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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經過幾輪博弈，美國對華畸形關稅已淪為“數字游戲”。結合特朗普政府近日的行動來看，其意圖仍是通過外交孤立、經濟脅迫、貿易管制等多重手段圍堵中國。關稅、貿易拉鋸戰背后，實質上也是兩大經濟體在產業體系韌性、社會穩定性、技術創新能力等關鍵領域的深層較量。就目前而言，中國應著眼于哪些領域，為可能的一系列外部風險提供長期穩定的“護城河”？

IPP研究員林輝煌認為，中國應對關稅戰有兩大底氣來源，一是總體工業生產能力這一“發動機”；二是鄉村體制這一“穩定器”。其中，中國的總體工業生產能力作為基礎性優勢，能夠降低成本并保持全球供應鏈依賴；而鄉村體制作為一種彈性機制，能夠幫助消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中的風險，保障社會穩定。他強調，中國要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這樣一來，不管外部環境如何變化，我們自可巋然不動。

中國的總體工業生產能力

這次特朗普挑起的關稅戰，實際上跟每個人是息息相關的。比如廣東作為貿易大省，外貿依存度60%多，受到關稅戰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不管做哪個領域的研究，對關稅這個重要的問題都得有一些把握，否則很多研究判斷也很難做好。我們說要做戰略研究，戰略研究就需要迅速掌握那些重要事實，這樣才能做出準確的戰略判斷。包括關稅在內的經濟體制對于所有研究都是基礎性的，所有的社會科學研究都跟它有相關性或者會受它影響。

我認為，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之一是它的總體工業生產能力。總體工業生產能力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底盤，特別是對于大宗工業產品的生產能力，它是不可替代的。這種能力的可怕之處在于，它可以把工業生產的成本降到極低，所以一些開始很貴的東西，只要中國一生產，就可以變得很便宜。

2024年，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完成40.5萬億元，制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5年保持全球第一。圖源：新華社

總體工業生產能力是應對外部世界風險最重要的穩定器，外部世界再怎么變，我們的工業生產能力在這里擺著，其他國家很難完全離開我們。尤其是中高端制造業，它對我們供應鏈的依賴程度是非常高的。換句話說，在全球范圍，很少有幾個國家擁 有中國這樣的總體工業生產能力，這就是蘋果很難完全將供應鏈從中國撤出的原因。

總體工業生產能力不僅具有基礎性，還具有民生性。所謂的民生性是什 么？我們可以不用高端產品，但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到各種普通的工業產品，像塑料、電器、服裝、家具。每個人都需要這些工業產品。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工業還具有跨周期性，在其他行業受到市場劇烈波動的情況下，傳統工業（尤其是食品工業）反而能夠保持穩態，這也是經濟安全的一個體現。

第137屆廣交會開幕。本屆廣交會參展企業約3.1萬家，其中出口展參展企業首次突破3萬家，吸引超20萬名境外采購商預注冊。圖源：新華社

我們經常有一種“創新焦慮”，老是覺得我們沒有創新能力，尤其是沒有原始創新能力。當然，對原始創新也要有緊迫感，但是更重要的是維護好創新的底盤，也就是總體工業生產能力。我們能夠把大部分工業產品做到成本更低，質量更高，這實際上也是重要的創新——應用層面的創新，甚至是更為重要的創新能力。

中國強大的總體工業生產能力，建立在整個產業鏈的完整性和成熟度基礎之上，也由此培育了大規模的技能人才。這些技能型人才，不是三兩天就可以培育出來的，也不是一兩家企業花多少錢就可以買來的。它是一整個人才池子，長期浸泡在整個產業鏈之中，產業技能就是這樣被不斷訓練出來的，大量的創新就是在這里萌生的。這些人才大量聚集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因此很多制造業企業都會選擇留在這些地方。

目前，我國技能人才總量超過2億人，高技能人才超過6000萬人。圖源：新華社????

原始創新當然非常重要，但是它的成本極大，風險極大，我們要投入資源，但是更要注重應用層面的資源投入。因為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處在關鍵的發展爬坡階段，要更重視在應用層面提升總體工業生產能力，也就是我們反復說的“發展極在政策上要優先于創新極”。在規劃 整個經濟體的發展重心，以及整體經濟政策時，要對創新要有清醒的判斷，要更多回應應用級別的創新，把這個做到極致，也可以“所向披靡”了。

這樣的話，我們跟美國競爭的時候，是有比較優勢的。中央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把自己的優勢 打磨的足夠好，人家就離不開你。

二戰以來，我們迅速進入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而國際貿易的增長是整個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經濟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就是讓各國專注于做自己最擅長的產業分工，分工以后最大的好處就是降低整個經濟體系的成本。術業有專攻，每個人把自己擅長的領域做到最極致之后，就有可能同時實現成本最低和質量最好。

霍華德·馬克斯 說，全球化經歷了25年的黃金期，美國耐用品的實際價格下降了40%，所以它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化不僅壓低了通脹，也讓所 有美國家庭都能夠以低價獲得高質量產品。低價和高質量產品，評價產品競爭力的核心就是這兩個指標。

路透社與益普索聯合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 美國 總統特朗普對全球多國商品全面加征關稅的政策引發民眾廣泛擔憂。圖源：新華社?????

大家都說中國在價格上太卷了，我認為這完全不是問題，價格低本身是優勢，關鍵是能否同時做到高質量。如果我的質量跟你一樣，我的價格比你低，我還能活下去，那說明我更有競爭力。現在流行說質價比，就是同時強調質 量和價格。

美國的關稅戰想要什么？想要通過關稅抬升，建立經濟壁壘，然后回到所有事情都我自己做的“小國寡民時代”，這是典型的孤立主義和地方主義。實際上，要回到這種孤島是不經濟的，也不科學。美國能夠在高端領域去創新，實際上也是因為其參與全球的經濟分工；中國可以在應用級別做到最好，這也是一種經濟分工。不是說美國不能搞制造業，其實美國也有很多很強的制造業，只是說它沒有必要啥都做。美國想活成中國的樣子，不現實。

我們還是要擁抱全球化，但是我們也看到現在地方主義和民粹主義越來越盛 行，這反映的是什么問題？反映了當前全球經濟秩序依然有問題，大家對現有的經濟分工和利益分配秩序是不滿意的，認為自己如果繼續這種分工，分到的利益是不公平的。發展中國家經常抱怨自己老是停留在做低端的東西，在整個經濟利益的分配中大頭都被那些發達國家拿走了，而自己始終停留在低度發展階段。現在美國也不滿意，它分配到高端經濟利益，覺得還不夠，還想要制造業回流，消除貿易逆差。

美國這樣做當然是違背規律的，但是這也從某種角度反映了全球各地孤立主義的情緒，所以我們要去反思的是，從全球治理角度上看，如果有一天中國成為全球化的引領者，該如何去構建一個更合理的全球經濟秩序？我們的研究，是可以去回應這個問題的，為中國的崛起做理論儲備。

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在中國擁有強大的總體工業生產能力的情況下，它是應該站出來抵制不正義流氓經濟秩序。這樣做當然會有代價，但是不這樣做的代價恐怕會更大。我們不是與全世界為敵，仍然向全世界開放，只要彼此能講道理。我相信正義的秩序最終總是能夠贏得人心的。

我們明確了自己的比較優勢，擁有強大的總體工業生產能力，而且始終對這個世界保持開放，這樣我們就可以有理有力地抵制不正義的經濟流氓行為。歸根結底，我們還是要專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并且努力做到極致。

關稅戰的深層動因與深遠影響??????????????

剛才討論的是第一個大問題，就是直接講關稅對各方的影響和中國的應對。

第二個大的問題是關稅戰的深層動因與深遠影響，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 里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達利歐的觀點，他說大家現在關注的都是些具體的問題，具體問題當然也要關注，但是他認為真正值得深思的不是這些政策表面的震蕩，而是導致它們出臺的深層動因，以及未來可能醞釀的更大級別的系統性的動亂。

今年以來，美元指數已下跌了約8%，接近三年來的最低水平。圖源：新華社

達利歐列舉了幾個深層的動因，第一個是貨幣與經濟秩序的坍塌，他認為關稅戰反映的是整個以美元為主的貨幣經濟秩序正在坍塌。美國的政府債務正在迅速增長，已經到達了難以掩蓋的一個臨界點，這預示著舊的貨幣秩序將被顛覆式的重塑，而我們才剛剛走到這場變革的起點。這是他的一個大判斷，也就是現在美國想努力掙扎自救，但是它這么一做，大家對于美元的信心就更弱了。所以說整個經濟體系要坍塌，這個是非常值得去關注的。

美元秩序實際上面臨著一個“特里芬難題”，這個概念是由經濟學家特里芬在1960年提出的。他認為，作為全球的儲備貨幣，美元替代了黃金成為一個虛擬的資產，它必須保持足夠的國際流通量，以滿足全球貿易的需求。但是這就必然 導致美國國際貿易的持續逆差。也就是說，美國的貿易逆差是由它的貨幣決定。因為美國的貨幣要輸出，也就是他要找別人買東西，肯定就會造成貿易逆差。

美國沒有考慮到美國賣出去的貨幣是很多的，他看到的只是實物貿易，他們實物賣出去的少，但是他的貨幣賣出去很多，全球都在買他的貨幣。因此，美國和美國人可以大量負債。美元不夠，再多印一些錢就是。最終的結果就是削弱人們對美元的信心。這里有一個矛盾點：美國的優勢是美元，然后美元大量輸出以后導致逆差，美元越印越多之后，大家對美元的信心也會削弱。達利歐就認為美元現在就到了這么一個 臨界點。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16日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可能使美聯儲陷入半個世紀以來未曾有過的困境。圖源：新華社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思考中國該如何應對，是不是要建立替代美元的人民幣國際秩序，還是說應該重新回到黃金主導的秩序？這些都是戰略性的問題，是一個大國崛起的時候必須解決的大國問題。

廈門大學教授趙燕菁就認為，中國要趁這個機會，聯合全世界建立一個沒有美國的全球化。他認為美元潛在的競爭者里面，人民幣是少數真正擁有主權的貨幣，而且無論從經濟規模還是生產能力來看，人民幣都是世界貨幣有力的競爭者，一旦中國抓住機會完成貨幣國際化，就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進入到發達國家的行列。

趙燕菁主張讓人民幣去取代美國的國際地位，而且他認為中國跟美國不一樣，因為中國現在整個生產能力是非常強的。但問題是中國一旦做了這個事情之后，原來的生產優勢會不會受到影響？畢竟美國原來的生產能力也很強，但是金融起來之后，制造業很自然地就會受到抑制。我認為這個問題還需要深入研究。

我們跟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不一樣，我們是一個人口大國，而且是社會主 義國家，對于金融和制造業的關系，要時刻保持清醒。現在我們的金融體系還是相對封閉的，它也是一個安全閥，謹防別人跟我們打金融戰。

金融是很關鍵的一個問題，大國崛起之后，必然會重塑全球的經濟秩序，而全球的經濟秩序里面，金融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呢？要繼續保持那種吸血屬性嗎？

我認為，現在我們的金融要解決的首先還是國內的問題，主要還是產業金融的問題，或者叫供應鏈金融的問題。換言之，我們的金融體系要更好的去回應、服務產業發展。正如之前所言，我們的比較優勢是總體工業生 產能力，需要把它做得更強， 金融體系應當服務而不是傷害這種能力。

中國人民銀行4月1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3月末，中國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長8.4%；人民幣貸款余額同比增長7.4%，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保持穩固。圖源：新華社

達利歐的第二個判斷是美國國內政治秩序的分裂。因為 教育機會、生產力、財富和價值觀的分裂，美國分裂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一個是右翼的民粹主義，一個是左翼的民粹主義。雙方都在爭奪話語權和國家主導的地位，不惜破壞制度根基。

達利歐還認為，在各種混亂的情況之下，在一個分裂的社會里面，很容易產生特朗普這種強勢領導人，從而取代民主體制。民粹主義本來就很分散，情緒化，誰也搞不定誰，那就需要一個強權的人物出來嘗試搞定一切，特朗普就是這么應運而生的。

特朗普反精英、反全球化口號，將國內社會經濟問題簡化為民粹主義敘事，吸引了大量擁躉。圖源：新華社

對中國來說，這確實是非常生動的一課。那么，這對中國的啟發在哪里？中國需要注意避免這種社會分裂， 不管是扶貧也好，教育也好，醫療也好，整個財富分配也好，還有 價值觀，要謹防出現這種分裂。 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重新去理解我們的發展體制，要格外重視公共服務供給和機會的公平，避免走上美國這樣的道路。一旦一個社會分裂以后，所有政策都會失效。

達利歐的第三個判斷是國際地緣政治正在重構。美國一國主導的全球合作體系正在退場，取而代之的是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單邊主義的模式。或許可以認為這將是一個更多元的世界秩序，沒有誰能夠一家獨大，所有國家和區域都需要合作對話。大國和小國共同領導的世界，而不再是由一個國家來主導世界秩序，后者被證明實際上是有問題 的。

達利歐講的第四個深層動因是自然風險與科技突變。現在全球面臨的自然風險、自然災害越來越多，大家對這種生態環境的不確定感越來越強。還有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對整個社會的重新塑造，影響也非常大，比如就業，比如軍事，比如人的生活本身。

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第三個問題也是最后一個大的問題：關稅戰與我們的研究有什么關系？ 我總結了三點：

第一個就是中國現代化離不開健全的經濟發展體制，而經濟發展體制離不開對內外貿的研究。

通過這個研究，通過觀察整個關稅戰，我們是要去研究中國應該如何可持續發展，以及中國該如何跟這個世界相處。 我們要把自己的優勢真正做到最強，這樣就能夠在世界上立足，不管外面世界有多困難，我們一樣可以巋然不動。 同時，當你有能力的時候，你要輸出什么？你要怎么跟這個世界去打交道？如何建立一個互利互惠的全球經濟秩序？

第二個就是要重新評估中國的鄉村體制在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中的作用。

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有內部的危機，也有外部的危機，這個時候鄉村對我們意味著什么？所以我要把它叫做“鄉村體制”。這樣一個鄉村體制，它不是要維持貧窮，而是作為一種經濟社會的空間分化，作為一種彈性機制，它能夠為我們保留一個回旋空間，幫助我們去消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中必不可少的風險。

在鄉村體制中，集體土地制度是非常重要的。通過這個制度，廣大農民能夠有一個生存的最 底線的保障，而且這種保障不是貨幣能夠替代的。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不能把一切資源全部都貨幣化、金融化。

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鄉村消費品零售額達66729億元，同比增長4.3%，增速高于城鎮0.9個百分點。圖源：新華社

把所有資源全部貨幣化是什么意思？比如說養老，如果都靠養老金，都靠社會保險，這就是養老的貨幣化。實際上這是扛不住的，歐洲國家扛不住，我們這種發展中的大國更是扛不住。所以才需要保留小農經濟，它就是在起著這樣一個叫做“貨幣時代的非貨幣功能”，特別重要。我認為，越是貨幣化的時代，我們就越需要有這種非貨幣化的功能，以此來抵消貨幣化的風險。

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關稅戰。中國擁有強大的總體工業生產能力，這是中國最大的比較優勢之一。中國另外一個大的優勢，就是它的鄉村體制。這種鄉村體制實際上已經消化，正在消化，也將繼續消化中國城市化、全球化所產生的經濟社會風險。關稅戰直接影響到很多企業，影響到很多人的就業，農民工在城市因此失去工作的時候，至少他有農村可以回，而不至于在城市流離失所。

在這個時候我們回到鄉村體制這個問題上，雖然說表面看起來它跟關稅戰沒有直接相關，但是它其實在默默地起著作用。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給拎清楚，從而也確立起鄉村研究的重大時代價值。從鄉村看中國，我們一定要知道中國在很長的一個時間段里面都需要有鄉村體制，我們要基于此來建立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

總體工業生產能力，這是我們的“發動機”，龐大的鄉村體制，這是我們的“穩定器”，這是中國應對關稅戰的兩大底氣來源。這兩大優勢構成我們理解中國、理解中國核心競爭力、理解中國發展體制的關鍵所在。我們把這兩者分別叫做“發展極”和“穩定極”。當然，我們還有一個“創新極”，創新極也要去推進，但是我們一定要清醒，做創新極不能影響到發展極和穩定極的功能。

鄉村體制本身是可以有很多理論的，我們龐大的遠郊村、城中村，實際上也構成了一種鄉村體制，它在支撐中國的城市發展和工業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這是我們有抵抗關稅壁壘的信心來源。

我們在潮州調研的時候，關注到當地的玩具產業，為什么那里玩具產業在全球那么有競爭力呢？就是因為它整個產業根系延伸到鄉村里面去了，非正規屬性特別強。農村里那些婆婆，那些剛生下小孩沒地方去的婦女，還有小孩，都參與到這些玩具的手工拼接之中。玩具產業延伸到鄉村，我們叫沒有圍墻的工廠，它出現了什么結果？結果就是它的成本極低，低到令人發指。農村那些勞動力本來就是不計成本的，閑著也是閑著，接點手工活基本上就是賺點零花錢，同時也把這些人組織起來，而不至于天天去打牌，不會精神空虛去信邪教，小孩的勞動教育也有了，老人的身體也得到了鍛煉，鄉村因此就保持了活力。

潮州是國內最大的日用瓷生產出口基地之一，潮州火車站所在的楓溪鎮聚集了陶瓷生產及相關配套企業5000多家，年產值500多億元。圖源：新華社

這是很厲害的一個地方，我們很多出海的企業、產業，你看它很傳統，而且都是扎根鄉村的，鄉村還在滋養著它，這導致什么后果？不管你關稅再提高多少，我都沒關系，因為成本低到令人發指。這個也是鄉村體制實際發揮的一個作用。

我們回到自己的研究里面，回到我們的鄉村體制研究里面，關稅戰就變得特別有趣了。通過鄉村體制去理解全球，理解我們的全球競爭，理解中國鄉村體制在全球競爭中的作用，研究的意義一下子就變得高大上了。我們始終認為，鄉村研究本身就是高大上的一個工作，不是一個低等的研究，更不是一個沒有前途的研究，它是真正的戰略研究，是真正的前沿研究。這就是自主知識體系的話語權。

鄉村從來都不是一個被動的形象，很被動的在那里躺著。我們需要一個積極主動的鄉村體制，它積極參與到中國的城市化，積極參與到中國的全球化，積極參與到中國應對整個世界的風險之中。

要深刻意識到，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還需要發展，它的現代化遠未完成。當它在追逐現代化過程中，它的環境上是越來越惡劣的，整個經濟也在放緩，關稅戰就是全球混亂的一種典型情況。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就要重新評估中國鄉村體制的功能，這是特別重要的一個問題意識。

第三個議題是，全球中國時代是否即將到來，以及如何進行理論與政策儲備。

這就需要我們去研究新現代化理論，也可以叫中國式現代化，就是基于中國經驗所產生的現代化理論。 西方主導的現代化理論是基于他們自己的崛起經驗，對解釋他們的現代化那是沒問題的。但是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是很不一樣的，它所處的時代不一樣，整個國家體制、人口基數都不一樣，我們需要有基于中國發展經驗的新現代化理論，用來解釋它的發展，指導它的發展，指導它的現代化，同時對全球也輸出新的現代化方案。 我們要去做新現代化理論的研究，同時也要做政策科學的研究。

全球中國時代是不是已經到來了，假如到來了，我們應該怎么辦？我們能不能提供理論方案，能不能提供一整套的政策儲備？比如說我們的鄉村應該怎么辦？我們的區域不平衡應該怎么辦？我們的產業轉型升級到底是一個什么問題，要不要大跨步的往原始創新去走？有了戰略方向，就決定了國家整體資源的配置結構。

從經驗研究開始，我們首先應該知道事實，知道它的邏輯。從經驗研究進入到政策研究，然后進入到戰略研究，最后是理論研究，理論研究絕對是最高級的，因為掌握了理論，實際上就掌握了話語，掌握了解釋體系。

有了理論，就可以有戰略思維，就可以指導戰略，有了戰略以后就可以轉化成具體的政策。這四者不是說先完成一個再完成一個，它是同時進行的，幾個層面反復交叉，不斷提煉，不斷試錯。有些判斷錯了就錯了，錯了我們改就是了。我們從來不說掌握了真理。

我們圍繞關稅戰梳理了一些信息，最后還是要回到我們的研究上來，我們關心的還是我們的研究。我們對這個世界很關心，也要意識到我們可能很難改變這個世界，但是我們可以輸出我們的判斷和理論，至于這個世界是否因此改變，那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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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林輝煌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廣東省“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指揮部專家智庫專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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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鍇

審閱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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