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華爾街老牌精品投行（Boutique Investment Bank）合伙人，第三代華爾街華人投資者，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POC推薦人，大紐約商會（GNYCOC）高級理事，綠色雙碳產業聯盟-IDR路演委員會理事，復旦大學iLab MBA客座講師， 專注于數字消費、AI、教育、產業互聯網和新能源行業，為50+優質企業完成數十億美元融資。

在留學低齡化與競爭白熱化的今天，“資源”已成為決定教育成敗的關鍵變量。然而，許多家長仍陷入“砸錢即可”的誤區，或盲目依賴中介，或忽視隱性資源的價值。本期通過李欣先生在英、美、日、澳、新、加等國產業投資、項目落地追蹤、Z世代教育體系的深耕經歷，探討【500W留學投入，5000元月薪】現象的本質，通過真實案例揭示資源整合前的“教育邏輯”是什么？商業發展與教育的共性；資源錯配的代價是什么?。

Q1：作為金融、咨詢、新能源、產業互聯網、教育行業的跨界領軍者，接觸和幫扶了眾多10歲-30歲不同階段和年齡層的新人成長，您認為商業發展與子女教育規劃之間存在哪些共性？

回答：在資本圈，我們經常為不同的前沿行業賦能，其中新能源、時尚和人工智能是高熱度行業，這些行業的成長背后，是強大的品牌溢價、跨領域資產配置和資源利用率，這些領域的頭部企業在選拔實習生、變更管理層人選、企業戰略轉型時，都會頻繁地關注個體的“商業資源”。

為什么很多企業被迫出局，為何很多出身優秀的年輕人找不到機會，原因在于他們容易沉迷在靜態且標準的知識體系里，比如有些咨詢公司還在沉迷自己所謂的方法論，波特五力或PEST模型這些，甚至為此寫書造模板，連客戶真正想借咨詢公司手撬動什么資源的目的都摸不出來。以為這些就可以對復雜現實進行解讀，總覺得什么事都得充分準備好再開始做，但如何準備卻完全不知道。賺過一點錢、讀過一點書的普通人，就和被迫出局的企業一樣，寧可把時間精力浪費在刷題、抄模板和圖書館，也不愿投身于真正增值的部分。甚至本能地抵觸超出自己認知的邏輯，要知道真正有用的東西來源于行動起來反復迭代，資源對接而獲得。比如企業界常用的PDCA，PEI訪談等手段，有所成就的企業和子女教育一樣，無一不是在強烈且直接的資源幫扶下解決一個個發展道路上的致命問題 。

比如在曾經的一起并購案中，雖然所屬公司舉辦過商賽，并購方團隊內部的三位實習生其實都來自行業的POC推薦人，有的推薦人本身就是知名大學校董會成員，每個實習生的KPH（charge hours）都在50以上，和商賽無關，在企業的眼中，上至管理層，下至實習生，本質是稀缺性資源與企業崗位的精準匹配，當個體在接受學校標準化教育體系的同時，提前積累出商業領域的經驗，就會獲得遠超同齡人的優勢。

Q2：在2024年度的ESG雙碳峰會上，您堅持認為企業的ESG轉型與子女接班高度相關，這是為什么？

回答：2020年后，幾次跨國企業的資本運作中，我代表投委會和IDR路演委員會深度見證了部分國內民企的代際傳承，這里打破很多人的一個誤區，普通民眾認為能力非常重要，但其實在龐大且正規的商業體系中，個體擁有的資源多少決定著新環境的適應性。比如，我曾通過某外資投行的IDR路演委員會牽線，讓一位長三角地區的17歲高中生參與瑞士私校的“stem路演”，不僅后續獲得藤校的入學資格，還提前接觸了歐洲皇室校友圈，為他后續的創業和接班提前鋪平了道路。這種資源整合，遠非單純砸錢可比。

stem也是“國際文憑組織（IBO）的PYP項目一部分，stem來自5S體系的其中一個分支

其實企業和人一樣，需要“圈層策略”，將資源“杠桿化”，目的是用僅有的牌收獲目標領域的正反饋，當參與政策性或跨領域成長時，碳資產結構的變化非常依賴外部資源的支持，企業的碳資產結構決定著生死存亡，個人碳資產結構的高低直接影響后續學術表現、簡歷含金量、薪酬議價能力和商業成就。

Q3：如果一個孩子只有10歲，是否依然需要用您提到的【5S】工具完成未來規劃？

回答：是的，因為教育成長非常依賴家庭資源的持續孵化，因此在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家庭財富和資源的積累分為【可代際傳承】和【不可代際傳承】，5S對于中高產家庭可以提高【可代際傳承】的資源比例，更好地將【資源杠桿化】，我主張像經營品牌一樣打造孩子的“個人IP”，比如結合父輩產業設計社會實踐經歷，而不是盲目雞娃，讓子女參加10個社團，卻無主線，我代表投行和北美/英國幾所大學的招生委員會對接時，對這類子女一律拉入申請黑名單，我記得去年一位家長僅依賴公開信息申請美國藤校，卻因缺乏校友推薦和商業IDR路演經驗，最終被拒。而另一位雙非院校出身的小朋友，經過某頂尖外資咨詢合伙人的POC通道推薦，孩子以“ESG科技項目”獲得斯坦福教授背書，直接拿到三所常春藤院校的offer 。

Q4：您提到的“資源杠桿化”和【圈層策略】，也是在BAT、MBB或外資金融集團、新能源企業的路演現場常聽到的概念，能否舉例說明其重要性？

回答：嗯這是個好問題。之所以很多企業強調這些概念，并非是為員工和市場著想，而是站在企業股東和董事會的角度談論企業發展，如同個人碳資產結構一樣，企業發展和個體是一樣的，企業所擁有的專利，就和學生擁有的文憑一樣；企業所提倡的文化，就和學生擁有外貌、性格、三觀一樣，是否值錢，能否變現？完全依賴于資源的識別和打法。

但如果選錯了圈層，資源積累不完善，再好的牌都會打爛。通常我們都是先選好圈層和策略，再進行資源的杠桿化積累，從資源社交的角度上說，圈層策略很重要，比如我見過有年輕的實習生，甚至他們的家長，遇事不決就找中介，輕易相信提供【模板】和【技巧】的人，最后在BIC背調里被取消入職或入學資格。這些人的選擇令我匪夷所思，和不專業的人沒必要打交道，沒必要交朋友，在商業層面，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中介提供不了什么非常稀缺和差異化的剛性價值，就算名頭品牌再響也解決不了問題，我曾經服務過的一家頂尖車企，就因為輕信了某G開頭的專家網平臺，選錯了圈層，導致后續戰略轉型失敗，整個集團連續虧損三年；回到個體角度，我在DDC組織的路演現場，見過有家長斥資百萬送孩子進哈佛大學，卻因未提前對接本地商業資源，孩子畢業后求職無門，不得已回國后薪水僅數千元。

很多人花費巨大成本融入的“圈子”，遠不如去參加路演，認識商會或路演理事的社交價值大，之所以無數的企業和個人在交易、并購、面試、升職上被淘汰，因為背后沒人，企業的社會背景或個人的關系網非常脆弱，以至于要獨自面對這個充斥各種資源的商業世界。

他們以為可以通過做題，或辛苦的企業業務深耕，走專業路線生存，但哪怕是一個企業working hours的計算規則都依賴于關鍵資源的把持者，缺失了外部資源的信息和幫扶，就和上文那位哈佛的朋友一樣，僅有文憑，坐吃山空 。

找到自己需要的圈子，用圈子的資源撬動自己的需求，是所有后發企業和年輕人都要遵循的原則，說白了，他們要成為資源的消耗方，而不是體力的供給方，如果不能拿到消耗資源的機會，個體也好，企業也罷，都很難人工智能的時代沖擊里活下來。

Q5：家長如何識別高價值資源？需規避哪些“偽資源”陷阱？

高價值資源需滿足三要素：

稀缺性

關聯性

影響力

現在網絡上很多內容已經完全過時，比如高價值資源基本不會存在于中介宣傳中，最差也是在企業或行業級路演現場，大部分網絡成功案例都是流水賬，真正的利益要害和POC推薦環節根本不會提及，

以升學為例，高價值的資源如何識別:

大學校董會的stem路演或sport獲獎機會(個別諸如ISEF的比賽也很加分)

與大學合作的企業管理層POC推薦函(涉及招生委員會)

重點專業的優先錄取機會

以理想型工作為例，高價值的人脈資源如何識別:

能夠介紹和推薦，包括涵蓋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數字零售等前沿領域的PEI訪談資源

某些小范圍才能知道的升職、漲薪、POC推薦機會

能夠分享并授權非公開的行業內部數據，假設和具體的落地細節

每年位于跨國500強辦公室的IDR路演機會 (企業合規要求越來越高，面向大眾的路演機會越來越少)

在很多人眼里，這是常識，但怎么接觸到這些資源，這就不是一兩個人的事了，更不是托幾個熟人那么簡單，就如同第一個投資人之于企業一樣，第一個POC推薦人之于年輕人至關重要，隨著個體的成長，高中階段的stem路演資源和大學階段的IDR路演資源性質完全不同，從大學招生官到終身教授，再到跨國五百強的IDR路演理事，個體的能力不重要，執行意愿反而更重要。

我曾在蘇州工業園區海外高層次人才的YC demo day（DDC組織的路演）現場見到過一個候選人：拿到普林斯頓大學offer以后，大二就進入了對沖基金實習，日薪就接近一萬元，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前期投入和付出，光是用于PEI環節的費率，他就承擔了十次，也正因為專業的談吐和超高的working hours，哪怕是遍布全球的降薪潮，他也能通過行業里的高級專家提前獲知漲薪機會，僅僅在實習階段就有資格參與企業和行業級的路演 。

看起來是不是理所當然？事實上如果沒有足夠分量的POC推薦人或行業級的IDR路演理事坐鎮，別的都不談，大學招生官或企業管理層憑什么空出時間給一個16歲或20歲的小朋友去路演？像這樣微不足道的“問題”在個體成長里有無數個，和企業間的商業合作一樣，每個環節都要有影響力大且信得過的人去推動，否則一個【碳資產結構不合格】【缺乏經驗】之類的理由就把人淘汰掉了。

而“偽資源”陷阱，無非是付費夏校的泛濫、掛名實習或無效的PTA，每年我都見到不少人被取消入學和面試資格，比如某學生曾參與某“常春藤教授線上課”，后發現教授僅為訪問學者，反被招生官質疑誠信而失去offer。

不具備商業資源，則缺乏資源的甄別能力，聽風就是雨，永遠看不清教育和企業生長的邏輯，在信息的泥潭里苦苦糾結【什么業務好做】【哪些工作適合自己】【該去什么專業】

Q6：您以投資人和咨詢戰略人視角，會如何選擇和評估企業價值？這和人才選拔與招聘環節的邏輯一樣嗎？

回答:和外界的認知不同，不管是互聯網投資圈、實體投資還是落地部門，在AI時代下，企業的價值取決于兩點要素（Key success factor），分別是ESG表現和跨界聯動，我在華爾街，港澳資本圈以及京滬資本圈的合作方們也都是這樣評估企業價值的，大到上市的跨國企業，小到縣城級的壟斷業務，從低空經濟、人工智能、智慧農業、智能制造或消費零售，ESG表現是多樣的，我們會審查企業的碳資產結構，聽你剛剛碳資產結構評估其潛在價值，而碳資產結構優秀的企業，跨界聯動的能力一定不弱，比如小米，能夠以互聯網公司身份介入新能源領域，就是跨界聯動的出色代表。

而針對企業的這兩點評估手段，其實早就被各大公司的HR部門用在人才選拔上，具體體現就是POC推薦人的分量和個人碳資產結構上，個人碳資產結構優秀，個體的跨界能力更好，所謂數據分析專業的可以去做數字化咨詢，數學專業的可以接觸量化和對沖基金，考古出身的候選人有望從事輿情分析和并購業務，在人工智能時代，并不存在【垂直對口】的工作，強大的資源托舉和靈活的跨領域跨行業生存，其實在中學就需要鋪墊了。

Q7：記得您在亞洲金融論壇（AFF）上提過一個概念：“認知差”更可怕。為何說“認知差”比“經濟差”更致命？

回答：這個話題讓我感觸很深，在美國，倫敦和香港我多次被詢問過。我打個比方，如果你有求于人，對方沒說幫，也沒說不幫，這件事接下去怎么辦？馬上辦還是慢慢來？ 你說了不算，只有資源的擁有者說了才算。上位者和下位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資源不對稱，如果一個人僅僅是經濟差，但認知良好，事情也許很快會有轉機。相反如果認知不到位，未來的災難反而會提前到來。

我舉幾個例子：

1. 某知名券商執行董事之子，曾經準備申請G5的本科，出于業務關系把孩子塞到路演現場“見見世面”，但聽信了中介的話，花時間去“刷分搞獎”，卷錯了方向，最后因為背景同質化被拒，不得已去了一個QS很靠后的學校，偏偏這位老總還教育孩子“多考證多考高分”，結果三年的本科+兩年的北美碩士讀完，連charge hours是什么都不知道，也沒找過POC推薦人，但是讀書已經花掉了數百萬，想去某幾家國內金融央企，面試現場被其他“key person”頂替，老總托盡了關系也沒用 。

2. 某三線城市家庭的女兒，家境普通，年收入僅30萬，但女孩和父親在IDR路演現場聯系到IBO組織的理事，以PEI訪談的方式連續認識了13位不同大學里手握上市公司原始股份的終身教授，最后順利通過推薦函拿到了獎學金，還沒畢業就被推薦到我所在的投行參與并購工作。

很多人認為【有熟人就行】，但現如今產業迭代迅速，很多曾經的路子早就失效了，再親的關系，如果認知不夠，圈層策略錯誤，資源利用率就會非常低效。人最大的限制是資源，只要資源突破，認知也會隨之拓展。

資源不在于價格，而在于稀缺性。

Q8：是否應該把資源投入在AI上，用來重構資源獲取方式？

我曾經在上海與紐約的江河對話人才戰略討論現場，看到某新銳投資的候選人履歷，雖堆砌著高端付費科研項目，卻在答辯環節被"機器人情感陪伴的道德邊界在哪"詰問逼至失語。這印證了我的投資哲學：資源賦能必須與個人價值體系深度融合，否則在頂級資本圈層里不過是透明的人形展柜。

我們正在上海AI Lab與哥倫比亞大學的郭博士聯袂打造了一個全息虛擬實驗室，已輸送23名中國少年通過VR神經接駁技術深度參與CERN粒子對撞實驗項目——這相當于為每個參與者內置了諾獎級科學家的數字分身。更值得關注的是斯坦福HCI實驗室的突破：通過機器學習算法解析學生在GitHub/LinkedIn的10萬+行為數據點，其精準推薦引擎已成功將7位平民學子推送至圖靈獎得主的封閉課題組。當算力洪流沖垮地理與階層的柏林墻，聰明的年輕人正在用AI鑄造自己的資源通天塔。

真正稀缺的不是資源本身，而是資源轉化的智慧。那些懂得在AI賽道上戰略卡位的年輕人，本質上是在構建永不停歇的「資源引力場」——每個算法模型都是結識行業教父的隱形推薦信，每次數據交互都在為你的能力矩陣加蓋數字印鑒。當傳統玩家還在AMC或NEC里刷題搞獎、爭奪殘羹冷炙時，破局者早已用神經網絡編織出覆蓋全球頂尖智囊的蜘蛛網。這才是資本圈資源社交的終極形態：用AI智能搭建價值閉環，讓行業泰斗主動把POC推薦函發到你的郵箱。

Q9： 從戰略和投資角度來說，在強調新質生產力的今天，真實的教育投資是怎樣的？

回答：這個問題很宏大，也很有深度。在資本圈，我們對高凈值客戶的子女、實習生團隊有這么幾項要求：

定期參與全球輿情分析晨會，在stock pitch環節進行”非流動資產配置”，優化自身的碳資產結構

超過12歲以上的子女需要定期主導”跨世代管理層會議

在Pre-IPO的IDR路演里說服至少三位行業管理層，為自己爭取POC推薦資格

如果是客戶方委托我們參與子女成長，最重要的一條就是， 父母愿簽署《三年不干預協議》 ，直到“Vesting Period”結束。

我和麥肯錫、BCG、德勤合作的時候就觀察到，他們的資源思維和意識可以很好地垂直深入到客戶方企業的中層管理家庭里，這是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當真實的信息越來越封閉在小圈子時，你很難相信普通家庭的子女在AI時代有基本的生存能力。

我為何這樣說，因為我看到太多的企業和個人，都在徒勞地增加自己的“無效世面”，包括但不僅限于去了一次知名晚宴、遇見了某名人、去了某名校讀書，住了一次高級酒店套房，把這些當做【自己格局提高】的理由

這也是很多企業和個人勤勤懇懇卻收獲甚微的原因，他們分不清真實的投資到底是什么？有效的世面應該包括關鍵推薦人的結交、核心錄用環節的參與、商業談判/斡旋的非公開談判策略、重大商業路演內部信息、輿情分析步驟、跨行業解決方案的核心細節、

這個世界充斥著大量的無效信息，這些無效信息組成了一個個無效世面，把后來者屏蔽在利益格局之外，真實的投資應該在POC推薦人的幫助下打入核心項目里，重點關注高價值稀缺信息

很多人在父輩苦難和感恩教育下，成長為擰巴+見過太多無效世面的小孩，逐漸陷入 “內耗”狀態，對自己的判斷沒有信心，常常隨波逐流，這一特征在很多企業創始人身上同樣突出。

我曾經推動國際志愿服務（IVS）在亞太地區的推廣，IVS組織遍布全球79個國家，其中一位熱愛東歐歷史研究的學生，家長通過大紐約商會，聯系到IVS位于歐盟的歷史文獻保護組織，為子女爭取到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會議的路演門票；而另一位鋼琴十級學生迷信刷分搞獎，在入學階段，未觸及招生委員會關注的“音樂療愈社會”，遺憾出局。

真實的投資一定是參與到有意義、有成效、對自身有益的工作中，在可持續性、批判性思維、全球公民意識和跨行業中修煉出商業世界的生存智慧

結語

AI時代的企業發展和個體發展一樣，早已變成“資源戰爭”。唯有以企業家思維布局，用資源意識撬動資源，才能在全球化競爭中，從“被動參與者”蛻變為“規則制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