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英文：Qian Xuesen，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出生于上海，籍貫浙江杭州，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享譽海內外的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和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七屆、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錢學森1929—1934年就讀于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1939年獲得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航空和數學博士學位；1947年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1957年補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65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1970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1986年6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錢學森主要從事應用力學、工程控制論、航空工程、火箭導彈技術、系統工程和系統科學、思維科學和人體科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等領域的研究。

【正文】

今天找你們來，想和你們說說我近來思考的一個問題，即人才培養問題。我想說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養問題，而是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我認為這是我們國家長遠發展的一個大問題。

今天，黨和國家都很重視科技創新問題，投了不少錢搞什么“創新工程”、“創新計劃”等等，這是必要的。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創新思想的人才。問題在于，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東西，受封建思想的影響，一直是這個樣子。我看，這是中國當前的一個很大問題。

最近我讀《參考消息》，看到上面講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情況，使我想起我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去美國的，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麻省理工學院在當時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覺得沒什么，一年就把碩士學位拿下了，成績還拔尖。其實這一年并沒學到什么創新的東西，很一般化。

后來我轉到加州理工學院，一下子就感覺到它和麻省理工學院很不一樣，創新的學風彌漫在整個校園，可以說，整個學校的一個精神就是創新。在這里，你必須想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們競賽，才能跑在前沿。這里的創新還不能是一般的，邁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會被別人超過。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別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學術氣氛非常濃厚，學術討論會十分活躍，互相啟發，互相促進。

我們現在倒好，一些技術和學術討論會還互相保密，互相封鎖，這不是發展科學的學風。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別人趕上來。

我記得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我的老師馮·卡門講了一個非常好的學術思想，美國人叫“good idea”，這在科學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沒有創新，首先就取決于你有沒有一個“good idea”。所以馬上就有人說：“卡門教授，你把這么好的思想都講出來了，就不怕別人超過你？”卡門說：“我不怕，等他趕上我這個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遠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學院，一下子腦子就開了竅，以前從來沒想到的事，這里全講到了，講的內容都是科學發展最前沿的東西，讓我大開眼界。

我本來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師鼓勵我學習各種有用的知識。我到物理系去聽課，講的是物理學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論、核技術，連原子彈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這個大權威，講遺傳學，我們中國的遺傳學家談家楨就是摩根的學生。化學系的課我也去聽，化學系主任L·鮑林講結構化學，也是化學的前沿。他在結構化學上的工作還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以前我們科學院的院長盧嘉錫就在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進修過。L·鮑林對于我這個航空系的研究生去聽他的課、參加化學系的學術討論會，一點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幾歲，我們后來成為好朋友。他晚年主張服用大劑量維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醫學界的普遍反對，但他仍堅持自己的觀點，甚至和整個醫學界辯論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劑量維生素，活到93歲。

加州理工學院就有許多這樣的大師、這樣的怪人，決不隨大流，敢于想別人不敢想的，做別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說好的東西，在他看來很一般，沒什么。沒有這種精神，怎么會有創新！

加州理工學院給這些學者、教授們，也給年輕的學生、研究生們提供了充分的學術權力和民主氛圍。不同的學派、不同的學術觀點都可以充分發表。學生們也可以充分發表自己的不同學術見解，可以向權威們挑戰。過去我曾講過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當研究生時和一些權威辯論的情況，其實這在加州理工學院是很平常的事。

那時，我們這些搞應用力學的，就是用數學計算來解決工程上的復雜問題。所以人家又管我們叫應用數學家。可是數學系的那些搞純粹數學的人偏偏瞧不起我們這些搞工程數學的。兩個學派常常在一起辯論。有一次，數學系的權威在學校布告欄里貼出了一個海報，說他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講理論數學，歡迎大家去聽講。

我的老師馮·卡門一看，也馬上貼出一個海報，說在同一時間他在什么地方講工程數學，也歡迎大家去聽。結果兩個講座都大受歡迎。這就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學術風氣，民主而又活躍。我們這些年輕人在這里學習真是大受教益，大開眼界。今天我們有哪一所大學能做到這樣？大家見面都是客客氣氣，學術討論活躍不起來。這怎么能夠培養創新人才？更不用說大師級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學院還鼓勵那些理工科學生提高藝術素養。我們火箭小組的頭頭馬林納就是一邊研究火箭，一邊學習繪畫，他后來還成為西方一位抽象派畫家。我的老師馮·卡門聽說我懂得繪畫、音樂、攝影這些方面的學問，還被美國藝術和科學學會吸收為會員，他很高興，說你有這些才華很重要，這方面你比我強。因為他小時候沒有我那樣的良好條件。

我父親錢均夫很懂得現代教育，他一方面讓我學理工，走技術強國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學音樂、繪畫這些藝術課。我從小不僅對科學感興趣，也對藝術有興趣，讀過許多藝術理論方面的書，像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我在上海交通大學念書時就讀過了。這些藝術上的修養不僅加深了我對藝術作品中那些詩情畫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學會了藝術上大跨度的宏觀形象思維。我認為，這些東西對啟迪一個人在科學上的創新是很重要的。科學上的創新光靠嚴密的邏輯思維不行，創新的思想往往開始于形象思維，從大跨度的聯想中得到啟迪，然后再用嚴密的邏輯加以驗證。

像加州理工學院這樣的學校，光是為中國就培養出許多著名科學家。錢偉長、談家楨、郭永懷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學院出來的。郭永懷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學院，他也是馮·卡門的學生，很優秀。我們在一個辦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討論問題。我發現他聰明極了。你若跟他談些一般性的問題，他不滿意，總要追問一些深刻的概念。他畢業以后到康奈爾大學當教授。因為卡門的另一位高才生西爾斯在康奈爾大學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懷，邀請他去那里工作。

郭永懷回國后開始在力學所擔任副所長，我們一起開創中國的力學事業。后來搞核武器的錢三強找我，說搞原子彈、氫彈需要一位搞力學的人參加，解決復雜的力學計算問題，開始他想請我去。我說現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導彈，事情很多，我沒精力參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薦一個人，郭永懷。郭永懷后來擔任九院副院長，專門負責爆炸力學等方面的計算問題。在我國原子彈、氫彈問題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飛機失事犧牲了。那個時候，就是這樣一批有創新精神的人把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導彈、衛星搞起來的。

今天我們辦學，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學院的那種科技創新精神，培養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國這么多年，感到中國還沒有一所這樣的學校，都是些一般的，別人說過的才說，沒說過的就不敢說，這樣是培養不出頂尖帥才的。我們國家應該解決這個問題。你是不是真正的創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別人沒有研究過的科學前沿問題，而不是別人已經說過的東西我們知道，沒有說過的東西，我們就不知道。所謂優秀學生就是要有創新。沒有創新，死記硬背，考試成績再好也不是優秀學生。

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國以后，我覺得國家對我很重視，但是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更多的錢學森，國家才會有大的發展。我說了這么多，就是想告訴大家，我們要向加州理工學院學習，學習它的科學創新精神。我們中國學生到加州理工學院學習的，回國以后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學習過的人都受它創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創新不行。我們不能人云亦云，這不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創新。

我今年已90多歲了，想到中國長遠發展的事情，憂慮的就是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