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反傾銷稅和反傾銷措施？

反傾銷稅與反傾銷措施是國際貿易法律體系中遏制不公平競爭的核心制度。反傾銷稅指進口國對以低于正常價值傾銷的進口商品征收的附加關稅，反傾銷措施則包括立案調查、臨時措施（如保證金）、價格承諾協議及最終征稅等系統性規制手段。從法律層面解讀，該制度植根于世界貿易組織《反傾銷協議》及各國國內立法（如中國《反傾銷條例》），其合法性基礎在于維護國際貿易公平秩序，防止出口商通過價格扭曲行為破壞進口國市場。

一般而言進口國對某一出口國商品啟用反傾銷稅需嚴格滿足三要件：首先。確認傾銷現象客觀存在，即出口價格低于正常價值（通常參照原產國市場價或第三國出口價）；其次，證明國內產業遭受實質損害或威脅；最后，需論證傾銷與損害存在因果關系。該制度具有雙重法律屬性：既是國際經濟法中國際條約與國內法銜接的典型范例，也體現了行政法中的調查裁量權與司法審查的制衡關系。

反傾銷措施常被視為貿易救濟工具與貿易保護主義的爭議邊界，因而各國立法均強調措施的臨時性與適度性原則，要求征稅幅度不得超過傾銷幅度，且實施期限一般不超過五年（日落條款）

筆者假設一個生活上的小例子用以解釋何為反傾銷稅。假設你所在的小鎮有兩家面包店，本地店做面包成本10元，賣12元。突然來了個外國面包商，他們用先進技術在本國生產面包成本只要5元，加上運費等雜費3元，總成本8元，但為了搶占市場，故意以7元虧本出售（比成本還低1元）。本地面包店被迫降價到10元，結果虧本倒閉。這時政府調查發現外國面包在原產國正常賣10元，卻以7元“賠本傾銷”到你們鎮，明顯擾亂市場。于是對外國面包加收3元“反傾銷稅”，讓它的售價恢復到10元（7+3），這樣本地店能繼續以12元正常競爭。這個額外征收的3元就像給不公平競爭裝了個剎車片，既不讓外國商家用超低價打垮本地企業，也不阻止正常價格的面包進口，最終保護了市場公平。

二、涉及反傾銷稅的走私案件與傳統低報價格型走私的不同之處

2019年6月，中國商務部對原產于巴西的進口白羽肉雞實施反傾銷措施，征收18.8%至38.4%的反傾銷稅，以遏制低價傾銷對國內產業的沖擊。在此背景下，圍繞反傾銷稅的走私案件頻發，其犯罪模式與傳統低報價格走私存在顯著差異，

（一）犯罪客體上存在差別

傳統低報價格走私行為的核心是逃避關稅、增值稅等一般稅款，通過偽造發票、虛報貨值降低計稅基礎，其侵害客體僅是國家的稅收體制。而反傾銷稅走私的侵害客體具有雙重性：一是國家的稅收體制（反傾銷稅屬于特別關稅），二是貿易救濟制度維護的公平市場秩序。以走私巴西白羽肉雞為例，走私者需同時隱瞞貨物原產地或虛報商品屬性（如將整雞拆分申報為不受反傾銷稅約束的雞雜），其行為直接破壞了中國貿易救濟措施的實施效力。

（二）行為人在主觀方面和客觀行為上都存在差別

在主觀故意認定上，傳統走私只需證明行為人明知貨物真實價格而故意低報；而反傾銷稅走私則需進一步確認行為人明知貨物屬于反傾銷稅征收對象。例如，如果進口商與巴西供應商約定“規避反傾銷稅”的郵件記錄，那么就可以認定其主觀上明知貨物的反傾銷屬性，其明知內容高于普通的低報走私。

客觀行為方面，傳統走私多采用單一價格造假，而反傾銷稅走私常伴隨多重造假鏈條：包括偽造原產地證書、篡改商品編碼（HS Code）、虛構轉運路徑等，行為復雜性顯著提高。

（三）量刑標準上，涉反傾銷稅的走私案件量刑可能略重

根據《刑法》及司法解釋，走私罪量刑以偷逃稅額為核心標準。但反傾銷稅走私的社會危害性溢出效應更突出。例如，2019-2024年中國對巴西雞肉征收反傾銷稅后，國內肉雞養殖業投資增長12%，若走私導致傾銷產品重新涌入，可能引發行業二次受損。司法實踐中，法院在量刑時可能參、將“破壞國家貿易管制政策”作為從重處罰情節。

此外，反傾銷稅稅率波動使偷逃稅額計算更依賴海關《反傾銷稅稅則號列公告》，與傳統走私中按貨物實際價值比例計算存在技術差異。因此計算出的實際偷逃稅額也可能比傳統低報走私案件更高。

三、涉反傾銷稅走私案件的辯護重點

在涉反傾銷稅走私案件的辯護中，需重點突破三個問題：

其一，主觀明知要件，需結合《刑法》及《反傾銷條例》第19條，論證當事人是否明知涉案貨物屬于反傾銷稅征收對象。例如，若進口商能證明已盡合理審查義務（如要求巴西供應商提供非傾銷商品證明），或海關歸類指引存在模糊性，可削弱“故意逃避”的認定。其

二，計稅基準爭議，反傾銷稅額以CIF價格乘以稅率為準，但若貨物實際成交價格包含特殊折扣或交易模式（如轉口貿易中第三方介入），需通過《海關計核證明書》復核程序，挑戰計稅基數合理性。

其三，原產地與商品屬性抗辯，如涉案白羽肉雞經實質加工改變稅則號列（如從整雞變為深加工制品），可主張其脫離反傾銷稅適用范圍。此外，需關注司法實踐中對“貿易救濟措施特殊性”的認定慣性，通過引入國際貿易專家證言，辨析反傾銷措施執行中的技術偏差（如抽樣調查方法是否覆蓋涉案批次），將部分責任導向行政程序瑕疵，降低刑事可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