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的勤儉耕讀

曾昭燏（1909.1.27——1964.12.22）是中國第一位女考古學家，也是中國第一位女博物館館長。

曾昭燏

1909年，曾昭燏出生于湖南省湘鄉縣（今雙峰縣）荷葉鄉“萬宜堂”，這是中國近代綿延兩百年的世家大族——曾國藩家族的故鄉。按照曾家“國、紀、廣、昭”的排列，曾昭燏屬于第四代；一個“命中缺火”的女嬰，長輩賜名為“燏”（yù）。

曾昭燏的曾祖父，是曾國藩的大弟曾國潢，常年在家鄉照顧長輩，督課子侄，對曾氏子弟教育貢獻最大。今天為我們所熟知的“曾氏家訓”---“耕讀為本、勤儉持家、堅忍不拔、求闕至善”，起源于曾國藩，但真正讓它貫徹執行、綿延不絕的是曾國潢。

曾昭燏的父親曾廣祚，前清舉人，清縣學附生，江蘇候補道。母親陳光璐，出身于書香門第，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女；其祖父陳岱云與曾國藩為同科進士，官至翰林。陳光璐自幼熟讀經史，琴、棋、書、畫俱工，并通中醫。

曾昭燏的大哥曾昭承，1920年清華學校畢業，同年考取庚款留學生，哈佛大學經濟系學士，威斯康新大學經濟學碩士；回國后在國民政府任職，日本投降后不久去臺灣，任臺灣工礦公司總經理。

曾昭掄

二哥曾昭掄（1899.5.25—1967.12.8），也是1920年清華學校畢業，同年考取庚款留學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所長，先后執教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輔仁大學。

曾昭燏出生不久，家道開始中落，但在嚴格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中長大的她，卻有著一種與同齡女孩不一樣的氣質。她幼讀私塾，由族師曾筱屏先生講授《十三經》。從小精讀古籍典藏，擁有非常扎實的國學基礎；受嚴格家教熏陶，孝敬慈母，和睦兄妹，而且聰明、伶俐。

曾寶蓀

1923年，剛滿14歲的時候，曾昭燏離開荷葉鄉來到長沙，進入堂姐曾寶蓀（1893.3.9—1978.7.27，倫敦大學教育學學士）創辦的藝芳女子學校（中學）讀書。曾寶蓀是曾國藩的曾孫女，第一位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攻讀教育學的女學家。藝芳女校是曾寶蓀與胞弟曾約農（倫敦大學博士）1918年在長沙創辦教會學校。曾寶蓀后擔任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校長，1928年出席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會議，1948年被選為國大代表，成為中國婦女自強自立的典范。這位新女性，為了教育事業而始終獨身一人，影響了曾昭燏一生。

在基督教會的學校里，作為校長的曾寶蓀期望學生“好學，又不專讀呆書”，能“崇信基督，又不忘孔孟之道”，能“守校規，又能提出有條有理的建議”。這些校訓和教育方法給少年曾昭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生平做人上，起了相當大的影響。

國學大師的“入室弟子”

1929年夏，20歲的曾昭燏中學畢業。校長曾寶蓀勸其留在長沙升學，日后好在藝芳女校教書。曾昭燏出于對堂姐的崇拜，愿意留下。但是，曾昭掄力阻不允，并召其到南京或上海升學。在曾昭掄的堅持下，曾昭燏來到上海住到法租界曾昭承家中，由正休假住在上海岳父俞明頤家的曾昭掄負責為其補習功課，準備考大學。經曾昭掄一個暑假的輔導，曾昭燏考上了國立中央大學。

1929年秋季，曾昭燏成為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的學生。那一屆，中央大學有兩個女學生特別引人注目：文科的曾昭燏，理科的吳健雄。1927年，吳健雄以優秀成績從師范學校畢業，任該所小學教師。兩年后考入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一年后轉入物理系。

1930年，偶然的一次機會，聰明、好學的曾昭燏在好朋友、胡小石的女弟子游壽（1906～1994，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的建議下，開始旁聽胡小石教授的甲骨文和金石課程，大受震動，這是引領她走向藝術文化世界。只要有時間，她就會去聽胡小石講課，深感胡小石引證之淵博，說理之致密。于是每課必聽，并親自登門請教。大學二年級，曾昭燏轉入國文系，獲得國學大師胡小石教授的器重和培養，她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當時的國立中央大學國文系，可謂名師云集，高手如林，如黃侃、吳梅、胡小石、厲麟似、楊樹達等均于此執教。

胡小石（1888—1962年），名光煒，晚年號沙翁。原籍嘉興，生于南京、長于南京。其父胡季石為晚清舉人，曾在南京候補，故舉家遷居南京。胡季石長于古文和書法，家藏文物典籍十分豐富，特別是青銅、甲骨之器。故胡小石自幼受熏陶，既有正統的國學根底，又接受了最新的甲骨金文學術訓練。

胡小石

胡小石幼時好學不倦，1902年，14歲參加了科舉考試并中舉。1906年，胡小石考取了設于南京、被后人稱之為“學府圣地”的兩江師范學堂（中央大學前身）。

在兩江師范學堂胡小石受到學堂監督（校長）是李瑞清（梅庵先生）青睞，親自傳授正統的國學。身為國學大師的李瑞清，亦精于碑學，是清末民初名揚海內外的大書法家。因此，除國學外，胡小石又得其親授書法，始學《鄭文公碑》，繼學《張黑女碑》，由此書藝大進。李梅庵是乾嘉學派巨擘，而當時乾嘉學派的考據方向已開始傾向金石文字，李梅庵更是其中翹楚。

1911年，23歲的胡小石從兩江師范學堂畢業時，被梅庵先生留校任附中教員。梅庵先生還介紹他拜當時詩壇“同光體”領袖陳三立（曾昭燏的舅舅）為師，攻習詩詞。

辛亥革命后，兩江師范學堂停辦。胡小石先受聘為江蘇第四師范博物教員，后赴長沙任明德中學博物教員。此后十年，輾轉上海、武漢、北京等各地的任教。1924年胡小石返回南京定居，在城北將軍巷31號筑小樓居住，題名“愿夏廬”。應金陵大學之聘，胡小石為國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同時兼任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教授及中文研究室主任。

胡小石是中國文字學家、文學家、史學家、書法家、藝術家。在古文字、聲韻、訓詁、群經、史籍、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書畫之學，以至辭賦、詩歌、詞曲、小說、戲劇，無所不通，在很多領域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被學術界譽為“全能學者”。胡小石尤以古文字學、書學、楚辭、杜詩、文學史最為精到。

曾昭燏在《憶胡小石師》有一段頗含深情的回憶：“余自一九三一年秋始識師。其時師在金陵南雍講甲骨文及金文課，余往聽課，驚其引證之淵博，說理之致密，自是有課必往聽，亦嘗登門請益。師手寫聲韻表及說文雙聲字例，皆命余謄錄一遍，余略知古文字聲韻之學，皆師之教也。師講中國文學史、楚辭、陶謝詩等課，不僅見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聽者座無虛席……師所居在城北將軍巷……亦于此教余書法，初學即命寫鐘鼎文，不令習法貼，恐開頭便落圓熟陳套也。余每習書，師自后觀之。耳提面命，如誨蒙童……”

1931年，時任國立中央大學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曾昭掄，應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之邀去北京大學當化學系教授和系主任，原本居住在曾昭掄家的曾昭燏，移居胡小石“愿夏廬”吃住，這一住便是三年。胡小石也喜愛這個單純好學的女弟子，師生二人相夕與共，留下諸多溫馨的慈父愛女般的深情厚誼。胡宅的藏書樓卷帙浩繁，這里也成了曾昭燏的自習室，往往迷到“竟日不下”地步。

曾昭燏的書法

她跟著胡小石研究金石、書法、歷史、考古、音韻等，師生二人經常就文學的話題展開討論，那段時間她像一塊柔軟的海綿，努力地吸收。在良師益友胡小石教誨培養下，曾昭燏無論是在為人還是學問上皆受益匪淺，為其今后從事考古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曾昭燏的書法有著別樣的氣息，風格渾樸、秀整，于雄渾中透出娟秀之氣，有著強烈的金石氣息，體現了她深厚的筆觸功力。

曾昭燏回憶與胡小石攬勝之趣：“逢春秋佳日，常邀弟子二三人出游，余多隨侍。相與攀牛首，登棲霞，探石城之故跡，攬莫愁之勝景，嘗于夏日荷花開時，天才微明，即往玄武湖，載一葉扁舟，破迷茫之晨霧，搖入荷花深處……又嘗櫻花盛開之際，游孝陵及梅花山，坐花下高吟唐人絕句，音調清越，回蕩于林木之間，其雅懷高致可見矣。”

1933年，曾昭燏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大學學業。曾昭燏擔任金陵大學附屬中學（現金陵中學）國文兼職教員，同時擔任學生刊物《金陵鐘》的指導教師。1934年，曾昭燏考入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生班。次年，已在金陵大學念研究生的曾昭燏，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放棄國內學位并辭去金陵大學附屬中學教職，自費去倫敦大學攻讀考古學。她的目標很簡單，中國有數千年悠久歷史，卻苦于科學研究方法的匱乏，學習近代西方考古學的先進方法，為中華文明服務，就是為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點燃一盞希望的燭火。那種穿越時空維度的探索，讓她仿佛能觸到文明伊始的脈搏。

專攻考古學的女留學生

曾昭燏找到了自己最大的興趣，那就是考古學。這門看似枯燥而艱澀的學科，讓很多女孩子望而卻步，曾昭燏是唯一出國攻讀考古學專業的女性。在她心里，有的只是觸摸歷史痕跡時的動容，和延續文明的使命感，而那些男女之別，教條之限，在她心里輕如一陣耳旁風。

通觀中國近代杰出女性活動的領域，多是在文學、藝術、教育、醫學等幾個門徑中來往穿梭，而曾昭燏卻從古文字學入手，最后選擇了連許多男性都望而卻步的田野考古學，而且能堅持下去，并蔚然成家，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女性奮斗史上的一個令人驚嘆的異數。

20世紀上半頁的現代考古，一流的女性考古學家難得一見。因為現代考古門檻比較高，要有中國傳統的歷史文獻、金石學及古文字的基本訓練，還要具備西方考古學理論的素養，對女性而言，這一領域沒有充足的學養和堅強的毅力是很難勝任的。在當時鳳毛麟角的中國女留學生中，曾昭燏是唯一攻讀考古學專業的。她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解釋了什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男子在事業上的任何成就，女子同樣可以取得。

1935年3月13日，曾昭燏由二位兄長送至上海碼頭，登上意大利郵輪，赴英國倫敦大學攻讀考古學，費用是由兩位兄長的資助。

曾昭燏留學英倫攻讀考古學學位的導師是倫敦大學中國藝術和考古學講座教授葉慈(W.P.Yetts，1878—1957.5.14)，他1903年畢業于英國皇家海軍軍醫學校，1912年辭去軍職。次年，任駐華英國使館的醫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葉慈在英國陸軍醫療隊工作。復員后，1920-27年在英國衛生部工作。 葉慈在中國任職時，便對于中國藝術和考古學發生愛好，曾下過一番功夫。 西方社會中研究中國古代銅器的學者，除了瑞典的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教授以外，要算葉慈是比救有成就的一位。 所以倫敦大學于1932年設立中國藝術和考古學講座教授時，便延聘葉慈為教授，一直到1946年。

葉慈的重要著作，首推 《猷氏集古錄》（銅器部分二卷，1929年版、1930年版，佛教雕刻部分一卷，1932年版）與《柯爾銅器集》（一冊1939年版）。葉慈曾花費二十多年致力于“ 中國古代陶器考” 一書的寫作，一直沒有脫稿。

正是在這所世界著名的大學里，曾昭燏與吳金鼎、王介忱、夏鼐（1910.2.7—1985.6.19）等三位海外學子不期而遇了。夏鼐是在傅斯年（1896.3.26日—1950.12.20）的建議下專攻考古學的。新中國考古界，有“南曾北夏”的說法，南曾是曾昭燏，北夏就是新中國考古事業的掌門人夏鼐，他們代表了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考古學的最高成就。

在倫敦，她給時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寫信求教，言辭懇切：“冒昧地寫信麻煩您，希望您為我個人著想，為中國的考古學發展著想，我學什么東西最有用處，趕快回信給我，因為我在暑期中必須決定下學期的計劃。您既然不憚煩地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憚煩地指教我。”

在倫敦求學的曾昭燏，終日埋首苦讀，她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學到最科學的方法。曾昭燏只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寫出畢業論文《中國古代銅器銘文與花紋》，文中列舉了從2082件古代銅器上整理出的600余種徽識。這部頗見功力、洋洋十多萬字的碩士論文就是在胡小石《古文變遷論》基礎上深入細致研究，體現了胡小石的治學淵源和精髓，特別是對音韻學的感悟、研習更是頗得要領。論文既為曾昭燏取得了碩士學位，也為她在國際考古學界初步奠定了學術地位。1937年6月，曾昭燏獲得倫敦大學考古學碩士學位。

曾昭燏的碩士文憑

月底，曾昭燏與剛結束學業的俞大絪（牛津大學文學碩士，曾昭燏的二嫂）、俞大縝（牛津大學文學碩士）姐妹一起離開倫敦抵達巴黎，在稍事游覽與休整之后，俞家姐妹購買船票歸國。曾昭燏的進取心極強，按照與前輩學者、中央博物院李濟（1896.6.2—1979.8.1）的約定和學習計劃，赴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參加什維希威格(Schleswig)為期十個月的考古實習，后又去慕尼黑博物館參加藏品整理和展覽設計等實際工作2個月。她后來在回憶德國實習時的收獲說：“在德國的一年時間，對我以前的學習是很好的鞏固，更重要的是我接觸實際，看到和學到許多書本上沒有寫上或者沒有說清楚的東西。”這是她留給后人治學之道的經驗總結。

李濟

李濟，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首次正式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的學者，被認為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所主持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

1938年，曾昭燏從德國回到英國倫敦大學，任葉慈教授的助教，終日埋頭苦干在工作室里，分別寫成《論周至漢之首飾制度》論文和《博物館》專著初稿。

當時，中國正處在日寇侵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她眷念災難中的祖國，曾昭燏主動放棄放棄英國大學考古學院之聘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心愿，決心辭去教職，于戰火紛飛的1938年9月由英國轉道法國，從馬賽港啟程回到昆明。

民國才女的豐功偉績

回到祖國，曾昭燏加入了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工作，被籌備處主任李濟聘請擔任專門設計委員。奔波于川、滇一帶從事考古研究及征集、調查、發掘等工作,從此，曾昭燏將畢生精力獻身于祖國的博物館和考古研究事業，前后達26年。

1939年3月至1940年9月，曾昭燏參與發掘馬龍遺址、佛頂甲乙二遺址、龍泉遺址等，獲得大量文物資料。這是中國考古學家第一次運用外國先進技術和科學方法進行的“鋤頭考古”活動。

在很長時間里，曾昭燏是中國考古田野里唯一的女性。她利用自己的學識，投身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工作，和吳金鼎等在云南大理的蒼山、洱海境內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首次向中國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華和廣博的學識，不辭勞苦地整理出版了《云南蒼洱境考古報告》一書；和夏鼐等在四川彭山一帶調查和發掘漢代崖墓，發掘成果極為驚人。

1941年2月曾昭燏被任命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總干事，她與李濟等人夜以繼日將博物院文物登記造冊，裝箱編號協助文物西運，連同運出的還有來自北平故宮博物院的一萬多箱珍寶，避免了這些國之重寶淪入敵手。

東漢崖墓群

1948年曾昭燏參加了聯合國博物館協會，是當時該協會的九名中國會員之一。這時期，曾昭燏著述頗豐，與李濟共同署名完成自己的扛鼎之作、中國第一部博物館專著《博物館》，成為中國博物館學的奠基巨著。《博物館》雖然篇幅短小，但是一直被奉為圭桌。嗣后的博物館史研究基本秉承了這個體系，多著眼于辨識細節和完善脈絡。

曾昭燏是既能做學問，又能做事情的一代女杰。除了著書立說，曾昭燏還完成了她一生中最為得意成就——復建中央博物院（現為南京博物院）的大殿。此殿為仿遼建筑，由著名建筑設計師徐敬直先生設計，梁思成先生定稿。

原來的國立中央博物館

在中國人民革命即將勝利前夕，國民黨政府一些人策劃將中央博物院的珍貴文物運往臺灣，曾昭燏與鄭振鐸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群起而反對。在運臺文物啟程時，她再次明確聲明：“運出文物，在途中或到臺之后，萬一有任何損失，則主持此事者，永為民族罪人。”1949年4月，她聯合吳有訓、陶孟和等人聯名上書國民黨當局。在他們的堅持下，三批運到臺灣的852箱文物終于全部運回了大陸。

曾昭燏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毅然留在大陸，迎接人民革命的勝利。1950年3月，國立南京博物院正式成立。她任副院長兼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她即與潘菽、劉敦楨、朱偰、羅爾綱等一批專家、學者開展對南京附近六朝陵墓石刻和南京市內堂子街太平天國某王府壁畫進行調查，并向上級機關提出保護措施，促成這批六朝陵墓石刻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及太平天國紀念館的建立。

1950年，曾昭燏親自主持對南京市郊祖堂山南唐二陵進行科學考古發掘。這是新中國建立后全國第一次對封建帝王陵墓的發掘，并在田野工作結束后，及時組織力量編寫報告，主編《南唐二陵》一書（文物出版社，1957年）出版，贏得國內外史學界高度評價，成為研究我國五代史不可缺少的參考書。同時，她潛心“湖熟文化”的考古發掘，為探討我國東南沿海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原始文化，商周時代江南土著文化，做了前人未做的許多開拓性的工作。撰寫的《試論湖熟文化》（與尹煥章合撰）至今仍是南博最重要的學術著作之一。

南唐二陵

1954年由華東文物工作隊在山東沂南發掘的一座大型漢畫像石墓，曾昭燏主編《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一書（文物事業管理局，1955年）出版，其學術價值也為世界學術界所贊揚。她編寫的《南唐二陵發掘報告》及《沂南古畫像石墓的發掘報告》，至今仍是南京博物院存檔的最重要的學術著作。

1955年，曾昭燏任南京博物院院長。自她以后，南京博物院有條不成文的院規：本院做考古工作者，絕對不準私人收藏古董。投身考古文博事業后，曾昭燏認為博物館應該具有教育的功用，也正可以實現她早年“教育服務無數人”的志向，她是真正把一生嫁給了中國博物館事業。她親力親為地做了很多工作，從展陳的設計大綱、選擇藏品、編排輔助材料，到提取文物、寫文字說明以及現場布置等每一道工作程序，都親自審查，嚴格把關著每一道工序。與同事們商量、斟酌再三，甚至每每面對陳列展覽的文字說明都要誦讀出聲，力求文字既要簡明扼要，又要通俗易懂，以便讓不同文化層次的觀眾所接受。

60年過去了，撥開冰冷的歷史，我們望見的是一個充滿了才情和魄力的女學者。曾昭燏無比地愛著這個世界，所以她想要保護好她心中世界最美麗的樣子。今日神州大地的繁榮昌盛，可以告慰把一生貢獻給中國文博事業曾昭燏泉下之魂。

后記

20世紀70年代，我在南京十中（現金陵中學）上學。經常到學校圖書館“打工”----課余時間幫助圖書館整理圖書，“報酬”是可以進書庫翻閱館藏書籍，這在文化凋零的時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南京十中圖書館

圖書館里有位不允許上課的、正在接受勞動改造的“牛鬼蛇神 ”：30年代金陵大學國文系畢業生宋家淇老師，古文修養極高，在南京中教界是出名的學問大家。他的書法，更是聞名遐邇，南京街頭有不少店鋪的門頭用的就是他的墨跡。

有一次，我向他吐槽：毫無征兆地被學校任命為學校板報主編，我既不是學校板報的成員，也不是學校學生組織的負責人，因為前任主編被突然換掉，不知誰推薦或者誰看中了我？可是，沒有人告訴我板報主編工作的要求與具體任務，我只好勉為其難地獨自一人挑起這副重擔。

作為30年代金陵大學附屬中學（現金陵中學）學生刊物《金

陵鐘》的主編，宋老師深情回憶他在中學讀書時，如何組織撰寫文章與編輯刊物，對我有很多啟發。宋老師告訴我，在主編校刊《金陵鐘》時，曾受到過一位金陵大學研究生的指導，如何具體，如何有效。當然，宋老師并沒有透露指導教師的名字，就更沒有講出她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國藩的家族后人。

不過，宋老師還是無限深情地痛心回憶，可惜啊！她50年代在南京靈谷寺的第七層躍身而下自殺身亡。

靈谷塔

靈谷塔是一座八面九層寶塔，由鋼筋混凝土及蘇州金山花崗石建造。它是30年代國民政府為紀念北伐陣亡將士修建的的紀念塔，是陣亡將士公墓建筑群中一個重要的組織部分??，位于紫金山上的靈谷寺旁。靈谷塔是美國著名建筑師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年-1954年）和中國建筑師董大酉（1899～1973）設計的，造形優美，典雅莊重，具有民族風格和特點。

作者：東南一葉，工科出身，學術執業，愛好文史，民國人物傳記與藝術游記有多篇文章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