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商業倫理已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明清商書具有豐富的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內涵。較之以往商書傳授經營之術的最大不同是，明清商書融入了信用為本的商業倫理。這對構建中國商業倫理具有重要意義。

原文 ：《明清商書：商業倫理的時代表達》

作者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張海英

圖片 |網絡

在中國古代，經商知識的傳授主要通過父子相傳或師徒相授。明中后期，商品經濟日益繁榮，從商的人大量涌現，出現了地域性的商人群體——“商幫”。與此同時，從商行業分工越來越復雜，商品的運輸、轉運、儲存、銷售等日趨細致，很多商業經營都是規模性的，以往父子相傳的知識傳授模式已不能適應這一新的經濟形勢，人們開始注重商業知識的系統累積與傳播，重視從職業教育的角度培養子弟生徒。由此，大量商書公開刊印出版，示知世人。

明清商書主要指由商人或商人延請士人編撰，由民間大眾書坊出版，以闡述商業規范、商業經營理念、商業道德，傳授經商技巧、從商經驗，介紹商品知識、行業特點及行旅指南等為主要內容，以商人階層為主要閱讀群體的出版物。這類圖書在明后期廣泛刊行，清代種類增多，內容也更為豐富。

大量商書公開刊印示知世人，也說明其時商書的內容已成為社會公認的有用知識，開始為公眾所接受。這些商書集中體現了明清商人的經營理念與商人的經營環境，反映了這一時期的商人意識與商業倫理。

“商賈士農咸樂業”：

對商人職業的肯定

在中國古代，由于受“士農工商”職業等級序列的影響，加之政府“重農抑商”的政策背景，“農本工商末”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明后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工商業的日益繁榮，社會上出現了“士好言利”現象，士人們也提出了 “四民異業而同道”的“新四民論”。這些社會思潮與思想的變化體現在商書上，便是明代商書中關于士農工商職業關系的諸多表述，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明末程春宇《士商類要》提出“商賈士農咸樂業，恩波浩蕩海天同”，李留德《客商一覽醒迷》也直言：“人生于世，非財無以資身；產治有恒，不商何以弘利？”在這里，商書作者已開始將商賈與士農并列為業，而不再有貴賤本末之別。

明代徽商程春宇所輯的《士商類要》是明代商書的代表作之一。

清代乾隆年間的《生意世事初階》則將商賈之理財視為居家之急務，并與為官出仕、“出而裕國”相提并論，《貿易須知》更是希望學習者“研求溫習，玩味熟思”，并把“異日有成，出人頭地”的希望寄托于經商之上。可以說，在對商人角色的職業認知方面，清代的商書較之明代商書具有更加鮮明的職業自信和角色認同。這說明，隨著時代的發展，“良賈何負閎儒”已不再僅僅是士大夫們的感慨，而是開始體現在商人的思想意識之中。商人對自身職業的角色認同，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呈現出新的認知。

“心底敦厚，以義行商”：

傳統倫理觀念與明清商業倫理

中國古代商業知識的傳授由來已久，但所流傳下來的明清之前的經商之策，無論是“計然十六策”，還是“陶朱公商訓”“陶朱公生意經”等，其內容都是以經商常識、經商技巧為主，鮮有規范商人道德品行、提醒商人社會責任等商業倫理方面的內容。而明清商書較之以往傳授經營之術的最大不同便是，融入了傳統倫理以規范商人行為。

商業作為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種職業，其行為的本質是講求利益的，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唯利是圖的屬性。由此，“義”“利”之辨就成為商業倫理之核心。中國古代的傳統倫理受儒家思想影響，強調的是重義輕利，赤裸裸的損人利己、見利忘義是要受到譴責的。明清時期固然有“士好言利”的社會氛圍，但如何協調“利”與“義”的關系，仍是從事經營活動的商人們難以回避的問題。

從明清商書的記載來看，在“利”“義”關系問題上，商書提倡君子之財，取之有道，反對見利忘義。商書要求商人重信義，守然諾，不刻剝；宣傳“商亦有道，敦信義，重然諾，習勤勞，尚節儉。此四者，士農工皆然，而商則尤貴，守則勿失”等理念。這實際上在理論上解決了此前一直困擾商人們的商業倫理問題，由此，經商在道義上成為一種能被大家接受和認可的職業。

在商人的職業道德和道德規范方面，明清商書非常注重以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來規范和引導從業者。例如，商書倡導艱苦創業，節儉為本，指出“貿易之道，勤儉為先，謹言為本”“富從勤得，貧系懶招”。在個人修養方面，一要勤，“做事須向人前，不可偷懶”；二要謹，“謹則事事小心，不敢妄為”；三要廉，“廉則不貪，可以守分安身”；四要儉，“儉可以養廉”；五要謙，“謙則受益無窮”；六要和，“和則外侮不來”。商書反復告誡人們要潔身自好，不能貪圖奢侈享受。“煙酒最為誤事，有損無益”，并稱“酒乃殺身鴆毒，色為刮骨鋼刀”，因此要“戒之慎之”，更要遠離風流場所，“切不可嫖賭廢蕩”。同時，傳統倫理觀念中的匡扶正義、扶弱濟貧的思想也深深影響著商書的編輯者，商書中不時可見“救困扶危存博濟，莫因傾倒共推人”“輕炎拒勢，謂之正人；濟弱扶傾，方為杰士”等訓誡，告誡人們不要附炎趨勢。

明清時期的商書對中國傳統倫理中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尤為重視。商書中“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的信用為本的誠信觀，強調以義行商、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誠實無欺、重恩守信等理念，“取財以道，利己利人乃見本”是當時商書中尤為強調的為商之道，并成為明清商業倫理的中心內容。這也讓人們看到了這一時期商人們對自身群體行為的約束與修養要求，有助于改善商人以往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的負面形象。

強調信用為本的商業倫理，使得明清商書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標志著中國商業在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之后日趨成熟，商人們形成了屬于自己的行業準則和指導原則，開始提升自身素質，并構建帶有濃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商業文化。特別是明清時期，在缺少法律條文和制度的背景下，這些強調重德重于趨利的訓誡、誠信為本的倫理提倡，以及顧客為重的經營理念，均成為市場交易的無形規范，對維護傳統社會正常的商業運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廣行方便廣施仁”“要留名節與綱常”：

商人形象的新塑造

中國古代的商人形象以負面居多。唐朝元稹的《估客樂》對商人那種“求利無不營”的唯利是圖、“賣假莫賣誠”的利欲熏心的描繪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民眾看來，“商”與“奸”密不可分，民間甚至有“無奸不商”之說。因此，除卻當時政府意識形態層面“賤商”意識的宣傳，中國古代商人在人們心目中這種貪婪的負面形象，使得人們在道德上對商人不認同，也是民間輕商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方面，商書也有相當的內容，督促訓誡商人多做公益慈善之行，以改變以往的不良形象。

明清商書中不時可見“抱德懷才豈憚貧，廣行方便方施仁。光明正大無榮辱，留此心田蔭后人”“處世為人做一場，要留名節與綱常”等勸誡，教導從商者應行事磊落，志向遠大，要有救困扶危、濟弱扶貧的社會責任感，要廣施仁義，留善名于世間。

這些教誨既是對從商者的期望與要求，又是明清時期眾多商人在經商致富后，熱心致力于慈善事業的實際寫照。明清時期的商人們已經意識到，不能一味追求私利，還應當追求公義，承擔一些社會責任。明清各地方志及商人族譜有大量的資料記載，很多商人在從賈致富后，將資金投向家鄉或經商所在地的公益事業。他們“急公趨義，或輸邊儲，或建官廨，或筑城隍，或賑饑恤難，或學田、道路、山橋、水堰之屬，且輸金千萬而不惜，甚至赤貧之士，黽勉積蓄十數年而一旦傾囊為之”。

明清商人的各種“義行”，也成為時人對其社會價值評判的重要依據。例如，明清徽州家譜、方志和文人筆記等文獻為徽商立傳，有很多不是記載他們的商業經營如何成功，而是記載他們經商過程中的各種義行，以及經商致富后如何報答家族、鄉里和國家。在這里，各類“儒行”“義舉”已成為徽州民間評判商人德行的一個重要指標。

明清商書對從商者進行商業技能培訓和富有濃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商業倫理教育，展示了明清商人提升自身素質的渴望與追求。雖然這一時期商人群體中仍有很多唯利是圖、見利忘義之輩，也不否認有些商人對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的慷慨捐助有時與自身利益密切關聯，或有一定的利益輸送，但總體而言，明清商人的綜合素質大有提高。清代山西舉人劉大鵬曾感慨，“商賈之中，深于學問者亦不乏人。余于近日晉接周旋遇了幾個商人，勝余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往，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

明清商人群體較之過去還有一種顯著改變，那就是他們不再像以往朝代的特權商人那樣依賴特權致富，他們中間固然也有仰賴官蔭的“紅頂商人”，但大多數人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吃苦耐勞、努力經營發財致富，普通（平民）商人已成為商幫的主流。眾多商人的公益行為，符合儒家思想中重義輕利、樂善好施的倫理要求，有助于改善明清商人的社會形象，這種主動參與社會公益的行為，后來也成為商人群體的一種默契傳統。此后，每當社會有難，商人和企業家們便成為協助政府救助賑災的重要民間力量。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47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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