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歸化城，談晉商票號的歷史鏡鑒和對萬里茶道的時代價值

作者/孫樹恒

一

任志勇先生，這位旅蒙商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一位癡迷的收藏家。二十多年來，他扎根蒙古國，投身于蒙古國工程建設，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憑借著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卓越的商業智慧，站穩了腳跟，成為蒙古國中華總商會副會長。他深知自己作為中國人在異國的獨特身份，更明白旅蒙商所肩負的責任與使命。在忙碌的工程建設之余，任志勇先生毅然踏上重走萬里茶道的征程，他的足跡遍布蒙古國的每一寸土地，深入開展田野調查，用心收藏歷史文物，積極參與萬里茶道申遺工作。

與任志勇先生交流，翻閱他悉心收藏的文獻資料，仿佛能觸摸到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看到旅蒙商們在萬里茶道上奔波的身影，也感受到所伴生的晉商票號對夢想的執著追求和對未來的無限憧憬。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旅蒙商與票號始終在萬里茶道上堅定地走下去。

在晉商縱橫華夏商界的漫長歲月中，票號作為其金融工具，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任志勇收藏的文獻，猶如一把珍貴的鑰匙，為我們打開了深入了解晉商票號的大門，使我們得以從多個維度剖析其發展脈絡、運營模式以及深遠影響，尤其是其中關于晉商票號的記載，更讓我們看到晉商票號在萬里茶道的特定地域的獨特發展軌跡。

二、晉商票號是時代催生的金融變革

晉商票號誕生于清代中葉，1823年山西平遙日升昌票號的創立，標志著中國金融史上一個全新的時代拉開帷幕 。當時，晉商在全國范圍內的貿易活動已經頗具規模，大宗貨物的長途販運使得現銀的異地搬運面臨著諸多難題，運輸成本高昂、風險巨大，遭遇盜匪搶劫的事件時有發生。任志勇收藏的文獻中記載，晉商在經營過程中深感資金流通的不便，迫切需要一種更為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務模式。最早的日升昌票號的前身是西裕成顏料莊，在總經理雷履泰的大膽創新下，巧妙地將傳統的商業匯兌與金融服務相結合，開創了票號這一全新的金融業態。

在日升昌的示范效應下，山西票號業迅速崛起，平遙、祁縣、太谷等地成為票號的集聚地。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晉商票號迎來了發展的鼎盛時期，其業務范圍不僅覆蓋了中國內地的主要商業城市，還延伸至日本、俄羅斯、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 ，成為當時亞洲金融領域的重要力量。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特別是在西方現代銀行制度的沖擊下，晉商票號逐漸走向衰落，但其創立與發展的歷程，無疑是中國金融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而歸化城晉商票號在其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三、歸化城票號，山西商幫的壟斷地位

清代中葉，歸化城成為連接中原與蒙古、新疆乃至俄羅斯的貿易樞紐，商隊往來頻繁，白銀運輸風險高、成本大。為解決現銀攜帶不便的問題，山西商人主導的票號應運而生，專營銀錢匯兌業務，逐漸形成“匯通天下”的金融網絡。分為祁縣幫、平遙幫、太古幫三幫。祁縣幫勢力最大，分號包括大德通、大德恒、合盛元等；平遙幫以蔚豐厚為代表，太古幫則有錦生潤等。至清末，歸化城共有13家票號，形成覆蓋全國的匯兌網絡。大盛魁以歸化城為基地，旗下票號裕盛魁等支持其跨國貿易，業務覆蓋蒙古、新疆等地。 喬家復字號在歸化城開設通順店、法中庸錢莊，與大盛魁競爭激烈，后因管理細節調整策略，成功立足。 日升昌雖總部在平遙，但歸化城分號與本地票號合作，形成跨區域匯兌網絡。歸化城的金融活動還涉及“寶豐社”，該組織具有早期央行特征，負責譜撥制度的運行（如調節利率、匯兌等），但并非傳統票號。??如大盛川票號，它由大盛魁于光緒十五年（1889）投資10萬兩白銀在祁縣創辦 。大盛魁在歸化城商業中占據重要地位，素有“一個大盛魁，半個歸化城”之稱，其創辦大盛川票號，進一步整合了當地的金融資源，促進了歸化城商業的繁榮發展。

四、組織構成、崗位與職責，精密運轉的商業機器

晉商票號擁有一套嚴謹且分工明確的組織架構，確保了其業務的高效運作，歸化城的票號分號也遵循著這一成熟的體系。

（一）決策與管理層

大掌柜，作為票號的核心人物，全面負責票號的經營決策與管理事務。其選拔極為嚴格，不僅要求具備卓越的商業洞察力、豐富的經營經驗，更要有高尚的品德和強烈的責任心。票號中，大掌柜需深入了解當地的商業環境和市場需求，因地制宜地制定經營策略。例如，歸化城作為蒙漢貿易的重要樞紐，大掌柜要精準把握皮毛、牲畜等特色商品的貿易周期和資金需求，合理調配資金，為當地商戶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二掌柜和三掌柜則是大掌柜的得力助手。二掌柜主要協助大掌柜處理日常事務，監督票號員工的工作表現，負責協調各部門之間的關系，保障票號內部的順暢運轉。三掌柜側重于對外業務的拓展與客戶關系的維護，憑借其出色的社交能力和商業人脈，與歸化城當地的商戶、牧民以及其他票號分號建立密切聯系，為票號招攬更多的業務。

（二）財務管理層

管賬先生掌管著票號的財務大權，負責賬目管理和銀錢出納。他們精通財務核算，對每一筆資金的流向都了如指掌，通過嚴謹的財務記錄和分析，為票號的經營決策提供數據支持。在歸化城，由于貿易涉及多種貨幣和復雜的交易方式，管賬先生需要具備更強的貨幣兌換和賬務處理能力，確保資金的準確收付和賬目清晰。

（三）業務執行層

跑街負責外出招攬業務，了解市場動態和客戶需求。他們活躍于歸化城的各個商業場所，與皮毛商、牲畜販子、旅蒙商等各類商戶頻繁接觸，及時掌握市場信息，為票號的業務拓展提供第一手資料。坐柜則在票號的營業場所接待客戶，辦理匯兌、存款、取款等業務，他們需要具備良好的服務態度和專業的業務知識，為客戶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務。

這種層級分明、職責明確的組織架構，使得晉商票號內部形成了一種相互協作、相互制約的工作機制，有效提高了票號的運營效率和管理水平，在歸化城也不例外。

五、票號的業務與運作模式

（一）業務范圍

晉商票號的業務范圍廣泛，涵蓋了多種金融服務領域，歸化城的票號分號在開展業務時，充分結合當地的商業特點，展現出獨特的活力。

一是異地匯兌。異地匯兌是晉商票號的核心業務之一。匯兌，以票匯為主，客戶將現銀交票號換取匯票，憑票異地取款，實行“認票不認人”制度。匯水（手續費）根據市場波動調整。 商人在進行異地貿易時，只需在本地票號存入銀兩，票號便會開具一張匯票，商人持匯票到指定的異地分號即可兌換成現銀。在歸化城，許多旅蒙商從內地采購貨物，再運往蒙古草原銷售，他們通過票號的異地匯兌業務，解決了資金往來的難題。例如，一位晉商從歸化城采購了大量的皮毛，準備運往北京銷售，他可以在歸化城的票號存入貨款，拿到匯票后，在北京的票號分號順利支取現金，避免了長途攜帶大量現銀的風險。

二是存貸款業務。票號積極吸收社會閑散資金，為客戶提供存款服務。存款分為定期和活期兩種，利率根據存款期限和金額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如歸化至京津每千兩收取4-5兩，民國初年因戰亂漲至200兩。在歸化城票號的存款業務吸引了當地的商戶、牧民以及一些官員將資金存入。同時，票號也向有資金需求的商戶和個人發放貸款，支持他們的商業活動和生產經營。比如，一些本地的皮毛加工商戶在擴大生產規模時，會向票號申請貸款，用于購買設備和原材料。票號在貸款發放過程中，會對借款人的信用狀況、還款能力進行嚴格評估，確保貸款資金的安全。

三是標期制度與信用管理。票號通過“標期”結算資金，按年、季、月劃分周期，結合商號交易規律提前調配現銀。例如，磚茶貿易的標期與茶葉生產、運輸周期緊密配合，既減少現銀運輸壓力，又保障資金流動性。

四是其他業務。除了匯兌和存貸款業務外，晉商票號還涉足其他金融領域。在歸化城，票號為當地的商業活動提供了諸如貨幣兌換、金融咨詢等服務。由于歸化城是多民族聚居、多種貨幣流通的地區，票號的貨幣兌換業務滿足了不同民族和商戶的交易需求。此外，票號憑借其豐富的商業經驗和廣泛的信息渠道，為客戶提供商業信息和投資建議，幫助他們把握市場機遇。

（二）特色和創新

一是票據發行與流通。發行銀票等票據，這些票據在一定范圍內可以代替現金流通，方便了交易。影響最大的是大盛魁印票莊。清嘉慶年間大盛魁獲得清朝政府發給少數旅蒙商進行印票業務的營業執照“龍票”，龍票不僅規定了放印票賬的地域范圍，而且還印有保護業務活動的法律性條文。這使大盛魁憑借皇權取得了在蒙古地區長期進行印票業務的壟斷地位。由于大盛魁的業務以印票銷售為主，故稱“大盛魁印票莊”。據日本“經濟調查叢書”《外蒙古共和國》一書記載，當時外蒙古140旗，只有10旗或20旗左右不負債于大盛魁。

二是防偽與風控。每家票號采用獨特的防偽標識（如密押、匯票剪裁），僅限本號或聯盟票號間互通，避免冒領風險。例如，喬家復盛公與日升昌曾達成協議，允許客戶跨號兌換，但受地域和時間限制。

三是譜銀與撥兌。歸化城寶豐社（金融行會）推行“譜銀”和“撥兌”作為信用貨幣，解決大宗交易現銀短缺問題：譜銀，代表現銀，可周轉或兌現；撥兌，類似轉賬結算，僅用于記賬，不兌現。 商號通過錢莊開戶，交易時直接劃撥賬目，減少現銀流通。

四是與錢莊的分工協作。票號專注異地匯兌與官款處理，錢莊負責本地兌換與小額信貸，二者形成互補。例如，票號通過錢莊吸納民間資金，錢莊則依賴票號作為資金后盾。

五是激勵機制。身股制（人力股）將員工利益與企業綁定，大掌柜每四年分紅可達萬兩白銀，遠超同期縣官收入，吸引山西最優秀人才投身金融業。

（三）票號的衰落與轉型。辛亥革命后，現代銀行（如中國銀行）進入歸化城，憑借低手續費和便捷服務搶占市場。同時，軍閥混戰導致金融秩序混亂，票號匯水暴漲，加速客戶流失。票號后期依賴官款匯兌，忽視普通商戶需求（如規定500兩以下不辦理匯兌），逐漸失去市場靈活性。至20世紀20年代，歸化城票號基本退出歷史舞臺，或轉型為銀號、錢莊。

六、時代意義和價值，跨越時空的商業遺產

晉商票號在其繁榮發展的歷程中，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歸化城晉商票號在其中也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同時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促進商業繁榮。晉商票號的出現，為商業活動提供了便捷、高效的金融支持，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和商業的繁榮。在歸化城，票號的金融服務使得蒙漢貿易更加順暢，內地的絲綢、茶葉、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斷地運往蒙古草原，而蒙古的皮毛、牲畜等特產也順利進入內地市場。這種貿易的繁榮不僅帶動了歸化城當地商業的發展，也加強了蒙漢民族之間的經濟交流與融合。

（二）推動金融創新。晉商票號在金融領域的創新舉措，為中國金融制度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歸化城的票號分號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適合當地市場的金融服務模式。例如，在匯兌業務中，針對旅蒙商貿易路線長、交易周期不穩定的特點，設計了靈活的匯兌方式和結算周期。同時，票號在風險控制、信用評估等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現代金融機構提供了借鑒。

（三）傳承商業文化。晉商以“義利合一”為核心理念，晉商票號所秉持的誠信、敬業、團結、創新的商業精神，在歸化城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當地的票號從業者以誠信為本，贏得了客戶的信任和支持。在面對復雜的商業環境和激烈的市場競爭時，他們敬業愛崗，努力拓展業務。票號內部員工之間團結協作，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這種商業文化不僅促進了晉商在歸化城的發展，也對當地的商業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激勵著后人誠信經營、勇于創新。其誠信經營傳統對當前金融業（如保險、銀行業）的啟示在于，需將誠信內化為企業文化，并通過制度約束（如透明化操作、客戶利益優先）重建行業信任。

（四）全球化與本土化平衡。 票號通過分號制度實現全國匯兌網絡，同時允許區域分號因地制宜（如歸化城結合蒙漢貿易特點與俄羅斯交易）。對現代跨國企業可效仿此模式，在標準化管理基礎上融入本土化策略有重要的啟示。

從任志勇收藏的文獻中，我們深入探究了晉商票號的起源、組織構成、業務范圍以及在萬里茶道的時代價值。晉商票號作為中國金融史上的輝煌的歷史成就和卓越的商業智慧，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歷史鏡鑒和現代啟示。在當今時代，我們應當汲取晉商票號的成功經驗，傳承和弘揚其優秀的商業文化，不斷推動金融創新和商業發展。

參考資料：

1. 《山西票號史料》

2. 梁小民《身股制：晉商創造票號輝煌的動力》

3. 魏文享《山西票號之父——雷履泰》

4. 豐國如《晉商票號衰落的原因與啟示》

5. 郗曉英《山西票號的文化和體制對現代企業的啟示》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內蒙古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