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3日，特朗普宣布美國國家緊急狀態，對所有國家征收 10% 的「基準關稅」，這將給美國居高不下的通脹，又一次重錘。

以中美貿易為例：

美國自華進口商品整體需求彈性為-1.08，意味著關稅成本傳導將引發近乎等比例的貿易額縮減。當關稅導致進口商品含稅價格提升10%時，進口數量將下降10.8%。

對等關稅就是，你對我征收多少關稅、我也征收你多少關稅。

經濟學和金融界，搞一個復雜的計算方法，通過效率傳遞參數和彈性系數，能夠實現不同國家的差異化處理，也可以更為準確的測度。

結果，特朗普團隊，直接偷懶了，翻譯如下：

為計算互惠關稅，采用了美國人口普查局 2024 年的進出口數據。選定了 ε 和 φ 的參數值。進口需求的價格彈性 ε 被設定為 4。

近期的證據表明，從長期來看，彈性系數接近 2（Boehm 等人，2023 年），但對彈性系數的估計存在差異。
為謹慎起見，參考了那些發現彈性系數較高、接近 3 至 4 的研究（例如，Broda 和 Weinstein，2006 年；Simonovska 和 Waugh，2014 年；Soderbery，2018 年）。
進口價格對關稅的彈性系數 φ 為 0.25。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近期經驗表明，關稅向零售價格的傳導程度較低（Cavallo 等人，2021 年）。

結果，把差異化的點直接搞成了1=ε *φ =4*0.25

21世紀來說，滯脹是最糟糕的，也是最難治理的。美歐滯脹反復發作，除石油危機影響外，更與治理思路偏差相關：過度依賴工資—價格管制而回避宏觀緊縮，深層根源在于政治經濟學邏輯—緊縮政策易觸發經濟衰退與失業風險，導致決策者為短期政治利益所困。

滯脹是什么？

1930年至今，明確定義出現“滯脹”是在1970年代。

滯脹指衰退與通脹同時發生的共時性現象，20世紀70年代滯脹新概念顛覆了戰后大行其道的菲利普斯曲線假說，對當時主導宏觀經濟理論演變產生關鍵影響。

滯脹（Stagflation）最初是英國保守黨議員伊恩·麥克勞德于1965年11月17日在英國議會辯論發言時提出的。

西方世界大規模滯脹到20世紀70年代才全面展開，美國70年代滯脹經歷三階段：

第一段：政策擴張催生初期滯脹（1963-1970）

20世紀60年代，美國約翰遜政府推行"偉大社會"計劃，大幅增加財政支出，導致財政與外貿雙赤字擴大并推高通脹。至1969年尼克松執政時，通脹持續惡化，1970年經濟增速首現-0.25%負增長，通脹率攀升至5.8%，美國首次出現經濟停滯與高通脹并存的滯脹現象。

第二段：石油危機觸發全面滯脹（1973-1974）

尼克松政府采取行政手段管控工資與價格，初期雖短暫抑制通脹，卻未能解決貨幣超發本質問題。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國際油價從1972年1.82美元/桶暴漲至1974年10.97美元/桶，直接沖擊能源依賴型經濟體。美歐等國陷入經濟深度衰退（如美國1974年GDP增速-0.5%）與惡性通脹（美國1974年CPI達11%）的雙重困境，全球滯脹格局全面形成。

第三段：能源動蕩加劇二次滯脹（1978-1982）

1978年卡特執政時，美國經濟增速從5.5%驟降至3.2%，但通脹率逆勢飆升至11.3%。1979年伊朗革命與1980年兩伊戰爭引發第二次石油危機，油價由1978年12.9美元/桶躍升至1980年36.9美元/桶。美國經濟連續三年劇烈波動：1980-1982年GDP增速為-0.3%、2.5%、-1.8%，同期通脹率高達13.5%、10.3%、6.1%，能源沖擊與經濟結構性問題疊加使滯脹周期再度延長。

1970s滯脹產生的原因

有時把滯脹概括為總供給線向左上方移動的結果，但1965年伊安·麥克勞德創造“滯脹”一詞以及1970年美英初步發生滯脹，其成因都與石油禁運與外部供給沖擊無關，而是國內宏觀政策多年過度擴張累積作用的結果。

經濟學教科書將“滯脹”歸因于總供給曲線左移，但20世紀70年代美英滯脹初期主要源于國內宏觀政策長期過度擴張的累積效應，而非石油禁運等外部沖擊。

1970-1984年間，美歐滯脹反復發作，除石油危機影響外，更與治理思路偏差相關：過度依賴工資—價格管制而回避宏觀緊縮，深層根源在于政治經濟學邏輯——緊縮政策易觸發經濟衰退與失業風險，導致決策者為短期政治利益所困。

工資-通脹螺旋機制是指工資的增加會導致生產成本上升，進而推動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又會促使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資，從而形成一種相互促進的循環，導致工資和物價不斷上升的現象。

1979年開始，沃爾克以堅定緊縮政策成功控通脹的案例，印證宏觀治理需突破短期政治約束，通過精準施策平衡長期經濟穩定目標，這對理解滯脹機理與政策選擇具有雙重啟示價值。

此后幾十年美歐也曾經歷石油危機沖擊，然而并未發生嚴重通脹或滯脹，經濟結構演變降低能源利用強度、經濟全球化降低成本都有影響，另外汲取20世紀70年代相關經驗教訓實施宏調政策重視防范通脹也產生一定作用。

2025s特朗普關稅政策加劇滯脹前景

治理通脹需抑制工資—通脹螺旋效應，其關鍵在于勞動者能否承受實際工資下降。20世紀70年代，美歐工會組織強勢（如美國工會覆蓋率超30%），制約工資彈性調整，加劇滯脹治理難度。近數十年工會式微（覆蓋率降至10%左右），工資機制靈活性提升，為控通脹創造有利條件。

當前美國社會分配矛盾激化，進步主義推動分配干預政策強化，工資調整能否適配通脹治理目標存疑。

當前美西方經濟與20世紀70年代滯脹期的核心差異在于，長期零利率與量化寬松政策催生了高通脹、高杠桿及高資產價格并存的復雜格局，迥異于傳統單純CPI通脹模式。

這種結構性矛盾對通脹治理形成三重制約：其一，貨幣緊縮政策因顧及資產價格與債務風險而難以充分實施；其二，去杠桿進程與經濟減速相互強化，加劇政策操作難度；其三，資產泡沫破裂可能觸發資產負債表坍塌式衰退，導致通脹調控成果逆轉。

相較于歷史經驗，當前通脹治理不僅需應對物價波動，更須破解金融脆弱性與實體經濟的深度綁定，凸顯宏觀政策在多重目標間權衡的復雜性與風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