不是我的聊天記錄” “簽名、手印是偽造的” “我說的都是事實，你們去查呀”

這些話聽著耳熟不？我有個熟人前陣子就被起訴了，原告明明是他同學，還一起做過生意，結果原告卻說兩人根本不認識，還誣賴被告偷用了他家的房子。

法庭本該是還原真相、維護正義的地方，現在卻成了謊言的“樂園”，這讓人很揪心。

這些人為了私利，把誠信拋到腦后，在肅靜的高堂上滿嘴胡言，不僅大大滴浪費了司法資源，還把法治根基給侵蝕了。

這些謊言背后，其實反映了幾個問題：一是法律的威懾力不夠，二是社會誠信缺失，三是技術手段也有局限。

我說個離婚案子，被告一開始死活不承認婚內財產協議上的簽名是自己寫的，還要求鑒定筆跡。結果鑒定快開始了，他又改口承認簽名是真的。

這種“先否認后自認”的把戲，直接讓司法程序白忙活一場，最后被法院罰了5000元。

一個房屋買賣糾紛，原告張某硬說被告不是中介，結果微信聊天記錄里一句“中介兄弟”就把他給揭穿了。

這些人就是利用司法程序的嚴謹性，通過“申請鑒定”“否認證據”來拖延訴訟，純粹是在浪費司法資源。

更惡劣的謊言已經構成犯罪了。李某某為了躲掉千萬債務，和小姑子賀某某串通，偽造房屋買賣合同，想通過執行異議之訴來阻礙房產拍賣，結果法院的執行程序都中止了。最后這倆人因為虛假訴訟罪，分別被判了10個月和8個月的刑。

這種事可不是簡單的誠信問題，而是把訴訟當成了犯罪的工具，直接沖擊司法秩序。有個公司，為了不付70萬元設備款，編造第三方拒收的理由，法院調查后，他們還多次改口，胡亂陳述。

這些案例都說明，一旦謊言和利益綁得太緊，就可能變成系統性的欺詐。

現在技術進步了，謊言的形式也“升級”了。比如有個酒店老板王某，在商標侵權案里，死活不承認自己用了侵權標識，結果法庭通過平臺數據一查，就把他給揪出來了。

還有呂某，在工程糾紛里，先說地下室不存在，后來又承認有地下室，還說是因為“工程常識不足”。

這些人利用電子證據的復雜性，編造“賬號被盜”“內容被篡改”之類的借口，逼得法院要花大力氣去驗證，這不就是增加司法成本嘛。

再看當下，法律對虛假陳述的處罰有點“冰火兩重天”。

有家物流公司因為虛假陳述被罰5萬元，有的地方法院對虛報醫療費的當事人只是訓誡一下。

雖然這種差異是考慮了個案情節，但也讓人覺得“撒謊未必受重罰”。幾千元的罰款，和動輒數十萬的利益比起來，太不值一提了，反而讓人有了“賭一把”的心態。

違法成本低，社會誠信體系又脆弱，成本、誠信和技術這三方面都不平衡，就成了謊言滋生的“土壤”。

現在“老實人吃虧”好像成了潛規則，訴訟都快變成“演技比拼”了。有些律師甚至還教當事人“選擇性陳述”，把法庭當成了“謊言訓練場”。

這事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對失信行為的懲戒還只局限在司法領域，沒有跨行業的聯合懲戒機制，所以當事人更容易心存僥幸。

雖然現在微信記錄、支付流水這些技術證據能幫法官揭穿謊言，但當事人通過“碎片化舉證”“拒不配合鑒定”這些手段，還是能制造出事實迷霧。比如在虛報醫療費的案子中，要不是法官當庭核查微信賬單，光聽當事人說，根本就發現不了謊言。

現在技術手段的普及速度，還沒趕上謊言的復雜程度。法庭上的謊言，既是法治進程中的“老大難”問題，也是社會誠信的一面鏡子。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光靠法官的“火眼金睛”，還得靠制度、技術、文化的協同進步。

只有讓說謊的人付出高昂成本和慘痛代價，讓誠信真正融入社會的血液，才能讓法庭回歸“事實勝于雄辯”的法庭生態。

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