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自Powell今天活動的QA

主持人一號：
鮑威爾主席，非常感謝您來到現場接受我們的提問。

您剛才談到經濟形勢非常強勁，形容經濟形勢良好、通脹正在下降，就業市場依然非常強勁。然而，本周早些時候，特朗普總統在被問及市場波動時表示，這種波動“在預料之中”。他說：“我們接手時繼承了一個非常糟糕的局面。”許多選民在一定程度上也認同這種判斷。我想問您，如何回應這種評估，以及數據所講述的情況與許多人對經濟感受之間不一致的問題？

鮑威爾：
當然。首先我要說明，我一直有個做法是不對任何民選官員的言論作出回應，這樣做不合適。情況是這樣的：人們在接受調查并表達對經濟不滿時，這主要反映出那段時期（2021-2023年）高通脹時物價水平的大幅上升。現如今，通脹已回落到較為正常的水平，就業率依然較低，經濟穩步增長，但人們依然感受到曾經那種高物價水平的影響。換句話說，價格并沒有下降。他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在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時，開銷大幅增加。他們對這一點的不滿是有理由的，我們也不感到驚訝。這正解釋了負面情緒的來源。當然，我們關注的是通脹率（價格變動率），而我們看到這一數據已經大幅回落。此外，失業率仍然很低，幾乎接近最大就業水平，而經濟也在穩步增長。所以這些統計數據都是好的，但過去幾年的價格上漲依然壓在民眾的預算上。

主持人二號：
我來自密爾沃基，最近幾周我一直在與我們社區和地區的商業領袖、企業高管以及消費者交流，主要是在本周消息發布之前。主席，他們均感到憂慮和緊張。有位企業主告訴我，如果有哪怕一點經濟衰退的跡象……
他說：“如果一旦出現衰退的跡象或預兆……”并請我轉達給您。您的回應是什么？

鮑威爾：
我想首先指出：從近期的就業報告數據來看——雖然這些數據大約來自一個月前、3月12日那一周——它們顯示我們的經濟依然穩固，失業率仍然較低。我理解當前不確定性對大家的壓力。當提及經濟衰退時，我們實際上并不對其發生概率作出預測，不過很多外部預測機構確實做了相關預判，并且很多人已經上調了這一概率，盡管是從很低的數上調的。不過現在沒人預測經濟衰退，也有人開始預測，但我對此無能為力。現階段不確定性確實很高。我們了解到的是，關稅數值比預期要高，比幾乎所有預測機構的預估都要高。雖然目前尚不清楚最終會達到什么水平，但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主持人一號：
去年在國會聽證會上，一位美國眾議員說您很無聊。您當時感謝他，并表示認為這是一種極高的贊揚。事實上，我覺得自從住房危機以來，美聯儲的一條不成文規則就是——在市場波動和經濟可能的戲劇性變化面前，保持像平衡器那樣的作用，非常穩定、沒有驚喜，非常可靠。在當前這個充滿戲劇性和不確定性的時刻，這種穩定到底是否意味著避免了經濟危機？這種情況是有意為之，還是政治因素所致？您如何看待自己在這一時刻的角色？

鮑威爾：
我認為，您提到的所有這些價值觀，實際上都是我們努力遵循的。我們依靠分析、深入思考、討論和辯論，力求在盡可能遠離政治影響的同時，講真話。我想大家也期待我們這樣做。而與此同時，我們并非參與廣泛的政治討論，不涉及那些非我們職責領域的政策，比如貿易、移民、財政政策等。那些決策是由其他人做出的。我們利用自己的工具，努力實現國會賦予我們的目標——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我更愿意認為，長期來看，我們是一個提供理性冷靜分析的來源，也是向公眾提供金融及宏觀經濟穩定的機構，這正是我們的宗旨所在。

主持人二號：
那么在這么多由某一位領導人行為所左右的情況下，企業和個人如何制定未來規劃？您是否將自己視作經濟問題上的“心理按摩師”？

鮑威爾：
不，我認為我們需要退一步看看。當下情況是，正如我剛才所講，新政府正在對貿易、移民、財政政策和監管等方面實施重大政策調整，而這終究只是新政府上任的幾個月內。這個過程會繼續進行，在某個時點，新政策會擺上桌面并發揮作用，屆時不確定性就會降低。現階段，對于這些政策的具體形式以及它們短期內的經濟效應，仍充滿不確定性。未來一年，當不確定性降低后，政策的實際效果會變得非常明確。所以我理解，現在一切都高度不確定，我們只能等待事情進一步明朗，這正是選舉周期和新政府上任帶來的必然結果。

主持人一號：

我是說，鑒于現在變化萬千，而且我們正處在一切尚未穩定的時期，而美聯儲以及您作為主席都極其依賴數據預測與政策指導，您如何應對這樣的局面？我是說，您能調整您的計劃和預測嗎？還是……必須重置它們？

鮑威爾：
你知道，過去幾個月里，我們工作人員一直把目前的預測當作是“占位”數據。因為不確定性太大，他們不愿稱之為預測，而是稱為“占位”。這正是我們的思考方式，所以現在正是退一步，讓情況逐漸明朗的時候。這就是原因所在。目前還太早，不能確定對這些新政策應采取何種合適的貨幣政策回應，到今天我們還不能充滿信心地作出判斷。因此，我們選擇退后一步，觀察這些政策最終會如何形成以及它們對經濟的影響，屆時我們就能采取行動。幸運的是，我們目前的政策立場允許我們這樣做，你知道，我們的政策總體來說是適度收緊，可以說是中度限制，而并非嚴格緊縮。但這種政策立場是恰當的，因為目前通脹略高于目標水平。所以我們認為自己處于有利位置，可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在此期間，我們正在等待更多明確的信息，然后再考慮進行調整。

主持人二號：
威斯康辛那邊有位企業主告訴我，他們無法制定下一步計劃，想擴張、建新廠或招聘員工，但連“拐角”都摸不清，甚至都不確定“拐角”后是什么。聽起來他們和您現在的處境有些類似。

鮑威爾：
我們也聽到了類似的聲音。通過與企業、大學、非營利機構以及區域儲備銀行和聯邦理事會的廣泛聯系，我們聽取了很多意見。但這也是一個過程，我們正在經歷，一旦新政策具體內容和經濟影響明朗后，一切就會清晰，那時大家便可做出決策。與此同時，我理解企業和民眾當前正處在等待明確性的時候，包括我們自己，現在看來，等待政策路徑的明確至少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主持人一號：
正如您剛才提到的“占位”策略——在眾多我們未知因素存在的情況下先占個位置——這讓我想到，這并不是您第一次帶領市場和經濟經歷經濟沖擊。顯然，大約五年前就經歷過新冠疫情。在某些方面，當前的情況確實很相似：充滿了大量不確定性、震蕩，以及可能對價格和供應造成干擾，而這些問題正是美聯儲擅長應對的領域。從您的角度看，“解放日”能否與新冠疫情對經濟產生的影響相提并論？它們完全不同嗎？可以說，兩者在某種程度上是相關聯的。

鮑威爾：
您知道，我認為每種情況都是不同的。曾經有新冠疫情，然后應對疫情時出現了高通脹，隨后經歷了軟著陸，而現在我們則面對新政府和政策變化。每種情況雖然有些相似之處，但并不完全相同。

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所面臨的正如我在講話中所提到的，是同時存在較高失業率和較高通脹的風險，而這對中央銀行而言是個難題，因為我們的工具主要是利率。利率既可以用來放緩經濟，也可以用來加速經濟。如果失業率上升，就需要刺激經濟，加速增長；而如果通脹上升，則需要減緩經濟增長。因此，如果我們發現自己正處在這種局面，我們會仔細觀察這兩個指標各自與目標之間的差距，評估各自恢復到目標所需的時間，并據此進行權衡，最終做出決策。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不同且非常困難的情形。面對高通脹時，那段經歷對國家和我們所服務的民眾都帶來了痛苦，但我們知道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政策，知道需要大幅加息。在疫情期間，我們同樣清楚應對之策，方向非常明確，我們必須果斷采取措施，而且我們確實如此做了。

主持人一號：
在這種情形下，美聯儲的雙重使命可能會相互沖突。

鮑威爾：
這兩個目標，正如我們所說的，可能會朝著不同方向發展，但我認為這并不是我們目前所見的情況。現階段，其邊際上可能表現為通脹上升，以及可能伴隨一定的失業率上升，但這僅僅是邊際上。我的看法是，目前的情況并不像我們在1970年代所經歷的那樣，那時這兩個目標確實是互相拉扯、背道而馳，使得中央銀行很難找到應對之策，而今天的局面并非如此。

主持人二號：
現場一位觀眾提問：如果失業率和通脹率同時大幅上升，您會傾向于調整哪一個？您會如何權衡？

鮑威爾：
實際上，我們有一份文件，叫做《共識聲明》（完整版名為《貨幣政策策略中的長期目標聲明》），其中第六段討論了當兩項目標出現緊張時的對策。文件中建議，要考慮每項指標離目標的程度以及各自恢復到目標所需的時間。這其實就是一個公式——比較兩個數字，每個數量中都有兩個變量。然后決定著重采取哪一項措施。通常這種情況并不常見，但如果其中一項明顯偏離目標更多，我們就該優先解決那一項。在高通脹的背景下，勞動市場過熱和高通脹兩項因素都要求緊縮的貨幣政策。不過，現在的情況并非如此。

主持人一號：
我覺得您的工作中還存在另一種內在矛盾：您既關注全球及宏觀經濟中美國所處的位置，也關注那些非常“有溫度”的數據——正如吉姆所說，崗位和物價可能是最具人情味的數據，也是我們日常最直觀感受到的。您在觀察數據時，如何平衡全球市場數據與反映無數家庭生活和工作情況的數據？

鮑威爾：
在美聯儲，我們始終把服務民眾放在首位，每天我們都清楚自己的決策對人們生活的實際影響，這種認識會讓我們更加專注。與美聯儲工作人員交流，你會感受到他們強烈的為公眾服務的使命。雖然經濟事件有時非常不可預測，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沖擊，但無論發生什么情況，我們的任務始終是利用好手中的工具，把經濟拉回到穩定狀態，實現價格穩定和最大就業。這正是我們的工作宗旨。同時，我們也盡力讓決策過程中的所有方面都得到充分的考慮。

主持人二號：
針對最近一輪關稅，哈雷戴維森（總部位于密爾沃基）將部分生產線遷往泰國。可現在新一輪的關稅可能會讓這家公司再次陷入困境，對銷售、就業乃至公司未來造成重大打擊。針對眾多處于類似處境的企業，您會給予怎樣的建議？

鮑威爾：
對此我只想堅持我們的本職工作——我們的貨幣政策獨立性至關重要。為了保持這種獨立性，我們必須避免陷入不屬于我們職責范圍內的問題。貿易政策正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幾乎每個問題都有聲音想把我們牽扯其中，而我們只需堅守本職，不被卷入其中。貿易政策、能源政策、氣候變化、移民問題……雖然這些都對經濟有影響，但如果我們也將它們視為職責，那么我們的獨立性就會消失。所以，這些問題不宜由我們來評論。

主持人一號：
在如此劇烈變化和不確定性占主導的時刻，美聯儲內部是如何運作的？當您觀察形勢的發展時，內部實際是怎樣運轉的？大家都在忙些什么？

鮑威爾：
我非常自豪能與我的同事共事。在這種時刻，或者像疫情期間當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幾乎癱瘓時，總會有一些非常有經驗的員工站出來，說：“我們能應對這個局面。”這些都是擁有25年、35年危機應對經驗的職業人員，他們站出來應對挑戰，展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能力。我能夠與他們并肩工作深感榮幸。此刻，我們的貿易、通脹和宏觀經濟專家都在緊張工作，試圖消化本周的新聞，并將這些信息融入他們的預測中。我們的決策者們也在不斷關注所有相關信息和外部分析。目前，我們下次FOMC會議定在5月6日至7日召開，所以這是一個將持續數周的過程。雖然我們還沒到那個階段，但我們正展望未來。現在感覺上并不急迫，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因為正如之前所說，雖然通脹上行、經濟增速放緩，但目前尚不清楚哪條貨幣政策路徑是適當的，我們需要繼續觀察，等到情況明朗后再作出調整。

主持人二號：
有位成員問您，您是否與其他國家的央行行長保持聯系？

鮑威爾：
是的，我們聯系非常頻繁，絕對這么做。事實上，在我經歷的其它危機中也是如此。不僅如此，我們每年都會在華盛頓參加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會議，還經常前往巴塞爾與其他央行行長會面，以及參加G20和G7會議，各國央行行長都會參與。所以我們定期會面、交流，不見面時也會通過短信或群聊保持聯絡。關于具體情況，我就不便透露太多。

主持人二號：
那您本周是否與其他央行行長交流過？

鮑威爾：
最近確實有交流。雖然我不便透露具體細節，但確實有此溝通。

主持人二號：
他們的情緒與看法如何？

鮑威爾：
如何描述他們的情緒，我還是不便詳細評論，也不適合談論國際同行的具體言論。不過大家討論的都是當前發生的事件、這些事件對經濟的影響，以及市場、企業和政府傳遞的信息，這些都是我們每天都會關注的內容。我認為這也是這份工作的一個美妙部分，各國央行都保持非政治性，我們在看待問題時有很多共通之處。我們之間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聯系，從來不會就政策問題互相游說，因為我們各自有各自的政策。我們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時建立起良好的朋友關系，這也是與全球各地優秀領導人交流的一大樂趣。

主持人一號：
說到美聯儲主席這一職位，這不僅是一份責任和權力巨大的工作，同時也是一份工作……您如何形容這份工作的性質？感覺如何？

鮑威爾：
老實說，我感覺自己只是一個盡職盡責地做事的人而已。我有一份工作要做，而我真的很喜歡這份工作，雖然有時壓力很大，但這工作非常有趣，能與優秀的人共事，同時從事著極其重要的工作，我對此感到非常自豪。我也非常感激能與一群致力于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人共事，我們非常明白把事情做到位的重要性，也一直不斷地反思、討論直到確信方向正確。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沒有絕對的確定性，也可能會出現錯誤，因為經濟走勢有時會出人意料。

主持人二號：
那么，您的任期將在一年后結束，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安全感？

鮑威爾：
我完全打算完成整個任期。

主持人一號：
非常好。在臨近結束時，我想問個稍微與主題無關的問題。您擔任這樣一個責任重大的職位，人們對您的每一個細節都充滿好奇，總是解讀您的一舉一動、用詞選擇等。我一直好奇的一點是——

主持人一號：
您總是戴著紫色領帶，每次我看到您時，都覺得您穿的領帶是紫色，我想知道這其中是否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鮑威爾：
起初，僅僅是因為我喜歡紫色領帶。后來在下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我嘗試換藍色或紅色，但發現感覺不太對勁，所以最終我就選擇一直戴紫色領帶，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種習慣。而且這也符合我們嚴格的非政治性原則——我們絕不涉足政治，因此用紫色也能體現這點，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喜歡紫色領帶。

主持人二號：
抱歉，這里有個問題：關于紫色吉他撥片。我有一個密爾沃基的問題遺漏了：在密爾沃基及其他地區，住房市場已經嚴重失衡。僅在東南部威斯康星地區，就有大約5000套房屋無法滿足市場均衡；而一份本周的報告稱，關稅可能讓新建住房成本上漲6000美元。人們是否會繼續持有疫情期間那種低息房貸，直到市場恢復之前？

鮑威爾：
您提到了幾個方面。首先，我們長期以來確實沒有建造足夠的住房，未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住房需求。事實上，即使在疫情之前，住房就已經非常緊缺，這種情況在許多類似的民主國家中也存在。其次，正如您說，由于疫情期間極低的按揭利率，很多人因此被“鎖定”，搬家成本非常高，這種現象會隨著時間逐漸消退。您還提到建材成本，如進口原木、釘子等的上漲，同時住房建筑業歷來依賴大量的移民勞動力。這意味著，未來新建住房可能面臨勞動力與建材成本雙重壓力。但即使這些短期因素消失，我們仍將面臨住房供給不足的問題，所以在較長時間內，住房價格可能依然受到上行壓力，直到人口增長放緩或供給趕上需求。

主持人一號：
您提到目前正處于等待政策效應顯現的階段。您認為這些重大政策變動多久后才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體現，比如在價格、供應等方面？

鮑威爾：
這很難確切說明。現在我們才剛剛了解4月初出臺的一些舉措，而現在我們已經知道4月的一些變化，但關于它們如何演變還有很多要討論。我們已經看到關稅比公眾預期的要嚴重，隨著時間推移，您會更清楚它們對經濟的具體影響。但我無法給出一個確切時間表。需要注意的是，這不僅僅是關稅政策，還有即將出臺的重要財政立法和重大監管變化，這些都會對整體經濟產生影響。雖然我不能提供具體日期，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政策正按照預期速度逐步落實，到那時真正的經濟效應將在今年陸續顯現。

主持人一號：
您剛才提到的財政立法，是指稅收減免嗎？

鮑威爾：
是的，我知道他們正在考慮，盡管我們不評論財政政策，但我了解到，他們正在討論將TCJA永久化，以及可能實施其他措施。我們對此也采取“占位”態度，但這并非我們的職責范圍，所以不便多加評論。

主持人二號：
還有一個來自密爾沃基的朋友的問題：她的客戶已有交易方案待定，一些企業正在從車庫起步準備進行私募股權融資，但如今這些項目陷入停滯。您認為當前的不確定性會對這些私募股權交易產生多久的影響？

鮑威爾：
我們確實聽到很多這樣的聲音：大家都在等待明朗化。我無法確切告訴您這種不確定性會持續多久，但最終局面會明朗化。當我們了解到新政策和其影響后，不確定性會明顯降低。也正如企業和民眾目前所說的，他們都在耐心等待明朗化，這在當前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是合適的做法。

主持人一號：
現在，請問您目前特別關注哪些經濟指標？眾所周知，您關注PCE和CPI等數據，在現階段，您是否還重點關注其他指標？

鮑威爾：
總體來說，我們主要關注兩大數據板塊：價格和就業。就就業而言，我們能獲取大量數據，包括失業率、勞動參與率、分年齡段的數據、工資、就業崗位、離職率和職位空缺等指標。至于通脹率，我們主要關注PCE物價指數，而非CPI。事實上，25年前我們便開始采用PCE，因為我們認為PCE更能準確反映家庭和企業面臨的物價壓力，不過兩者總體上是聯動的。另外，在觀察經濟增長時，我們密切關注消費者支出，因為消費支出是推動經濟的主要因素，我們會關注消費者調查、信心和實際支出情況；盡管有時調查顯示出負面情緒，但消費者依然持續消費。另外，企業投資也是關鍵，它同樣會受到企業預期和情緒的不確定性影響。從整體看，我們參考大量數據，同時也與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人交流，只有從真實體驗中，整體經濟圖景才能逐步清晰。

主持人一號：
就像《褐皮書》一樣，對嗎？

鮑威爾：
謝謝您提到《褐皮書》，我建議大家都讀一讀。它大約在FOMC會議中期發布，由各地區儲備銀行提供關于各自區域經濟狀況的詳盡描述。如果您想了解全國數據固然重要，但如果您想知道各地區和行業的實際狀況，《褐皮書》是極好的參考工具。這也是我們美聯儲體系的一大優勢——擁有十二個地區儲備銀行，各自擁有自己的經濟分析團隊和FOMC代表。

主持人二號：
接下來我想問一個很多人都知道的問題——關于Grateful Dead樂隊。您對這支樂隊熟悉，那么問題來了，先生，您更喜歡《American Beauty》還是《Terrapin Station》？

鮑威爾：
這正是我那個時代的產物，我成長于那勤勞人時代，從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的音樂風格是我的最愛。

主持人二號：
那么您是否認為“Working Man”已經不復存在？

鮑威爾：
他們的那首唯一熱門作品確實是一首好歌。不過，自那以后我就忙于工作了。

主持人二號：
感謝您抽出寶貴時間參加我們的討論，我們非常感謝您的工作和付出。

鮑威爾：
非常感謝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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