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導言：關于洛維特與這部自傳

卡爾·洛維特是德國20世紀重要的哲學家，但他的名字連在他的祖國德國都不算是家喻戶曉。雖然洛維特早在出版《從黑格爾到尼采：19世紀思維中的革命性決裂》（1941）與《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1949） 等主要作品時，便奠定了作為歷史哲學家與哲學史家的國際聲譽，但是他的研究領域并不限于此，還包括哲學人類學、社會學、新教神學；而他把握問題與剖析手法之犀利、對西方思想傳統的修養之深厚，更使他的哲學成就獨樹一幟，不容易用學院一般的哲學領域來適切標定。因此整體來說，他的思想仍有相當的部分與面向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反響。德國的麥茲勒（Metzler）出版社在他辭世之后，陸續為他出版了九大冊的作品全集，其中包含專論十余本，加上所發表的各式文章接近三百篇，編選十分嚴謹，為仍在進行中的洛維特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本書則因為發現太晚而沒有收入全集，但是在他所有作品當中，卻可能是最通俗、最容易讓人認識他鮮明的思想和性格的一部。

卡爾·洛維特

這本書的誕生與出版，背后有漫長而崎嶇的歷程，讓我們從洛維特的生平經歷說起。卡爾·洛維特1897年出生在一個富裕的猶太裔中產家庭，父親威廉·洛維特（Wilhelm L?with, 1861—1932）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畫家，也是慕尼黑與維也納藝術學院的教授。他發跡的19世紀末，可說是一段德國史上的黃金歲月，經濟、科技、學術、醫藥的發展，現代化的基礎建設（如自來水、電力與電話等的普及），都在這二三十年間有很大的進展，后來的史家以當時在位的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88—1914）之名，稱之為“威廉時代”。

由于 1871 年德國統一時，德皇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的祖父）將德國北部各邦已經先行實施的公民平等法律一體適用于全國，于是從中世紀以來針對猶太人的種種歧視性的規定與職業限制皆不復存在，許多猶太家庭便把握這個機會，從外地來到德國，從鄉下涌入都市，在這黃金的二三十年中艱苦奮斗，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像久旱的土地上下過了雨，百千花朵拼命地綻放。那時猶太人占德國總人口不足 1%，但進入中產階級的比例卻遠遠高于其他德國人，有超過 6 成的猶太人成為殷實的富裕階級，陷于貧困的猶太人則是族群中的少數。根據一項統計，在 1900 年前后，德國金融業的高層領導人中，猶太裔者約占三分之一。其他如報業、出版業、工業，甚至學術等各領域，也都有遠超過上述比例的猶太人進入頂尖的領導階層。因此，這段時間里，德國民族主義者仇猶反猶的聲音日漸高漲，德文中的“反猶”（Antisemitismus）一詞便于此時成形，而在不久之后，更具體匯流成為迫害洛維特以及其他無數猶太人的力量。

在此世紀交接的時代，富裕階層的青少年當中興起了一場“青年運動”。簡言之，這是中產階層以上家庭的青少年主張要自我實現、自我教育，而不愿意順從高度技術化了的社會對他們的種種要求。這運動因此有一種反叛的特征。青年運動的精神導師便是尼采（1890 年發瘋，1900 年離世）。洛維特青少年時深受青年運動影響，在慕尼黑實科中學時代便已熟讀了尼采的名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而且終其一生，尼采的“永恒輪回”的概念都是他批判傳統歷史哲學的重要元素。他自愿參加1914年爆發的一戰，主要的動機與其說是愛國主義——事實上洛維特的政治興趣一直并不明顯——不如說與青年運動的關系更為密切，因為自愿從軍正是少年的自我決定，也是對原本生活的逃脫與背叛。

在參戰、負傷、兩年的戰俘生涯之后，洛維特于 1918 年返鄉，進入慕尼黑大學就讀，并在這一年的冬季學期聽了韋伯著名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這次演講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也為他的學問志向指點了方向。德國戰敗后德皇退位，慕尼黑正因蘇維埃革命而混亂不明，洛維特決定遵循韋伯的指示，將“當前的工作做好”，而這當前的工作，對他來說，就是哲學。

于是他轉往弗賴堡（Freiburg）跟隨胡塞爾讀哲學，但被當時還默默無聞的胡塞爾助理海德格爾所吸引。對這一段大學生活，洛維特在本書中有深刻的描述。這樣的大學經驗非但難以用今日一般就業取向的標準來衡量，就連洛維特自己 1928 年之后在馬爾堡大學任教時，也認為已經一去不復返：

從外在條件來看，那是個困頓的時代，充滿著危險、困厄與動蕩，然而那同時也是一個最坦然開闊、最不受拘束，也最為獨立的年代。在這段時間里，年輕人仍知道要找尋自己的道路，能各自成就自己的特殊性。人們從戰場里回來，對精神食糧充滿渴望，而我們在大學里也確實能夠依照自己的判斷找到這些食糧，大學的缺陷并不構成障礙。日后海德格爾也跟我說，他再也沒有遇到過同那時候一樣的一群學生了。我們是最后一代自由的學生——不曾被集體價值統一燙平，也不以快速畢業為基本心態。

夾在弗賴堡與馬爾堡時期之間的重要插曲，是1923 年的惡性通貨膨脹。這場經濟災難摧毀了自“威廉時代”以來的市民階層，洛維特的父親在短期內喪失了辛苦經營 40 年所積累的財富。洛維特在書中對魏瑪共和國這段時期（1918—1933）的政治局面雖然著墨甚少，但對這一場惡性通貨膨脹卻有深入的刻寫，因為此一事件不只切身影響他的家庭，也被他視為當日盛行的文化虛無主義的外顯，更是歐戰的真實意義的表現，同時預先為納粹黨人的政變作了準備：

它（戰爭）代表一種傾其所有的支付行為，一種全盤的毀滅，其結果就成了這段物價膨脹期間的一切歸零，也是這千年帝國的歸零。德國中產市民的美德在當時被洪流沖走了，而這股污穢的洪流里夾帶著的運動力量，在希特勒身邊排成了戰斗的隊形。

1928 年洛維特完成就職論文，在馬爾堡取得“編外講師”的身份。1929 年與柏林女孩埃達（Ada）結婚，1931 年得到固定的教職，自此他有機會過上平淡的哲學教授生活。然而從1933 年希特勒上臺后，猶太人的法律地位、工作與財產權益便開始岌岌可危。洛維特對于納粹初掌權時學院里的觀望、被動、茍且、逢迎，以及學生的激進與膚淺，做了精彩的近身觀察。

整個大學體系毫無抵抗，怯懦地接受一體化運動，唯一在報上作了嚴正抨擊的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卻是一個瑞士人。經歷此段過程的德國學者，在戰后愿意如實描述當時情況者并不多見。洛維特提供的，與其他許多速寫段落一樣，是一份可貴的報道。

洛維特這本傳記里描述最多的個人，是海德格爾，這位引導他進入哲學世界，使他的學院生涯成為可能的導師，隨即也因時代政治、哲學路線與人格行事等主客觀因素而成為他猛烈抨擊的對象。洛維特對海德格爾的批評并不是單純地針對他為納粹效力的行為，而是更深刻地指出海德格爾的政治投入，其原因根植在他的哲學思想里面。這不是“一時的失節”，而是如柏拉圖三赴西西里一樣，其政治行動是思想的自然結果。多年以后，洛維特經歷了 18 年的流亡生涯回到海德堡任教，與海德格爾的關系也沒有立刻恢復。海德格爾在戰后頑強地拒絕對猶太大屠殺的悲劇公開表明立場，引起支持者與抨擊者間激烈的討論。洛維特于 1953 年出版了《海德格爾——貧困時代的思想家》，對海德格爾哲學進行了嚴厲的批判，而此書主要的線索，早在他 1941 年的這部自傳里便已有清晰的呈現。由此可見洛維特思想的一貫性。洛維特在這部自傳里不只批評了海德格爾，也對他的人格與精神、行事與反應方式做了生動細致的側寫。伽達默爾在給洛維特 70 歲祝壽的論文集里，曾贊譽他有可能是德國當代哲學家里文筆最優秀者，這論斷在側寫海德格爾的例子上可說得到有力的證明。洛維特擅長用小故事或三言兩語把一個人的模樣、精神精準抓出來，在這部自傳中也是隨處可見。

海德格爾

本書有許多主題發人深省，即便到今天也仍有時代意義。比如他對猶太文化與德國文化的認同問題的反思。猶太人在歐洲的分布很廣，在納粹進行系統迫害之前，從歐洲最西邊的西班牙到最東邊的蘇聯都有。其中在東歐的猶太人，最概括地說，錫安主義比較盛行，對猶太信仰、猶太生活方式、希伯來文的學習與《妥拉》經典的研讀都很重視。他們受居住環境同化的程度小，所造成的沖突也大。但在西歐的猶太人，文化認同與解放的情形就比較普遍，其中洛維特的家庭即為典型的例子：他的父親在文化上是個道地的德國人，完全沒有猶太的信仰。洛維特對此有清楚的意識，他知道自己向來努力從猶太文化走出來，因此盡力排除自己身上的猶太屬性，也對猶太意識明顯者感到排斥。自傳中他對于1933 年被迫在“猶太人”與“德國人”兩種身份之間選邊站感到憤怒。猶太人的歷史以“大流散”（diaspora）開始，極早便已成為歐洲文明的一部分；納粹德國責怪他們用偽裝來敗壞德國文明，是狹隘的血緣主義，而其實歐洲文明自始便容納多種種族的影響，其核心從根本來說，并非基于血緣，而是一種批判的精神。事實上猶太人早已用他們的表現證明他們有能力“毫無保留地”進入歐洲文化；若排除猶太人的貢獻，歐洲文明是不可想象的；猶太人的經濟貢獻與文化創造早已是歐洲文明不可逆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被迫選擇認同的猶太人中，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事實。他們當中有人從未想過自己不是德國人，甚至還熱切地支持希特勒，卻一夕之間必須流亡國外；也有人“覺醒”自己屬于猶太文化的“事實”，從此洗心革面，回歸猶太信仰。在這道認同的光譜中，存在許多不同情狀，也各有各的悲劇，都在洛維特的筆下得到了或鮮明或簡潔的刻畫。

1934—1936 年，因情勢不明，洛維特靠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一份獎學金避居意大利，但名義上仍保留馬爾堡大學講師的身份。1935 年初，教職被剝奪，他在德國的生存基礎至此完全消失。1936 年，意大利的法西斯政黨也照搬了德國的種族法令，猶太人必須在半年內全數離境。洛維特設法申請波哥大與伊斯坦布爾等地的教職，皆未成功。眼看就要走投無路，這時卻發生了奇跡一般的事情：昔日在馬爾堡大學時期結識的、前來跟海德格爾學哲學的日本哲學家九鬼周造（此時任職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為他居中聯絡，幫他在日本仙臺的東北帝國大學謀到了職位。洛維特夫婦于是打點了行李，在 1936 年 10 月11 日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港登上了日本郵船“諏訪丸”（Suwa Maru），前往遙遠的日本。

洛維特在日本任教的時間是1936—1941年，這段難得的東方經歷，給了他許多近身觀察東方文明以及回頭審視與比較歐洲文化精神的機會。《洛維特全集》第二冊里收錄了他一些與日本相關的思考，如在《歐洲虛無主義》（1940）文末的《后記：給日本讀者》，他對于日本吸收西方文明的方式提出了批判；《關于東方與西方之差異的幾個注記》（1960）總結了他對東西方精神的比較，分析極其深刻，可與本書中對德國文化精神的分析、對意大利民族性的深入觀察互相參照。

以上所述主要提供了一些信息與背景，以幫助對作者與此書的理解。事實上或許不需要太多的介紹，當中許多事，他自己已經做了最好的說明。

最后回到這本自傳的出版故事：這本書原本是作者在日本流亡的最后一段日子里（1941年1月），為了參加征文活動爭取獎金、貼補移居美國所需的旅費，而在短時間內從自己的日記與搜集的書信、文件里整理寫出來的自傳文字。然而這份報告顯然太過哲學性，不合哈佛大學征文單位的需求，因此沒有得獎。事后洛維特也無意出版。此后這份文稿便跟著洛維特夫婦的行李，從日本到美國（1941年3月），輾轉多處。1952年，經昔日同窗伽達默爾的接洽，洛維特返回德國，在海德堡大學哲學系任教，1964年退休，1973年過世，這份稿子已經無人想起，直到遺孀埃達整理稿件時才被重新發現，1986年才終于出版。

像時間膠囊一樣沉寂如此之久，卻在條件完全改變了的時代重新問世，也算是難得的奇書。書中所描述的人、事物及其角度，不是后人搜集資料所能代作，甚至也不是原作者事過境遷之后所可能重寫。哈佛征文一事如今無人知曉，稿件也不知去處。不過隨著“流亡文學”研究的興起，德國美因茨大學教授德特勒夫·加茨（Detlev Garz）于1994年在哈佛大學的檔案館里重新發現了這批應征稿件，所以現在知道當初共有270份報告參加應征，文章長度介于120—300頁的打字稿之間。當中也有些精彩的報告現在已經出版。

恩斯特·A.施密特（Ernst A. Schmidt）教授在本書翻譯過程中曾經提供協助，解釋許多困難的地方，在此表示感謝。他1960年代在海德堡讀書時曾經上過洛維特的課，也認識洛維特夫人。據他轉述，洛維特講課都是把整篇講義完全寫出，上課時則一句一句地宣講，語調相當單調，課堂上學生并不特別多。當時的海德堡哲學系里，伽達默爾比較熱門。洛維特夫婦沒有子嗣，也并不富有，晚年在海德堡過著很簡單的生活。

*本文摘自《納粹與哲學家：一個人的流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