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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明初江右詩學思想的流變

陳光 著

2025年2月出版/128.00元

978-7-5228-5065-8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本書以中國文學思想史學科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為基礎，鉤沉元延祐至明永樂百余年間江右詩學思想的演變過程及其與元明臺閣文學之關系。過程性與關聯性是撰述本書的重要原則。所謂過程性，是指探尋江右詩學思想的形成、分化與轉型的歷史過程。所謂關聯性，是指既要考察政治制度、文人心態、朝代更迭等歷史因素對江右詩學的影響，又要辨析詩學思想內部不同話題、不同層次與不同面相之間的復雜關系。本書的基本觀點是：江右雅正詩學觀是一種正統化與政治化的地域詩學觀念，形成于延祐復科后，側重詩文的典雅平和與有補于世，后經元末的承續、分化與明初的重振，經過永樂年間江右文人的接受與重塑，最終匯入明代臺閣文學這一主流文學思潮。

結語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江右雅正觀念作為正統性與政治性的詩學形態，與世道升降關系密切。正如《禮記·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強調文隨世運的江右雅正詩學觀，肇始于元代臺閣文學，在元延祐至明永樂年間不斷傳續，又流入明代臺閣文學之中。鉤沉其在百余年間因革通變的歷史過程，尚有兩方面的啟發意義。其一，江右詩學思想融入明初臺閣文學的過程，是觀念層面的微調而非整體性轉變。其二，以江右詩學為切入點，可管窺元明兩代臺閣文學之差異。

一、明前期江右詩學思想的臺閣化轉變

臺閣文學在明永樂至成、弘年間主導文壇，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此時臺閣作家以江右文人為主。解縉、楊士奇、胡廣、胡儼、金幼孜諸人在“靖難之變”后獲得成祖信任，入職館閣并預機務，成為江西士子進入館閣、翰院的重要開端。江右文人成為臺閣文學之中堅，實意味著本地詩學由地域到廟堂這一文壇地位的轉變。具體而言，江右詩學思想有兩點重要內涵經本地文人的承續與詮釋，成為臺閣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一是對雅正雍容詩學審美形態的繼承與新詮。楊士奇等明初館閣文人對江右雅正審美旨趣的承續，實際上隱含三個理論側面。首先是文辭的質樸簡省、不事雕琢。以雅正雍容論詩，具有顯著的復古意識，因臺閣詩人所倡導的詩學統緒，是自《詩經》到漢魏及盛唐的歷史脈絡。在此一譜系中，詩作為抒寫情志之載體，在擁有“粹然一出于正”這一特質的同時，實際上隱含著對浮艷文辭與雕琢之功的反對。楊士奇在強調《詩經》的經典性時稱：“三代公卿大夫，下至閨門女子皆有作，以言其志，而其言皆有可傳。”《詩經》因其言志傳統的優長而打破作者身份的區隔，雖文辭質樸、工巧不足，但依然被視為詩學典范。而囿于格律詩法，反而會導致格卑氣弱：“厥后作者代出，雕鎪鍛煉，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篤而氣愈弱，蓋局于法律之累也。”胡儼亦稱：“險怪雕鎪固驗人，何如平淡見天真。”平淡天真的審美趣味，指向質樸簡淡的文辭之美。對此，金幼孜說得更為明白：“后世之為詩者，率皆雕鎪藻繪以求其華，洗磨漱滌以求其清，粉飾涂抹以求其艷。……而有愧于古作者多矣。”在此種觀念的引導下，“援筆立就”“倚馬可成”成為臺閣詩人評判詩作的常用話語，它一方面蘊含對作者才情的稱贊，另一方面則是尚質樸、去雕飾的審美趣味的呈露。此種審美傾向確乎為江右臺閣詩人付諸實踐，他們的詩作普遍具有文辭簡淡的特征，如胡廣“去程一何遙，離別在旦夕”“我愛南山好，幽偏稱隱心”諸詩。楊士奇“愿得常攜手，終歲不相忘”“白鳥自幽間，雙飛背人去”等詩句，質樸平易、辭句流暢。錢謙益評楊士奇詩“不尚藻辭，不矜麗句”，可謂確論。但不可否認的是，此種審美取向導致臺閣詩作流于直白淺顯、詩味寡淡。雅正雍容審美形態的第二個理論側面是注重詩歌情感的含蓄莊重，這來源于江右臺閣文人對情志的界定，它主要指忠君體國之情。因此，將情志付諸詩歌時，強調約束人情、含蓄雋永，避免“憂思之至，則噍殺憤怨；喜樂之至，則放逸淫辟”的情感放縱。因此可以看到，臺閣詩作所蘊含的樂是悠然安閑之樂，憂是深沉含蓄之憂，而絕少出現真情實感的肆意噴薄。雅正審美形態的第三個理論側面是“舂容”審美取向的窄化，此為江右詩學思想在此際流變性的體現。元明之際江右詩學的“舂容”論，所謂“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具有顯著的辨體意識，指向樂府古體的宏大壯闊之美。陳謨、劉崧等活躍于元明之際的文人，其古體創作很好地貫徹了這一審美趣味，大多雄壯恣肆。永樂后江西館閣文臣對舂容審美形態的理論闡述，突破了詩體的限制，將其闡釋為涵蓋諸體的平和簡易之美。如楊士奇評王沂詩云：“色莊氣溫，雍容怡如，語簡理盡，無不樂就之焉。”語簡理盡、辭約理明的評價，實已遮蔽“舂容”本來具有的闊大審美意涵。再如其評翰林侍講王進的詩“辭氣雍容，簡而適當”，亦為此意。舂容和平的治世之音成為涵蓋不同詩體的理想審美形態，可用永樂二年（1404）授翰林編修的吉安文人周孟簡之論作為總結：“凡詩賦諸體，沨沨乎有治世和平之音，可謂正而不易，奇而不艱，淺而不近，深而不晦，非枉非萎非俚而非靡者也。”在鳴治世之音的文人自覺中，“舂容”所具備的闊大之美隨之消解。

其二是對江右學術所強調的內修德行的沿襲，并由此生發出兩點詩學內涵，并進入臺閣詩學思想的建構：首先是將元明之際江右文人所倡導的自適之樂改為盛世之樂，并沿此形成平和典雅、辭氣安閑的詩風；其次是將個人修養向外拓展，強調詩歌潤澤人心之用，形成重實用的詩教觀。本書前文曾談及元末江右家族內修德行、外求物理的學術旨趣，永樂后的江右館閣文人將其繼承。但他們的修養目的，在于養成一種盛世安閑之樂，而非元明之際的適性自足之樂。對此種修養目的之轉換，楊士奇以際遇之不同予以疏解：“蓋惟中之所守，確乎不可拔；而以之遇，則可以建功，不遇，亦可以自樂，非志于道者不足語此。”江右館閣文人在事功方面稱得上成功，因此他們理諸情性的結果在于養成內涵豐富的盛世之樂。梁潛將盛世之樂的形成歸結為時代氣運與個人修養，云：“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諗其勁正高邁之氣，有以明夫培植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于中，隨所感而發之于此也，豈非盛哉？”感于外而蓄于中，治世安閑之樂因以養成。盛世之樂對臺閣詩學的影響有二。一是導出安閑平和的詩風。以往的研究認為楊士奇、梁潛等館閣文人的平淡詩風是受陳謨、梁蘭諸人的影響，這當然沒有問題，但深層原因在于他們對本地學術宗旨的接受，即通過內修德行而養成盛世文人之樂。二是盛世之樂取代自適之樂，意味著對倡導超然意趣的山林詩的否定，進而形成臺閣詩一統詩壇的局面。因此，他們的山林詩普遍抒寫從容之樂與事上之忠，如楊士奇“為報明朝著雙屐，及時清賞莫相違”的自我鞭策，陳循“聊怡物外情，且醉尊中醁。為樂亦何多，況乃富榮祿”的富貴安閑，周敘“漠無外物縈，幽居足盤桓。……愿子慎終始，勉旃力希顏”的自我勉勵。這些詩表面上抒寫怡然自適的情懷，實則包含勤于政事、媚上盡忠的官僚自覺，有山林詩之形而無其實。之所以如此，因其將山林之樂視為調節仕宦困頓的方式，正如胡廣坦言：“安逸非所尚，習隱恒自娛。謝茲塵網羈，愛此泉石居。”本應具有超然意趣的山林詩成為臺閣官僚玩弄光景的文字游戲，而徹底失其神韻。

江右文人將內修德行的學術旨趣向外拓展，強調詩歌潤澤人心之用，形成重實用的詩教觀。明初江右文人的詩教說，乃根植于理學的修養論，其基本內涵是通過詩歌發明義理，或灌注作者醇厚道德，進而通過“觀感興起”的感化過程，最后達到規范彝倫之目的。對此，王英稱：“《南陔》《白華》其辭雖亡，而《蓼莪》《屺岵》之章，猶可諷詠。言約而明、肆而深，悲而不怨，可以觀感興起，詩之謂乎？”對“悲而不怨”的規定，屬于理學以天理約束人情的觀點，楊士奇“蹈乎仁義而輔乎世教”之語可為概括。

二、江右詩學思想與元明兩代臺閣文學

元明兩代臺閣文學具有一定的同質性與異質性，對于二者的比較研究，江右詩學思想是重要的歷史線索。一方面，江右詩學在元明之際的傳續是兩代臺閣文學具有相似性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不同的歷史語境又造成兩代臺閣文學具有重要差異。

江右詩學思想在元至明初的傳承與流變，是導致兩代臺閣文學具有相似性的重要原因。元明兩代臺閣文學在詩學觀念與審美形態等方面具有很強的相似性，例如鳴盛理念與典雅詩風。此種相似性固然來源于二者同為政治性文學的屬性，亦來源于江右詩學思想的深度參與與代際傳續。其中，家族與師友是重要的傳承方式。先看師友傳承。危素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與虞集、范梈、歐陽玄等元代館閣文臣過從甚密。《明史》載其“少通五經，游吳澄、范梈門”，可見其與范梈有師生之誼。危素與歐陽玄亦有交往，他坦言自己從學歐陽玄的經歷，云：“素宦學京師，嘗從公于史館。晚辱與進尤至，謂可以承斯文之遺緒。”此外，至元三年（1337），隱居臨川的虞集曾為危素《云林集》作序，可見二人亦有所交。再如劉崧，他曾在《自序詩集》中稱：“會有傳臨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詩者，誦之五晝夜不廢。”可見虞集、范梈對其影響之深。由劉崧而后，這種對虞、范詩風的追慕通過其弟子蕭翀而繼續傳承。練子寧通過其父練高的家學教育繼承了館閣先賢的詩學觀念。再看家族傳承。例如以陳謨為代表的陳氏家族，梁蘭、梁潛父子的梁氏家族與以蕭岐、蕭用道為代表的蕭氏家族，其核心特征是將理學的學術精神與文人的用世取向緊密結合。楊士奇在少年時期便受到陳謨的學術指導，潛心訓練既關乎治道又具現實操作性的實用性詩文的寫作。此種訓練為他后來從事臺閣文學的創作打下堅實基礎。概言之，家族與師友傳承，使元代臺閣文學崇尚典雅、追求平和的詩文觀念延續至明代臺閣文學。

元明兩代臺閣文學亦有重要區別，這來源于兩代江右文人不同的政治境遇與群體心態。元代江右文人具有志不獲伸的苦惱，他們雖然位列館閣，卻始終處于權力外圍。此種政治邊緣化造成的尷尬境遇，虞集亦不例外。他作為仕宦最為顯赫的南人，其人生追求是發揮文人的經國治世之用。但在現實中，奎章閣卻遠離現實政務，而只是品評文物、觀覽書畫的場所。對于奎章閣的功能，元文宗曾謂：“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于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事實的確如此。虞集任職時期的奎章閣，主要職能便是講說經史、鑒賞文物典籍、研討詩文繪畫。而明初的江西籍館閣文臣則不同，他們可以切實參與當時的文治建設與具體政務。與虞集、揭傒斯等同鄉前輩相比，此時的江右文人并非興文藝事的文學侍從，更多具有朝廷官員的屬性。因此，其詩學思想并非只是鳴盛，而具顯著的政治色彩，如理學化的詩歌觀念與創作形態，與倡導文風簡潔、功能實用的文章觀念。概言之，這是一種與政事高度融合的詩學思想。至于文人心態，亦可看出元明兩代江右文人的差別。無論是虞集還是揭傒斯、范梈、歐陽玄，他們雖都食俸元廷，卻具有典型的文人化的人格特征。這種特征，在元明之際的劉崧、明初的解縉身上依然存在。而永樂年間，尤其是解縉慘死之后，江西文人的心態則具有官僚化與模式化的群體特征，端莊敬敏、老成持重是此時期館閣文臣的理想人格。此種人格特征投射在詩文創作上，呈現為倡導內心優游不迫、風格工穩平正的體貌特征。文學性與審美性的欠缺使元明兩代臺閣文學歷來不被研究者所重視，就此一點而言，本書對元至明初江右詩學思想流變的考察，或可為認識兩代臺閣文學提供一種新的視角。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延祐復科與雅正詩學觀的形成
第一節　劉辰翁與元初江右詩學的基本形態
第二節　延祐復科與館閣文臣的詩學觀念
第三節　地域文壇領袖的更易與雅正觀念的播衍

第二章　雅正詩學觀在元末的承與變
第一節　館閣文臣與布衣文人的山林之作
第二節　雅正內涵的嬗變與臺閣、山林詩的互動
第三節　宗唐復古的主流思潮與堅守情性的詩史之作

第三章　雅正觀念的重振——明洪武、建文朝江右詩學思想
第一節　對明初“江右詩派”文學史概念的檢討
第二節　“鳴盛”與“抒懷”：兩種詩學觀念及其實踐模式
第三節　洪、建兩朝江右文人與臺閣文學之關系

第四章　永樂間江右詩學思想與臺閣文學
第一節　江右文人政治際遇與士人心態
第二節　現實與傳統之間——江右學術與家族文學
第三節　繼承與新變：江右詩文觀念的臺閣化轉向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作者簡介

陳光 ，山東鄒城人，文學博士、博士后，現就職于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學思想史。先后在《民族文學研究》《人文雜志》《安徽大學學報》《文藝評論》《華中學術》《中國詩歌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十余篇。畢業論文獲評首都師范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

編輯：佟 譞

審校：王霄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