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郁廉的名字，很多人聽來有些陌生，但她的人生卻十分傳奇。

1914年的哈爾濱與其他城市一樣，正在經歷著晚清的諸多變局。就在這一年，張郁廉出生了。父親給她取了個小名叫“聚聚”，他說自己厭倦了離亂的生活，想給妻兒一個安定的家。

然而，那樣一個時代，安定從何而來呢？

張郁廉兩歲時，她的母親便染病去世了。父親曾經答應過母親，等生活好了，就帶她回山東老家。為了兌現對妻子的諾言，張郁廉的父親打算將妻子的靈柩送回老家，路途遙遠，他便將女兒寄養在了鄰居家。

鄰居夫婦是白俄羅斯人，常年居住在哈爾濱，男主人名叫阿里莫夫，女主人名叫瓦娃，他們把張郁廉照顧得很好。

時局動蕩，戰亂不止，張郁廉的父親久久未歸。時間一長，阿里莫夫夫婦就把張郁廉當成了自己的女兒，他們給她起了一個白俄名字，叫“佐雅”。

瓦娃很注重孩子的教育，她每天晚上臨睡前都會給“佐雅”讀普希金的作品。在與養母一家的相處對話中，“佐雅”的俄語說得越來越流暢。

很快，“佐雅”到了上學年齡，瓦娃突然意識到了問題，她堅定地跟丈夫說：“佐雅是中國人，她必須要記住中國話，我們應該讓她接受正規的中國教育。”

對于妻子的決定，阿里莫夫表示十分贊同。于是，“佐雅”又用回自己的中國名字張郁廉上了哈爾濱的國立小學。

由于張郁廉的啟蒙教育基本接受的都是西方文化，導致她的中文基礎相對較弱，為此，瓦娃特意將家搬到了由中國人居住的大雜院里。在那里，張郁廉認識了鄰家哥哥孫桂籍。

歷史學科對張郁廉來說難度較大，那些年代更替她根本就是一團亂麻，瓦娃就會請孫桂籍來給女兒輔導。鄰家哥哥的講解讓張郁廉聽得入迷，她打心眼兒里佩服孫桂籍的博學多才，久而久之，兩個孩子便成了好朋友。

1931年，張郁廉順利畢業并考上了南開女中。她遠赴天津求學時，瓦娃夫婦親自相送，養母瓦娃對她說：“你是中國人，好好學習中國的文化，對你有用。”

兩年后，瓦娃突發心臟病去世，聽聞消息的張郁廉頂著為滿政權下的危險回到哈爾濱，送了養母最后一程。

1934年，張郁廉以優異的成績考進燕京大學。她選擇了教育系，將自己的夢想定在了教書育人上。那時的燕京大學還能讓學生選擇一門輔修課，張郁廉便選了新聞。

那時的局勢已經相當混亂，學生運動此起彼伏。對于這些愛國運動，張郁廉也常有參加。

1937年，全面抗戰打響，張郁廉的學業受阻，她隨著流亡學生來到了武漢，借讀于國立武漢大學。

不久后，設在漢口的蘇聯塔斯通訊社急需人員，面向社會招聘。張郁廉的朋友正是通訊社里的職員，便向社里推薦了精通俄語，又學新聞的她。沒想到張郁廉很快就被錄用了。

此時，戰火紛飛，為了維持生存，張郁廉選擇了去通訊社上班，并停止了學業，申請休學。

后來，在亂世中跌跌撞撞的父親回來了，他希望有機會張郁廉還是將學業完成。

在塔斯通訊社，張郁廉的工作就是將中文報紙上的消息翻譯成俄文，再用俄文打印機打印出來。隨著戰事越來越緊，通訊社的記者都被派往了各個戰區，張郁廉也被派到前線協助采訪。

為了打通津浦路，日軍派重兵要奪取戰略要地徐州，徐州會戰隨之打響。

戰斗最激烈的地方莫過于臺兒莊，張郁廉他們就是要去到那里采訪。經歷了九死一生后，他們才抵達了臺兒莊的一個旅部。結束采訪后，該旅旅長覃異之感慨地對張郁廉說道：

“你是到達最前線的第一位女記者，使我敬佩！”

說著，覃旅長掏出了一把精致的德制勃朗寧小手槍遞給她，接著說道：

“這把槍送給你，需要的時候用來防身。”

至此以后，張郁廉輾轉于魯南、湘鄂、武漢、重慶等地的戰事采訪，她都帶著這把勃朗寧。

臺兒莊大捷后，張郁廉他們又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采訪。當她看到幾近毀滅的城市時，眼淚止不住地往外流。火藥味依然很濃郁，很多房舍都已燒毀，還冒著煙，殘垣斷壁間散布著血肉模糊的尸體，我們打掃戰場的戰士正在挖著坑，野狗也拖著什么往遠處跑去......

張郁廉不敢細看，跟著采訪隊一路疾走。他們每天都要走上10個小時，累了就坐在地上休息一會兒，餓了，幾個人就合啃一張餅。

這段時間，他們記錄下了最真實的戰爭殘酷。

八年抗戰，尤以長沙會戰振奮人心，因為三次會戰都取得了勝利。戰后，張郁廉訪問了一批日軍俘虜。

這群日軍俘虜一共13人，依次坐在路邊，有的人頭上還纏著紗布，紗布上浸著血。其中一個叫湯田良仁的，上過兩年學，張郁廉首先采訪了他。

張郁廉問道：“你為什么到中國來打仗？”湯田良仁回答道：“不知道，我是被強迫征兵來的，他們告訴我到華北呆一下，很快就回去，結果根本回不去。”

接著，張郁廉又采訪了另一個日軍俘虜：“日軍捉到中國士兵會怎樣處置？殺掉嗎？”他斜眼看著張郁廉，狡猾地說道：“從來不會，我們都是將他們全部送到后方去。”

對于這樣的回答，張郁廉的心中早已充滿了怒火，她拿出一個日記本。那是從一個死去的日本兵身上搜到的，日記本里清楚地寫道：

“將所有捉到的中國俘虜處死！”

看著眼前的這群日軍俘虜，張郁廉的眼中全是恨，他們已經成了被日本軍閥欺騙的野獸。

結束采訪，張郁廉的一個同事向這些日軍俘虜說道：“你們放心，中國不殺俘虜！你們將會穿上新的干凈的衣服。”

1938年末，張郁廉結束了戰地采訪。此后，她將自己親歷的臺兒莊大捷、徐州會戰、武漢撤退等都寫成了文學作品。

1940年，張郁廉結束了在蘇聯塔斯社的工作，秉承父親的愿望，開始繼續她未讀完的大學學業，畢業后，進入中央通訊社工作。

1944年，張郁廉結婚了，新郎是她青梅竹馬的鄰家哥哥孫桂籍。他們一直都有聯系，且孫桂籍一直都是張郁廉精神上的支柱，直到結婚，他們已經認識22年了。

1949年，孫桂籍因為工作關系去往臺灣，張郁廉作為家屬，帶著孩子一同前往。然而，讓張郁廉夫婦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去竟然是40年。

在臺灣的日子里，她以家庭為主，照顧丈夫，教育孩子。閑暇之余，她開始學習國畫，她拜國畫大師張君壁為師，年復一年中，在畫畫界有了一席之地。

從戰地記者成為國畫大師，不得不說，張郁廉又完成了一次轉身。

1989年，在兒子的陪同下，張郁廉終于回到了哈爾濱，這與她離開時，已經整整過去了40年。

她去到俄人墳場，尋找養母的墳墓。然而時間已經讓這里變了樣，那些俄人的墳已經沒有了，只剩一塊殘破的碑上還依稀能看見一些俄文。

張郁廉撫摸著這塊碑，熱淚長流......

“曾經的寄養家庭讓她度過了快樂幸福的10多年。從懵懂無知的兩歲到知識豐富的高中畢業，是我人格形成的重要階段，這都是瓦娃教育和愛護的結果，我有今日的成就，也都歸功于瓦娃。”

張郁廉回憶著過往，回憶著養母的那句話：“你是中國人，要記住中國話。”

張郁廉，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她的一生堪稱傳奇。

圖片來自網絡，侵權即刪

內容素材來自網絡，侵權即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