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隨著特朗普宣布對包括歐盟、中國、東南亞國家等眾多經濟體實行“對等關稅”，而受到關稅影響的國家同樣宣布對等反擊向美國產品征收更高關稅，世界經濟陷入重回貿易戰(zhàn)的恐慌。

一時間，全世界的經濟學者和觀察家們紛紛表達了對特朗普天馬行空般政策可能導致美國陷入新一輪經濟衰退的憂慮，美國三大股指連日集體暴跌不止，中國股市今天開盤也受到相應影響而重挫。

關鍵時刻，我們的官方媒體第一時間站出來發(fā)聲給大家加油打氣，稱“天塌不下來！”其態(tài)度遠比2018年特朗普時挑起第一輪貿易戰(zhàn)時更加從容。

其實“封鎖”、“制裁”這種字眼對60年代出生的中國人并不陌生，畢竟全世界能夠扛過美國蘇聯(lián)兩個超級大國共同封鎖還活得越來越滋潤的大概也只有中國一個國家。

想當年，大多數(shù)中國人連飯都吃不飽，穿的還是土布做的衣服，連磚房子都住不上，更談不上漲工資，卻依然勒緊褲腰帶搞出了“兩彈一星”，搞出了自己的洲際導彈和核潛艇。

這就是中國人的志氣

如今中國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有世界上門類最齊全的工業(yè)體系，還有老一輩革命家給我們設計的最完善的應對危機的體制，早就具備了應對貿易戰(zhàn)的底氣。

7年前，當特朗普首次宣布大范圍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的時候，中國國內有一些公知們如喪考妣，宣揚什么“現(xiàn)在向美國投降或許是最好的時候”，7年來早就成了著名笑話。

那時候，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對“中國失去美國市場會怎樣”沒有概念，更加沒有準備，還以為中國之所以能夠發(fā)展，依賴的就是搞外向型經濟。

但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設計就不是為了搞外向型經濟準備的，而是要提升全國人民的整體福祉，更不要說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時代。

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表明：我國在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依存度快速攀升，2006年達到峰值35.4%，但2018年該指標已回落至18.2%，顯示出經濟結構的積極調整。

繁忙的貨運港口

其實決策者們早就想到，十幾億的中國人在生產力發(fā)達后本身就應該是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因此5年前國家決策搞“內循環(huán)”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一件大事。

中國明明有著最發(fā)達的生產力，可一些外貿企業(yè)和配套的制造企業(yè)搞壞了環(huán)境，透支了資源，讓職工拿著很低的工資，就是為了到國際上卷價格給老外當牛做馬？這樣的發(fā)展思路早就該改改了。

說一千，道一萬，打破貿易戰(zhàn)3.0的王炸早就掌握在我們自己手里，那就是給勞動者加工資，而且要顯著加工資。

只有加工資，才能搞活消費市場，真正讓內循環(huán)轉起來，形成以內循環(huán)為主，外循環(huán)為輔的經濟結構。

作為14億人口規(guī)模的經濟體，中國的最終消費率自2010年的48.5%波動上升至2022年的54.3%，但與發(fā)達經濟體70%左右的平均水平仍存差距，而2010年-13年左右又是一個顯著的分水嶺。

富士康的流水線

勞動報酬占比數(shù)據(jù)顯示，2013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為43.3%，至2022年提升至45.8%，進步明顯但提升空間仍存。

以制造業(yè)為例，2013-2022年間行業(yè)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6.7%，而實際工資增速為5.2%，存在0.5個百分點的缺口。

回望2008-2013年的五年里，中國制造業(yè)經歷了最近一輪工資普漲，那一次，號稱中國大廠薪酬風向標的富士康最低工資從800元迅速漲到2000元，在廠里上班的工人加上加班等其他因素月工資能到4000元左右。

2013年時，統(tǒng)計局公布的全部調查單位就業(yè)人員平均工資為45676元，再回看十年之前的2003年，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全國城鎮(zhèn)單位在崗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14040元，平均月工資為1170元。

也就是說，十年里工資漲了大概3.3倍，而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基本都保持在10%以上。

2013年，一轉眼已經過去12年了

再回看20年，1985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三結構工資制改革通過將職務、級別、軍齡要素納入工資體系，使得地方職工年均工資從1980年的762元躍升至1990年的2140元，實際增幅達181%。

同時期市場化工資制度的建立，不僅釋放了勞動力要素活力，更帶動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現(xiàn)年均15%的強勁增長。

1994年崗位工資制的全面推行，賦予企業(yè)更大的薪酬自主權，推動全國職工工資在六年內增長近兩倍，數(shù)據(jù)實證顯示，工資增幅超過10%的改革窗口期，往往引發(fā)次年消費率平均1.8個百分點的提升。

有人回憶說，2007年時，在中西部地區(qū)600-900元的月薪還是比較普遍的，但從2014年開始，就算是飯店里的服務員基本起薪都要2000元以上，再包吃包住，不然飯店連人都招不到。

當然了，那個時候飯店也不缺招服務員的錢，從2014年到2019年的五年里，大家都在買買買，敢投資也敢花錢。

2019年春節(jié)一幕

但不知不覺間，大家的工資漲幅逐漸放慢，再以作為工廠薪酬的富士康為例：2013年時，富士康深圳工廠的最低工資是2200元/月，而2023年同樣是深圳富士康最低工資也才2460元，十年里漲了10%，如果扣除通脹因素幾乎是沒有漲過。

這樣就不禁有人要問：為什么GDP漲了那么多，但工資卻沒怎么漲過呢？這個邏輯其實反映在勞動者對高薪工作的天然選擇上。

假設一家給蘋果手機做配套的工廠旁邊有一家飯店，它開了4000元/月的工資招服務員，而給蘋果手機做配套的工廠工資只有3000元/月，那么求職者自然會聚集到飯店或者其他工資相對較高的用人單位去，卻沒有人愿意再去工廠打工了。

是工廠不愿意給工人漲工資嗎？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因為工資不決定價格多少，但工資決定資方利潤有多少。蘋果公司給他的定價就那么高，如果工人的工資太高了，蘋果公司就會把訂單轉移到其他國家去，開工廠就得虧損。

這也是美國制造業(yè)長期低迷的一個重要原因：國內工廠的工人工資水平太高了，老板們寧可把自己吊死，也不愿意在國內開廠搞企業(yè)。

美國工廠

同樣地，如果作為第三產業(yè)的服務業(yè)薪酬水平普遍很高，那就沒有人會加入以出口外貿為主的第二產業(yè)，外貿自然而然地搞不下去。

雖然我們一直在提倡，轉變出口結構，多出口高附加值的產品，但這明顯需要一個過程，要保證出口，制造業(yè)的薪酬水平就不能太高，但也造成了消費增長長期陷于停滯。

結果現(xiàn)在特朗普主動搞了貿易戰(zhàn)3.0，想要粉碎統(tǒng)治世界3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貿易體系，相當于幫我們甩掉了一個巨大的包袱，既然我們的血汗弄出來的產品，卷生卷死，人家都不要，就別再搞什么出口導向型經濟了。

我們不要什么新自由主義，也不會被什么“經濟全球化”的思想所綁架，既然對方已經玩不起掀桌子，不如干干脆脆地發(fā)展自己的“雙循環(huán)”，可以說，新一輪漲工資的政策已經呼之欲出。

這不僅是破解貿易戰(zhàn)3.0和國際政經博弈的形勢所需，也是社會層面對于提高勞動者待遇的迫切呼吁。

有些工廠甚至以“券”代替工資

基本的經濟學理論就是：漲工資提升居民收入自帶杠桿，即通過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反過來提升創(chuàng)業(yè)信心，增加投資，再形成新一輪擴大就業(yè)，刺激消費的循環(huán)。

需要注意到：眼下中國還可以通過漲工資搞活自己的經濟，但美國卻無法靠漲工資刺激消費，擺脫目前制造業(yè)衰退的困境。

這不僅是因為現(xiàn)在美國的工資水平就夠企業(yè)主喝一壺的，而且在于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花了40多年時間，終于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個靠金融吸血全世界，實體產業(yè)空心化的國家。

特朗普雄心勃勃地提出“振興美國制造業(yè)”，要讓已經習慣了懶散和掙快錢的美國人重新去做回產業(yè)工人去工廠打螺絲，恐怕不是一代人能夠解決的問題。

更尷尬的還有，加工資對普通美國人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因為他們本身的工資水平就已經很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卻不是用于消費。

美國工人

實際上在去年下半年爆火的中美網絡大對賬中，中國網友就發(fā)現(xiàn)盡管美國人的名義收入不低，但大部分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水平也就那樣，甚至還不如中國的工薪階層。

這是因為除了一些基本生活開支，美國人還要承擔例如房屋費用，醫(yī)療費用，保險費用，所得稅以及其他一些讓我們感到莫名其妙的賬單。

就算給美國人加了人均1000美元一個月的收入，其中大部分還是落不到消費層面，這才是無解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