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當時他是正在廣州的陳獨秀個人所派的代表?；蚴浅鲇谶@個原因，后來他與一大代表張國燾、周佛海等皆有不薄的關系，當然更不必說與中共中央局書記陳獨秀的關系了。而陳、張、周，此后一個是中共“終身的反對派”，另兩個則分別是大叛徒和大漢奸。

包惠僧（1894—1979），又名晦生（董必武在一封信中，曾誤將包晦生寫為包惠僧，后來其遂改為包惠僧），別名鮑一德、包生，湖北省黃岡人。早年崇拜孫中山、黃興，以及參加武昌起義的“黃岡四杰”（吳昆、劉子通、熊十力、李四光），又與一些中共元老中的湖北人（董必武、惲代英、陳潭秋、林育南等）相交，這是他參加革命的社會背景。

不過，包惠僧終究沒有“革命到底”，成為中共早期成員中的另類者之一。所謂“另類者”，即他們后來不同程度出現了問題，要么是“脫黨”（如李漢俊、劉伯垂、胡鄂公、熊得山、錢納水、劉昌群、趙子健等），要么是“退黨”（如袁振英、張國恩等），要么索性成為中國革命的敵人（如張國燾等），抑或成為中共內部的“反對派”（如劉仁靜等，他們是以陳獨秀為首的所謂“托派”）。那么，包惠僧的具體情況如何呢？

包惠僧其人

包惠僧早年畢業于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1919年從北大中文系肄業，參加了五四運動。1920年秋，他與董必武、陳潭秋等發起成立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臨時支部），并被推選為臨時支部書記。1921年1月，當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李漢俊委托包惠僧任教育委員會主任，負責選派優秀青年赴蘇俄留學。包惠僧隨即選派劉少奇、蕭勁光等赴蘇俄學習。

7月，包惠僧受陳獨秀委派，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關于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的身份和資格的問題，曾一直是黨史學界爭論的焦點。毛澤東曾在九大開幕式上說：“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十二個代表?！憋@然沒有把第十三人包惠僧包括在內。董必武也曾說：“他是一個新聞記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崩钸_則說：“包也隨代表開會去了，代表們也沒去拒絕他，這是事實。”劉仁靜回憶說：“他是串門參加會的?！敝芊鸷t在《扶桑笈影溯當年》中說：一大代表，“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明顯是錯誤的。迄今的研究表明：當年包惠僧確實是參加了會議，由于他屬于武漢小組，其受陳獨秀派遣而代表廣州小組的合法性便受到了人們的質疑。但一大代表的確認當時沒有正式手續，也沒有區分誰是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而包惠僧在會議上曾對黨的綱領、工人運動、對孫中山的看法等發表了意見，并參加了選舉，這些都說明他不僅僅是列席的代表。會后，包惠僧奉命擔任湖北的黨的領導，毛澤東則回到長沙去主持湖南的黨的工作。翌年秋，毛澤東因遭湖南軍閥通緝，避居武昌包惠僧處，兩人共住了十余天，相處得十分融洽。

1924年，包惠僧參加了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1925年，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在周恩來之后）、國民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教導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師黨代表等。

1926年，馮玉祥加入革命陣營，包惠僧被派至馮軍（國民軍）任特派員?；氐轿錆h后，包惠僧任武漢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籌備主任等。1927年，包惠僧任北伐軍獨立第十四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7月15日汪精衛武漢政府發動政變后，包惠僧奉周恩來之命，赴南昌參加起義。后來，部隊南下廣東，包惠僧又奉命暫在南昌潛伏（一說因病滯留南昌）。當時周恩來曾給包惠僧寫了介紹信，讓他去武昌尋找黨組織。其時，國民黨“清共”血雨腥風，包惠僧輾轉到了上海，見到了已“脫黨”的李達、施存統等，才知道南昌起義部隊在廣東失敗了，他也因此悲觀失望，走上了消極“脫黨”的道路，從此脫離了共產黨。

1931年，以其與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共事的關系，包惠僧任國民黨蔣介石陸?？杖娍偹玖顓⒆h的閑職。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出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包惠僧為軍委會秘書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因他曾是中共黨員，不被信任。雖然他官階為中將，卻無實權，只是一個幕僚的角色，后轉任國民政府防空委員會編審室主任兼第四處副處長。1936年，包惠僧轉任文官，歷任內政部參事、戶政司司長、人口局局長等。

1948年，包惠僧赴澳門定居。1949年10月，他從廣播和報紙上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許多熟悉的人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新政府之中。此時，他百感交集，徹夜難眠，遂致電周恩來：

北京人民政府周總理恩來兄鑒：兄等以廿余年之艱苦奮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勝利爭取和平，以和平與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歸仁也。南天引頸，曷勝欽遲，一有便船，當來晤教。弟包惠僧叩。

不久，包惠僧收到北京的復電，歡迎他北上。11月，包惠僧從澳門回到北京。1950年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后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參事、研究員，國務院參事等。

1957年整風期間，包惠僧曾在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上說了一些應景的話，后來受到批判。此后，他保持沉默，不多聲張。不過，包惠僧以其經歷，是中共黨史學界著名的采訪對象。他也撰寫過許多珍貴的回憶。

關于中共創建初期的史實、文物的追憶和調查，特別是中共一大，包惠僧和周佛海妻子楊淑慧，以及李達、王會悟夫婦四人有突出的貢獻。包惠僧在一大會址、中共臨時中央辦公地點的老漁陽里2號的確認上，有重要貢獻。此外，包惠僧的回憶，在相當程度上豐富了中共早期歷史的史實。不過，由于明顯的原因，也有被遮蔽的成分，如他與陳獨秀、張國燾、周佛海三人的交往等。

晚年包惠僧

包惠僧與陳獨秀

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時，包惠僧還在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后來他考入北大中文系，直接參加了五四運動。他回憶道：“‘五四’運動那年，我參加了學生運動，又參加了新文化運動，常奔走于北京、上海、廣州各地，也參加了陳獨秀、胡適、蔡孑民領導的文化革命運動?！蹦鞘撬踝R陳獨秀風采的時候。

1920年2月，陳獨秀在胡適的推薦下往武漢各校演講，包惠僧以記者的身份跟隨采訪。其間，與陳有過兩次談話：“見面后我告訴他我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畢業后因找不到工作當了記者。他說當記者也好，能為社會服務。后來我們談了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反封建，婚姻自由（當時有很多女學生同我談論婚姻自由問題）等問題。陳獨秀是漢學專家，他的漢學不在章太炎之下。我還向陳獨秀請教漢學的門路。他指導我讀書，講了做人做事的道理。這次我們談了個把鐘頭，分手時我表示惜別，不知以后什么時候能再見面。他說以后還有再見面的機會?！咧拔矣秩ヒ娏怂淮巍P照我不要寫文章向外發表我們的談話?！憋@然，他們十分投契。

此后，到了醞釀成立共產黨的時候，陳獨秀曾委托劉伯垂在武漢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特地囑咐要找包惠僧。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為發起成立共產黨而給各地寫信聯絡，其中就有給包惠僧的信，內容是希望他與劉伯垂、陳潭秋等在武漢建黨。不久，武漢中共臨時支部成立，包惠僧為書記。翌年春夏，包惠僧赴廣州向陳獨秀匯報工作。其間，曾參與了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兼在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群報》擔任編輯。那時，他與陳獨秀可謂親密無間。包惠僧回憶自己“沒事就到陳獨秀處去談天”，“幾乎天天見面”，“無話不談”，“我與陳獨秀的關系就是在這段時間建立起來的”，等等。包惠僧還回憶：“我是讀書人，他好比是書箱子，在學問上我受他不少影響，他儼然是我的老師，每次談話都如同他給我上課，我總是很認真地思考他的話。”

形如師生，又仿佛是摯友，這是說他們在性格上也十分相似，如人們說陳獨秀性格特立獨行，嫉惡如仇，愛憎分明。包惠僧也說：“陳獨秀不講假話，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愛說笑話，很詼諧，可是發起脾氣來也不得了。他認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辦，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辦事不遷就?！庇谑?，也有人討嫌他有“家長制”作風，如李達、陳望道等，因此就索性負氣離開了黨組織。

中共一大后，陳獨秀在廣州和上海之間奔走，包惠僧受命迎送。其間，與之多有深談的機會。

據包惠僧回憶，那時陳獨秀對中國革命已有一些初步但不乏深刻的認識，如后來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即“共產主義運動是國際的潮流，共產主義在中國怎樣進行還要摸索”，“由于各個國家情況不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形態也各異，在中國是什么樣子還要看發展”等。至于中國革命的開展和步驟，陳獨秀認為：“作為共產黨首先要信仰馬克思主義，其次是發動工人，組織工人，武裝工人，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敝劣谌绾翁幚碇泄才c共產國際的關系，陳獨秀表示反感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編入了第三國際，是國際的一個支部，你們承認與否沒有用”的說法。他說：“我們沒有必要靠它，現在我們還沒有陣地，以后工作開展了再找第三國際聯系。”聽了這些話，包惠僧印象極深，對陳獨秀很是敬佩。

一次，陳獨秀夫婦和包惠僧、周佛海、李達等多人被上海法國租界當局扣押，不久被釋放。張國燾回憶時說：“包惠僧邀我一道離開陳家，我們并肩在馬路上走著，他很興奮地對我說：‘陳先生真偉大，你還不知道昨晚經過的詳細情形呢！’還說到從陳先生和各位同志在獄中所表現的情形看來，可以預測將來我們黨的前途是無限量的。”

包惠僧在大革命時可謂風頭正健，其中也不乏陳獨秀對其多有教誨和提攜的作用。他在黨內的地位迅速提升，不免與黨內某種意義的宗派主義發生了沖突，如他與張國燾之間的矛盾，就發展到了甚至公開沖突的程度。其時，包惠僧堅持認為陳獨秀是黨的領袖，而張國燾作風不正，公私不分，又明顯存在著一個以北大同學為基礎的“張國燾小組織”，而張國燾只會坐在上海租界的亭子間里指揮別人。兩人爭斗的結果是張國燾向中央建議開除包惠僧的黨籍，陳獨秀不同意。

1937年8月，陳獨秀出獄后，包惠僧出面安排陳獨秀夫婦到其住宅暫住，但被陳獨秀拒絕。后來，包惠僧又安排陳獨秀夫婦從南京坐輪船到武漢。也許是久在監獄和安排不周，性格暴躁的陳獨秀對包惠僧多有責怪，包惠僧沒有計較。那時，陳獨秀早已不是以前的陳獨秀了。他孤家寡人，與許多過去的同志，此時形如陌路。

抗戰期間，陳獨秀滯居四川江津（今屬重慶）。三年之中，他貧病交加，又不愿屈就權勢，生活極為窘迫。不得已，只好接受了少數好友和舊時學生，如章士釗、蔡元培、傅斯年、羅家倫、薛農山、包惠僧、段錫鵬、楊鵬升、鄧氏叔侄等的援助。

1942年5月13日，時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的包惠僧往江津探望陳獨秀。那一天，陳獨秀心情愉悅，兩人相談甚歡。據包惠僧回憶，當時“有一家美國圖書公司想請陳獨秀去美國寫自傳，陳獨秀不去”，“他說他生活簡單，不用去美國，也厭煩見生人”。陳獨秀還告訴包惠僧：在武漢時，張國燾表示“想再組織個共產黨，想拉陳獨秀來頂這塊招牌，陳獨秀沒有理他”。此外，譚平山“也去找過陳獨秀組織第三黨，陳無意于此”。

5月26日，陳獨秀處于彌留之際。得知陳獨秀病情加重，包惠僧派夫人夏松云（即夏松雯）專程去看望，并帶去幾個北大同學拼湊的300元錢，給他治病。陳獨秀嘆息：“要是惠僧來了多好?。　?7日，包惠僧趕來，陳獨秀已去世。

陳獨秀生前給包惠僧有百余封書信，包惠僧曾整理為冊，小心收藏?！拔母铩逼啤八呐f”時，據說包惠僧讓子女將之付之一炬，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包惠僧與張國燾

包惠僧與張國燾的交往，見諸兩人各自的回憶錄，而其交往則始于中共一大。據張國燾《我的回憶》：其時“包惠僧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愛任性談笑”。那時上海的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之地，包惠僧、張國燾、周佛海住在一間房子里。后來《勞動周刊》創刊，編輯也是張國燾、包惠僧、李啟漢、李震瀛、董鋤平幾個人。

包惠僧與張國燾的交往，并非和睦，相反，伊始即充滿了火藥味，乃至后來張國燾要中央開除包惠僧的黨籍。好在陳獨秀表態說包惠僧就是有錯誤也沒有到被開除黨籍的程度，包惠僧才得以保住黨籍，但被調離到武漢和京漢鐵路去工作。

其實，包惠僧與張國燾的矛盾，也始于中共一大。當時，張國燾一手包辦財務，其來源、開支，由他執掌而存有私心，包惠僧、周佛海等對此皆有意見。此外，張國燾來自北京小組，而北京小組其實就是北大小組（參加一大的北京的兩個代表張國燾、劉仁靜，都是北大的學生），而中共早期的北方黨組織，特別是北京地區的黨組織，則分明是由北大師生（李大釗、鄧中夏、高君宇等）來掌控的，張國燾更在黨內著意發展自己的“小組織”，而且發展得很厲害，最后竟導致開除了一大上海小組（實際就是中共的發起組）的兩位代表李達、李漢俊，包惠僧也受到了排擠。后來，包惠僧回憶說：“我因為常攻擊張小組織，同張摩擦很厲害?！?/p>

一大后張國燾進入中央領導層，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以及開展工人運動的領導機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包惠僧稱其隨即組織了一個北大同學的班底。1921年夏秋之間，陳獨秀、包惠僧等在開會時不慎被捕，張國燾擅自公開發表宣言，包惠僧稱之“雖然是把陳獨秀恭維了一番，可是把陳獨秀一切革命的關系都暴露了，使反動統治階級便于提防他壓制他，使他動彈不得”。

此后中共二大要召開，在選派武漢地區代表的問題上，張國燾因與包惠僧相互“摩擦”，即以中央名義通知他說“武漢工作重要”，讓包不要離開武漢，而是先派代表出席。至于代表的人選，包惠僧提名項英。隨后，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在鄭州召開，張國燾率林育南、許白昊前往出席，而包惠僧認為林、許是“小組織”的成員，派工人糾察隊阻止其出席會議，張國燾大怒。于是，遂有上述張國燾在中央以“無組織、無紀律”為名執意要開除包惠僧黨籍一事。

至中共三大擬召開之際，圍繞北京地區推選代表的問題，又發生了糾紛，結果竟讓“中間派”的何孟雄意外當選（高君宇則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提請區委黨員大會選派工人代表出席）。包惠僧與張國燾的“摩擦”，算是一個小勝。包惠僧對此的回憶，揭示了中共創建初期組織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也說明了黨建問題的重要性。

忽如一夜，到了大革命成敗存亡的關鍵時刻，包惠僧在夏斗寅部任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面對夏斗寅事變之將發，陳獨秀復信令其與張國燾接洽對付之策，包惠僧竟因與張國燾有前嫌而不加理會。

時光荏苒，一晃到了全面抗戰爆發，陳獨秀出獄之后與包惠僧相見。二人見面時仍又提起當年張國燾的“小組織”問題，陳獨秀更是頗有感慨地說：經過了大的變亂，總算認識了張國燾。1938年，張國燾從延安出走，到了武漢。當時陳獨秀就在武昌，張國燾托詞經常去找陳獨秀，陳對他則很冷淡。再后，張國燾通過國民黨中組部部長朱家驊獲得了一個國民黨“對共斗爭設計委員會”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的職位。一次，朱家驊囑咐張國燾向陳獨秀轉交一張5000元的支票，陳獨秀毅然拒收，張國燾很是尷尬。對此，包惠僧都有所耳聞。

包惠僧與周佛海

包惠僧與周佛海的交往，限于筆者的見聞，似乎只見于周佛海的日記和回憶錄《往矣集》。包惠僧與周佛海在從政經歷上多有同人之遇，思想上估計也有“同道中人”的成分。對于“脫黨”之后的包惠僧來說，他在國民黨政權的圈子中毋寧說是屬于“周佛海派系”中的一員。

1928年，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新生命》雜志出刊（另建一個“新生命書局”），這是一本具有國民黨“黨刊”性質的雜志，但它又是一本不拿津貼的刊物，后來也曾被誤認為中國“托派”的刊物，以及“改組派”的刊物。以其撰稿人隊伍，形成了一個“新生命派”，其周圍集結了周佛海、梅思平、薩孟武、陶希圣等一批知識分子。大概可分為三類人：國民黨御用文人（周佛海、梅思平等）、搖擺不定的文人（陶希圣、施存統等以及“第三黨”的周谷城等）、“準中共”的文人學者（梁園東、朱其華等），包惠僧或許就在這二三者之間。包惠僧在《新生命》上以“棲梧”的筆名，發表有《中國勞動問題概論》《倫敦海軍軍縮會議的重要問題》《銀價的暴落及其遠近因》《由美國恐慌到世界恐慌》《美帝國主義與賠償問題》等文章，似乎當時他的視野還比較開闊，從中國到世界、從政治到經濟，都在他的研究范圍之內。

或許，包惠僧與周佛海的私誼也由此加深，至于當時以及其后包惠僧與周佛海的交往，則貫穿于現存《周佛海日記》的始終。如《周佛海日記》1937年元旦，“晚飯后赴惠僧家”（這是抗戰之前的事了）。再如：1947年9月13日，“包惠僧之夫人夏松雯女士物故。聞悉之余，不勝傷感。去冬今春，承其來探視余與（?。┠鍍纱巍保ㄟ@是抗戰勝利后周佛海被監禁時的事了）。又：“回憶抗戰之前，余雖寓京華，不愿奔走權貴之門，暇則與舊友盤桓，當時幾無日不晤者為惠僧及李次仙、楊天運，李夫人張錫貞、楊夫人丁岫云亦殷勤招待。”

包惠僧先后有兩位妻子——夏松云、謝縉云。夏松云曾是河北唐山扶輪學校的教員，大革命時代是廣州婦女協會的主任，曾與陳延年共事。

“幾無日不晤”，那么，包惠僧與周佛海之間談了些什么？可惜無從得知。假如這些曾形之于文字，那么，即使有之，在漢奸周佛海那里，恐怕是早已“灰飛煙滅”了。而在包惠僧那里，他甚至把陳獨秀的百余封書信都焚毀了，則漢奸周佛海的東西，恐怕更是徹徹底底地被消滅矣。于是，如人們所說：回憶錄都是有選擇的記憶。要想知道隱藏于歷史幕后的資訊和信息，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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