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澤平宏觀團隊

美蘇冷戰長達四十余年，兩大陣營激烈對抗，構成了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歷史的主要脈絡。冷戰最終以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結束。

美蘇爭霸有哪些啟示？本文回顧美蘇冷戰歷程、美蘇貿易戰，總結教訓和啟示。

在冷戰背景下，美蘇經濟關系的發展深受兩國政治、軍事及意識形態的影響，美蘇貿易關系呈現出波動發展的態勢。

冷戰體現為蘇美兩國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對抗，但根本上是經濟實力和體制的較量，貿易關系是美蘇關系的“晴雨表”。

美蘇爭霸的歷程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戰后冷戰開始至1961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為遏制與反遏制階段。期間，蘇聯試圖與美國共同共同主宰世界，但美國占優，該階段的美蘇貿易較少，美對蘇采取貿易歧視和禁運。

第二階段是1962年至70年代末，為美蘇關系緩和階段，蘇聯進攻，美國轉攻為守，美蘇出于各自經濟需要，貿易活動增加。該階段中蘇關系惡化、中美關系逐步走向正常化。

第三階段是80年代至1991年底，為美蘇再度對峙及和平演變階段，蘇聯全面收縮，軍備競賽最終拖垮了蘇聯經濟，過快過急的政治改革動搖了蘇聯政治，美蘇爭霸以蘇聯解體告終，世界進入一超多強格局。

一. 美蘇爭霸第一階段，遏制與反遏制（二戰結束-1961年）：蘇聯試圖與美國共同主宰世界，但美國占優

1.冷戰的起源：鐵幕演說、凱南電報、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

二戰結束前的雅爾塔會議名為美蘇合作，實際上是美蘇劃分勢力范圍，奠定了戰后兩國“分手”的基調。

1945年二戰結束后，美國、蘇聯實力迅速增強，蘇聯成為唯一能與美國抗衡的國家，伴隨戰時同盟關系的結束及兩國間利益、意識形態的沖突，美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和意識形態等全方位的對抗逐步形成。

美國方面，戰后美國主導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同時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以經濟自由化為旗幟，建立了有利于美國的國際貨幣、金融和貿易秩序。

蘇聯方面，蘇聯軍事實力大增，國民經濟恢復，國際威望空前提高。盡管蘇聯的國民經濟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約有3.2萬個工礦企業被戰爭摧毀，國民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但是蘇聯的軍事力量迅速發展，蘇聯成為世界超一流的軍事大國。戰后蘇聯從德國獲取超過上百億美元的賠款和200多萬戰俘，為蘇聯戰后經濟恢復創造了有利條件。1948年，蘇聯全國工業生產能力已恢復至戰前水平。同時，蘇聯國際威望空前提高，戰爭結束后，與蘇聯建交的國家達到52個。

1946年3月5日，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說”，正式拉開了冷戰序幕。丘吉爾訪美發表和平砥柱”的演說，宣稱：“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到亞得里亞海邊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蘇聯對“鐵幕”以東的中歐、東歐國家進行日益增強的高壓控制。對蘇聯的擴張，不能采取“綏靖政策”。

1946年，美國駐蘇聯代辦喬治·凱南向國務院發回8000字長電報，分析蘇聯對美政策背后的根源，成為了美國政府制定對蘇遏制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凱南指出，蘇聯“由來已久的不安全感”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導致其存在不斷擴張的動機。對此，美國應當放棄短期的、急功近利的做法，而應當采取“長期、耐心而又堅定、警惕的政策”。

1947年3月12日，美國杜魯門主義出臺，標志著冷戰開始。杜魯門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強調美國必須對陷入危機的國家予以支援，幫助自由的各國人民擺脫極權體制的控制，保障他們的自由制度和國家完整，這便是著名的“杜魯門主義”。杜魯門主義的提出，標志著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轉折。不論什么地方，不論直接侵略或間接侵略威脅了和平，都與美國的安全有關。“杜魯門主義”進一步促成了美蘇之間的對立，是冷戰形成的重要原因。

1947年6月，為了進一步鞏固美國在歐洲的勢力范圍，增強資本主義陣營的向心力，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演講上提出了大規模援助歐洲經濟的計劃，即“馬歇爾計劃”。該計劃一是通過經濟援助使美元深入歐洲，控制歐洲經濟發展，二是扶植西歐經濟，在推動西歐各國聯合的基礎上使之成為遏制蘇聯集團的力量。經過國會將近一年的辯論，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1948年對外援助法》，馬歇爾計劃正式實施。1948年-1952年，美國通過該計劃向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援助共計131.5億美元，其中90%是贈予，10%是貸款。馬歇爾計劃幫助西歐各國走出了戰后經濟困難，開啟了歐洲發展的黃金二十年。然而蘇聯并未參與馬歇爾計劃，其盟國也大多出于擔心被蘇聯誤解而并未參加。因此馬歇爾計劃事實上進一步加劇了美蘇兩大陣營的分裂。

凱南電報、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是美國戰后對蘇政策的三塊拼圖。至此，美國已經完全拋棄了戰時與蘇聯的結盟政策，對蘇的遏制政策基本成型。

為抵制和反擊馬歇爾計劃，蘇聯在東歐進行整肅運動，增強東歐國家對蘇聯的向心力，同時迅速與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等東歐國家簽訂貿易協定，這一系列協定被稱為“莫洛托夫計劃”，此計劃加強了蘇聯與東歐的經濟聯系，削弱了東歐國家同西方國家的經濟往來。

1949年，蘇聯聯合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強化成員國在交換和生產領域的關系，強調國際分工和生產專業化，協調各國經濟，由雙邊貿易發展到多邊貿易。

1952年，斯大林在寫給《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意見中，提出了“兩個平行市場”的理論，著力發展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經貿關系，加強與社會主義國家合作，共同對抗西方國家。美蘇爭霸期間，蘇聯與經互會國家貿易額占蘇聯外貿總額的比重基本上在50%左右。

2.柏林危機標志著美蘇對立加深

1948年發生的柏林危機是美蘇兩大陣營戰后的第一次正面交鋒。雖然危機最終得以和平解決，但這次交鋒使得美蘇的對立進一步加深。

二戰結束后，美英法蘇四國聯合發布了《關于德國占領區的聲明》和《關于德國管制機構的聲明》，確定了四國共管德國的制度框架。按照聲明約定，美英法蘇各自劃定了占領區，其中大柏林地區被分為西方國家占領的西柏林和蘇聯占領的東柏林，但整個大柏林地區均位于蘇占區的范圍內。此后，美英法三國將其占領區進行了合并，并打算在占領區內推行馬歇爾計劃。這一行動招致蘇聯的強烈不滿，認為這樣的“單獨行動”嚴重違反了兩個聲明的精神。但美國絲毫不為所動，繼續緊鑼密鼓推動計劃，并開始與英國、法國等商議建立西德的相關事宜。1948年6月30日，為了抗議并施壓美國，蘇聯以“技術上的困難”為由封閉了柏林與西方占領區之間的一切陸路交通。由于柏林當時面臨嚴重的物資短缺，蘇軍對柏林的封鎖瞬間使柏林陷入危機之中。

面對蘇聯發起的挑戰，美國決定通過空投的方式向柏林地區運送物資。長時間、高強度的運送計劃使得蘇聯的封鎖行動不僅沒能為自己爭得外交上的主動，反而讓西占區的德國人更加意識到美國援助的重要性，并在道義上感謝美國。更重要的是，由于蘇聯占領的東柏林的經濟結構與蘇聯類似，存在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的問題，封鎖柏林的行動也使得東柏林生活物資匱乏的現象有所加劇，東柏林人逃往西柏林的現象時有發生。因此，斯大林不得不考慮和平解決柏林問題。1949年，經過磋商，蘇美英法四國聯合發布《關于德國及柏林問題的聯合公報》，宣布解除柏林地區的交通管制，柏林危機得以和平解決。

柏林危機雖然以和平方式結束，但美蘇之間的深層次問題卻并未得到解決。相反，柏林危機進一步加劇了美蘇之間的分歧，強化了緊張局勢，使得雙方的遏制政策進一步升級。

3.兩極格局形成，美蘇雙方總體呈現激烈對立狀態，但也有階段性局部緩和

1949年，北約組織成立，美國和西歐國家結成大西洋聯盟。1955年，以蘇聯為首的華約成立，兩極格局確立。美蘇雙方總體呈現激烈對立狀態，但也有階段性局部緩和。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蘇聯分別作為戰爭的直接發起方和間接參與方，對立加劇，國際形勢緊張。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上臺，蘇聯對外政策略有緩和。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提出“三和路線”，即“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在和平競賽中超過美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和平取得政權”，強調緩和國際局勢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主張通過“緩和”來爭取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

1955年美蘇英法在日內瓦舉行最高級會晤，蘇聯和西德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美蘇關系階段性緩和。由于1956年蘇聯進軍匈牙利及包括柏林危機在內的一系列沖突，美蘇關系重新緊張。

1961年蘇聯修筑“柏林墻”，封鎖了東西柏林邊界，使美蘇關系進一步惡化。

4.美蘇經濟冷戰格局的形成

隨著美蘇兩國對抗局勢的形成，經濟上的對立也逐步加深，美蘇經貿關系服從政治斗爭的需要。美蘇之間最惠國待遇問題及高科技禁運問題，成為美國日后與蘇聯展開貿易談判的重要籌碼。

1）貿易戰。美國從嚴把控對蘇聯的進出口貨物，取消最惠國待遇。1951年6月，美國通過了《1951年貿易條例的附加法令》，將1930年關稅條例350條的適用范圍擴大到蘇聯以及被外國政府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組織所統治與控制的國家和地區，取消對這些國家的最惠國待遇；限制從蘇聯進口，并對自蘇聯進口商品加征關稅；嚴格限制美國向蘇聯出口，也不提供向蘇出口的信貸擔保。

2）禁運政策。美國對蘇聯實行戰略物資、高科技嚴格禁運，以遏制其軍事力量的迅速發展。1948年，由美國牽頭，英、法、意等7個國家聯合成立“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隨后擴大到17個同盟國。1950年“巴統”協商團體執行機構正式定名為“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制統籌委員會”（COCOM），具體負責對蘇聯和東歐的禁運。巴統作為美國推行冷戰戰略的新工具，旨在遏制與軍事戰略有關的武器、技術和物資向東方出口，打擊東方陣營。美國聯合西歐等盟友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形成包圍圈。

冷戰初期美國將703號公法（規定總統可禁止或削減軍事設備、軍品、機械等相關材料、技術等商品性出口）稍作修改，并把管制對象設為蘇聯，并出臺出口管制清單。清單將管制物資分為兩類，第一類全面禁運，稱為“1A”物資，包括主要用于制造武器等的原料及設備、技術先進的樣機及高技術產品、蘇聯及東歐國家擴大戰爭潛力所必需和短缺的原料設備共167種；第二類限制出口數量，稱為“1B”物資，包括工業原料（鉛、銅、鋅等）和基礎設施（卡車、火車等）共288種。1949年2月，美國出臺了《1949年出口管制法》，將除加拿大外的國家按出口寬松程度分為7組，均實行出口許可制度。一系列措施的根本目的是防止有利于蘇聯軍事、經濟發展的資源流入蘇東地區。

二. 美蘇爭霸第二階段，美蘇關系緩和（1962-1979年）：美國戰略收縮，蘇聯處于攻勢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使美蘇雙方意識到擦槍走火的危險性與避免過度對立的必要性。

六七十年代美蘇國內環境均出現明顯變化，經濟形勢惡化，國內領導人更替，同時國際環境上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離心傾向增強，使得兩國都希望緩和雙邊關系。

從國內看，經濟上，美國陷入“滯脹”，蘇聯受制于畸形的經濟結構和僵化的經濟體制，日益力不從心；軍事上，美蘇核均勢局面形成，美國戰略優勢地位難以維系。

從國際看，資本主義陣營中日本、西歐經濟政治獨立性增強，對蘇貿易往來日益密切。社會主義陣營內中蘇關系急劇惡化，邊境劍拔弩張。進入70年代，中美關系逐步走向正常化。

在此背景下，美蘇貿易關系逐漸緩和，美國對蘇貿易管制放松，通過補償貿易實現雙方利益訴求，科學技術交流與合作加強，糧食和石油貿易日益頻繁。

1.將世界拖入核戰爭邊緣的古巴導彈危機

1959年，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軍推翻了獨裁軍政府的統治，建立了革命政權。在得知古巴日益高漲的反美情緒后，赫魯曉夫認為這是蘇聯遏制美國的重要機遇。不久，蘇聯開始向古巴輸送部分常規武器。

1962年，赫魯曉夫提議在古巴建立導彈基地，認為這既能對美國形成重要戰略威脅，也是對美國在土耳其建立導彈基地威脅蘇聯安全的回應。1962年9月初，蘇聯開始向古巴運送中程導彈、巡航導彈等進攻性武器。

肯尼迪發表公開電視講話稱蘇聯的這一舉動是對美國國家安全和美洲和平的極大威脅，美國對此完全不能接受。肯尼迪總統下令對古巴實行軍事封鎖，大批美國艦隊集結在加勒比海域，美蘇走到了核戰爭的邊緣。

蘇聯對美國反應的速度和強度感到驚訝，同時認為核戰爭如果打響將會帶來毀滅性的結果，因此主動提出希望通過談判方式和平解決危機。蘇聯提出愿意從古巴撤軍，但條件是美國不干涉古巴內政，不侵略古巴，同時拆除美國在土耳其的導彈基地。肯尼迪認為在這一局面下，阻止一場核戰爭的重要性遠高于土耳其的導彈基地，因此很快與蘇聯達成一致，古巴導彈危機最終和平結束。

古巴導彈危機讓美蘇都認識到核時代戰爭的高度危險性和維持雙邊關系穩定的必要性。這為雙方在60-70年代開啟緩和提供了基礎。1963年，美英蘇三國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該條約成為了美蘇緩和階段的重要象征。

2.美蘇國內問題加重，緩和意愿增強

70年代蘇聯國內經濟問題加重，70年代中后期蘇聯經濟增速下行。蘇聯的經濟結構長期面臨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的局面。

二戰結束以來，蘇聯經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受制于經濟結構和技術水平，仍面臨諸多困難。農業方面，蘇聯“九五”期間，糧食連續四年減產，加上飼料用糧和戰略儲備需要，蘇聯缺糧問題嚴重。技術方面，蘇聯在軍事和空間技術領域優先，應用技術較為落后。

蘇聯經濟孤立于全球經濟體系的做法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蘇聯急需外部資金及技術。據聯合國統計司和俄羅斯統計署數據，1978年蘇聯經濟總量開始落后于日本，分別相當于美國的35.7%和42.8%，人均GDP更是與美國相差甚遠。

美國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遭受挑戰，受越戰、石油危機的影響，美國財政赤字高企，經濟陷入“滯脹”。

從外部看，50-70年代日德快速崛起，搶占美國產品市場，美國貿易順差逐步下降甚至出現逆差，美國傳統經濟增長遭受挑戰。一方面戰后利用海外廉價能源高速發展的模式已接近尾聲，鋼鐵、汽車業增速放緩、產業經濟結構亟待變革；另一方面，新的科技創新推動力短期內無法轉換成生產力，微電子技術與生物工程尚在探索，計算機、電視機、民航業主導的新時代還未到來，經濟增速逐步放緩。

1970年美國GDP增速放緩至0.2%，在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指導下，尼克松政府采用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1971年初美聯儲連續5次降息，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從6%降至4.75%，實際聯邦利率降至3%-4%水平。同時，尼克松政府倡導的“新經濟政策”，實質為擴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盡管存在工資和價格管制，但物價仍快速上漲。

此外，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貶值疊加1973年末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致使能源價格迅速抬升，進一步刺激物價飆升、經濟生產受創，CPI同比在1974年抬升至12%，1974-1975年以及1980-1982年，美國經濟陷入滯脹。發展對蘇貿易，可以緩和美國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情況，拉動國內就業增長。

美蘇核均勢局面形成，美國戰略優勢地位難以維系，長期軍備競賽，加劇兩國財政負擔。

1962年美蘇洲際導彈之比為294:75，古巴導彈危機后，蘇聯核軍備建設力度持續加大，以尋求和美國實現核均勢。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聯完成部署了新一代的陸基洲際彈道導彈，并在核武器數量上實現了與美國的均勢。核均勢改變了美蘇軍事力量對比，美國優勢不再。雙方在核軍備領域達成一系列重要協議，1963年《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8年《防止核擴散條約》、1972年《美蘇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協議》，推動了雙方關系緩和，但后續核談判的失敗導致了雙方在70年代末關系的急劇惡化。

美蘇軍備競賽，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雙方嚴重的財政負擔，給雙方經濟、政治等方面造成極大壓力。

3.兩大陣營內部分化

日本在“經濟立國”、“貿易立國”等戰略的指導下，至1968年成為西方國家中第二大經濟體。在馬歇爾計劃的推動下，西歐經濟領域獲得長足發展，國民生產總值從50年代相當于美國的57.2%發展到1969年的72.5%。政治上，西歐進一步推進聯合，試圖擺脫美國影響的傾向上升。在對蘇關系上，法德兩國積極推動與蘇聯的外交關系緩和。

中蘇關系明顯惡化，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中蘇曾一度保持了密切的關系，但在上世紀60年代因為意識形態分歧而迅速惡化，從口頭論戰發展到公開的武裝對抗。1969年3月中蘇在珍寶島爆發武裝沖突，互有傷亡，中蘇同盟徹底破裂。

中蘇關系破裂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而且對這一時期國際關系的發展及國際格局的變動產生了內在的影響，改變了國際社會一直盛行的以意識形態劃分界限的關系格局，成為美國政府調整對蘇政策的基礎。

此后，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正常化，1979年中美建交均和中蘇關系惡化具有內在聯系。

4.美蘇貿易有所增長，緩和態勢明顯

美蘇領導人將經濟、外交政策由絕對孤立轉向緩和，冷戰進入相對緩和期。尼克松時期，美國提出“國際新經濟政策”以退為進，推行以發展美蘇經濟關系為主要內容的緩和方針，并對蘇聯實施“誘導式經濟外交”。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臺后，仍然秉持處理西方關系時秉持“和平共處”的方針，在其執政后期尤其是70年代中后期才轉向積極進攻。因此，雙方貿易聯系增強，主要表現為貿易管制緩和、補償貿易增加、科學合作與交流的增強、糧食和石油貿易日益頻繁等。

1973年美蘇進出口貿易額為11.6億盧布，比1972年增加116%，1960年代美蘇貿易額合計為9.3億盧布，70年代上升為128.2億盧布。

1）貿易管制緩和。在美蘇關系緩和的方針下，1969年出臺《出口管制法》以高新技術轉讓限制取代了全面戰略物資出口限制，放松了一般技術和商品的限制，并利用“巴統”的例外條款擴大禁運物資和限運物資的出口。

2）補償貿易。補償貿易是指集生產和貿易、借債和還債、進口和出口于一體，雙方共同建設新的項目，以所建項目的產品或其他相關產品償還貸款的一種貿易方式。蘇美兩國之間的補償貿易主要集中在化工、汽車制造等生產領域，主要形式為以產品換設備，蘇聯得以利用美國先進的技術設備，美國得以利用蘇聯廉價資源進行生產，優勢互補，各取所需。

3）科學合作與交流。1972-1974年，蘇美兩國四次首腦會談期間，達成多項科技合作協定，包括和平利用原子能、宇宙航空、海洋考察、醫療保健等領域。除官方合作外，蘇聯與美國公司在1974-1975年間共簽署了約40項科技合作協定，涉及航空航天及電子計算機等諸多領域，極大地帶動了蘇聯經濟的發展。

4）糧食貿易。20世紀70年代，蘇聯每年有超過1500萬噸糧食的進口需求，其中約有900萬噸自美國進口，占比超過一半。美國農產品大量過剩，蘇聯借機進口大量低價農產品，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的同時，戰略性增加糧食儲備。美國也利用蘇聯對美國糧食的依賴，削弱其在糧食價格上的話語權，成為日后美國打壓蘇聯的重要武器。

5）石油貿易。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背景下，美國急需拓展石油進口渠道，油氣資源豐富的蘇聯貿易重要性逐漸顯現。蘇聯面臨技術匱乏、糧食短缺的困境，也以石油出口為談判籌碼與美國就石油進行談判。

三.美蘇再度對峙（1979-1991年）：美國強硬，蘇聯全面收縮

以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轉折點，伴隨中美正式建交，美蘇再度走向對峙。

80年代中后期美國對蘇聯實行和平演變政策，同時蘇聯陷入阿富汗戰爭的泥潭，綜合國力大幅削弱，蘇聯最終解體。

1.蘇聯陷入阿富汗戰爭，美國提出“星球大戰計劃”

1978年，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發動政變。由于該黨歷史上與克格勃存在密切聯系，新政府受到蘇聯的歡迎，但是人民民主黨內部很快分裂為兩派，各地反政府武裝也此起彼伏。

為穩定阿富汗局勢，1979年蘇軍出兵阿富汗進行武裝干預，阿富汗的國內局勢變得更加復雜。從國內看，反政府武裝基于民族主義情緒，將蘇軍的進駐視為入侵，境內武裝叛亂更加活躍。從國際看，美國譴責蘇軍進駐阿富汗是對阿富汗內政的粗暴干預，并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制裁蘇聯。同時，美國還大量資助阿富汗的反政府武裝。

阿富汗戰爭重新加劇了美蘇兩國的對抗，極大地增加了蘇聯的軍費開支，給蘇聯脆弱的國內經濟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并最終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

80年代初期，蘇聯的核武器數量超過美國。為了繼續遏制蘇聯，美國總統里根提出反彈道導彈防御系統的戰略防御計劃，即著名的“星球大戰計劃”。在該計劃下，美國計劃耗資8000-10000億美元，在外太空建立天基偵察衛星、天基反導衛星，天基定向武器等組成的核武器防御系統，利用多道防線攔截蘇聯的核導彈，從而對抗蘇聯的核優勢。如果蘇聯不加以防范，一旦美國真正完成計劃，蘇聯面臨的威脅將是致命的。在冷戰思維的驅使下，蘇聯領導人決定進一步加大軍事力量的投入，維護蘇聯的優勢地位。然而軍費的進一步上漲，重工業投資持續增加，經濟結構持續惡化，加上對外貿易驟減對蘇聯經濟產生了嚴重打擊，并最終給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埋下種子。

2.美國對蘇聯實施“和平演變”，蘇聯迅速解體

自80年代中后期開始，美國開始實行“誘壓結合”策略，即利用發展經濟關系作為誘餌，同時附加政治、軍事、文化、意識形態等各種條件，最終迫使蘇聯政治、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徹底改變。1989年老布什政府提出“超越遏制戰略”，矛頭直指蘇聯，根本目的在于實現和平演變。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提出“新思維”外交戰略，首要任務是為國內經濟建設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全面收縮、放棄對抗換取美國的經濟援助。

80年代美國經濟逐漸擺脫滯脹，但蘇聯經濟持續低迷。里根上臺后，采用供給學派觀點，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從寬的財政政策，擺脫經濟滯脹狀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恢復后，美方傾向于與蘇聯領導人接觸以謀求在武器控制上取得突破。而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經濟已經滑入“危機的邊緣”，經濟增長自70年代中期以來持續下滑，進入80年代下滑速度進一步加快，勞動生產率下降，財政赤字嚴峻，惡性通貨膨脹發生，盧布急劇貶值。在蘇聯逐漸失去與美國抗衡的實力的背景下，1985年里根與戈爾巴喬夫舉行會談，逐步結束雙方對抗狀態。

在此背景下，美國從輿論攻勢下手，標榜西方制度優越性，瓦解蘇聯上下對計劃經濟體制的信心，導致了蘇聯上下盲目追從西方制度，急速推行市場化。在美國輿論的攻勢下，蘇聯上下對自身體制的信心逐漸瓦解。政府錯誤決策，快速私有化，外資急速涌入。1988年5月《合營法》實施，第一次允許制造業、服務業與外貿部門中的私營成分的出現。隨后不久，基本取消了對外國資本的限制。1990年8月，戈爾巴喬夫提出將非國有化視作一項最重要的任務，意圖通過私有化，提高國有企業效率，提升科技水平。為推行非國有化，蘇聯政府將國企資產折算為有價證券分發給蘇聯人民，組建交易市場，使有價證券自由流通，從而使蘇聯可以一舉過渡到市場化階段。

美國利用“皮包銀行”，通過大量借貸的資金購買蘇聯國有資產。蘇聯的私有化改革為美國攫取蘇聯財產提供契機，美國通過獨資和合資的方式，在蘇聯成立了大量的“皮包銀行”，利用蘇聯人民對西方體制的盲目崇拜并通過灰色手段、提高利息費用，從蘇聯居民、企業及金融機構大量借貸盧布，用于購買居民手中有價證券，從而掌控了蘇聯大部分的國有資產。

盧布崩盤使美國以較小的成本獲取蘇聯70多年的發展成果。美國在獲取蘇聯的資產后，仍面臨償還巨額本息的壓力。蘇聯本可通過嚴控匯率迫使美國償還巨額本息予以反制，但是1989年蘇聯國家銀行正式宣布，蘇聯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吸取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精神，轉為雙重匯率制，基本放棄對外匯市場的監管，導致民眾大量擠兌，恐慌情緒迅速蔓延，盧布急劇崩盤，迅速貶值。蘇聯人民出售有價證券獲得的盧布急劇貶值，而有價證券代表的國有資產此時已歸美國所有；蘇聯金融體制完全崩潰，貨幣主權既失，國力削減，社會動蕩；美國的“皮包銀行”借貸的巨額債務大幅貶值，僅需少量美金即可兌換。

3.美蘇貿易收縮，美國對蘇貿易制裁加劇

美蘇貿易關系始終受雙方政治軍事關系的支配，美蘇發展貿易的先決條件便是政治上的合作與軍事上的收縮。蘇聯在亞非拉地區的擴張對美國的霸權利益和國際戰略構成嚴峻挑戰，加劇了蘇美的矛盾和斗爭，因而美國開始在貿易領域對蘇聯實行全方位出口管制、精準打擊糧食和石油領域、包圍式打擊。

（1）全方位出口管制。其一，美國對蘇進行糧食及天然氣管道設備禁運，并對蘇執行無例外政策，即美國不向蘇出口巴統管制清單物品或向巴統提出類似申請，該項政策直到1989年才被取消。其二，美國利用巴統加強對蘇的戰略物資與高新技術管制。1982年，美國與巴統成員國終止履行與前蘇聯集團的各種貿易協定，并增加58個項目列入巴統管制清單，包括宇航船、機器人、浮動船塢、海上油氣開采技術等物資和技術。1984年，巴統進一步強化對電信技術設備的管制，并重點限制與禁運物資相關的開發軟件。其三，為阻止高新技術外流，美國1985年修正《出口管制法》，建立“類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管制”，制定類似于巴統的禁運清單，先后將瑞士、瑞典、芬蘭、奧地利、西班牙、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中國香港、馬來西亞、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菲律賓等納入此體系。

（2）精準打擊重點領域。糧食作為蘇聯的稀缺物品和維系社會穩定的重要物資，美蘇貿易關系惡化后，糧食領域首當其沖。卡特總統宣布不再向蘇聯提供根據5年協定超購的1700萬噸糧食，任何國家想要向蘇聯出口糧食，首先要獲得美國批準。石油作為蘇聯出口創匯的重要物品也成為美國的重點打擊對象，美國以提供安全保障為條件，要求沙特增產以降低國際石油價格，同時節制內需以及聯合盟友，減少對蘇聯石油及其替代品天然氣的進口。

（3）包圍式制裁。美國聯合西歐、日本及其他巴統成員國、類巴統成員國對蘇聯實行包圍式打擊，切斷蘇聯同多國的貿易往來。

四.美蘇經濟戰和貿易戰的重點領域

1.糧食貿易

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較為穩定的政治局勢、先進的科技研發以及完善的配套設施和農業設備，成就了美國的農業奇跡。而蘇聯相對惡劣的自然環境導致糧食產量不穩定，農業生產長期服從和服務于重工業發展，農業生產缺乏積極性，發展緩慢滯后。美國糧食產量常年大于蘇聯，1961年美國糧食產量是蘇聯的1.4倍，1981年達到2.3倍。1972年以后，蘇聯基本上成為糧食凈進口國。

美蘇的經濟結構決定了雙方具有糧食貿易的需求，同時糧食又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是兩國貿易關系的關鍵領域，美國憑借糧食的高產量居于較為主動的地位。兩國的糧食貿易發展水平不僅受經濟實力和外貿政策的影響，還受兩國政治形勢的制約。遏制時期，美國基本封鎖對蘇聯的糧食出口，緩和時期，逐漸打開兩國的貿易往來。美國希望利用糧食貿易挾制蘇聯在中東等問題上讓步，霸權相爭背景下，蘇聯拒絕輕易讓步，導致兩國一度中斷貿易往來。進入再度緊張時期，美國再度禁運，美蘇糧食貿易大門基本關閉。

（1）遏制時期

戰后美國出現嚴重的糧食過剩，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擴大農產品出口，成為戰后世界糧食的最大生產者和供應者。糧食出口緩解了美國糧食過剩的問題，同時也是鞏固和擴展勢力范圍的重要方式。戰后蘇聯，農業發展緩慢，但仍舊是糧食凈出口國，兩國基本沒有糧食貿易。

1951年，美國實行《共同安全法》，用糧食等農產品配合軍事“援助”。

1954年，美國國會通過《第480號公法》，對發展中國家實行糧食等援助，力圖使其在糧食上依賴美國、在國內外政策上受美國控制，并將其納入美國勢力范圍。

（2）緩和時期

在美蘇緩和的背景下，雙方糧食貿易也出現好轉趨勢，但伴隨兩國關系的緊張，美國曾多次對蘇聯實行短暫性地禁運。美國利用糧食倒逼蘇聯在中東問題上讓步，蘇聯利用石油資源脅迫美國向蘇聯出口糧食，以加強本國的戰略儲備。

1963年10月，美國政府批準可以賣給蘇聯400萬噸小麥和面粉，這是美國第一次向蘇聯打開糧食貿易的大門。

尼克松上臺后，為緩和美蘇關系同時銷售剩余糧食，1971年即開始采取措施發展對蘇聯的大宗商品出口。

1972年蘇聯糧食歉收，產量下降7%，蘇聯購買美國糧食1795萬噸，幾乎占美國當年糧食積存的1/3。

1974年美國通過杰克遜—瓦尼可修正案，要求蘇聯放寬猶太人從蘇聯出境的規定，作為提供貸款的條件。實際上是以削減糧食等供應相威脅，要求蘇聯在中東問題上向美國讓步。

1975年，美蘇簽訂為期5年的（1976-1980）購買糧食協定，允許蘇聯每年可購買600-800萬噸小麥。由于蘇聯拒絕以優惠價格向美國供應石油，福特政府于7月24日宣布對蘇聯糧食禁運，蘇聯只得以高價從阿根廷、澳大利亞等國購入糧食，并不得已大量屠宰國內牲畜。經美蘇雙方妥協，上述協定于1976年開始生效。

卡特上臺初期，采取促進向蘇聯出售糧食的政策，主動修改對蘇聯購買糧食的限額。1977-1979年，美國對蘇聯出口糧食限額不斷提高，從800萬噸提高到2500萬噸。

（3）再對峙及“和平演變”時期

蘇聯的霸權行為引發美國的不滿，隨即美國對蘇聯實行糧食禁運，但禁運時間較短。隨著里根上臺，“誘壓結合”政策的實行以及蘇聯日益喪失與美國對抗的實力，美蘇就糧食貿易達成新的協定。

1979年，蘇聯糧食再度歉收，較上年大幅減產24%。年底，蘇聯武裝入侵阿富汗。美國總統卡特于1980年1月初宣布對蘇聯采取部分糧食禁運等一系列措施，制裁蘇聯的侵略行徑。

1981年3月24日，里根部分取消長達15個月的對蘇糧食禁運。3個月后，恢復對蘇聯大量出售糧食。

1983年7月，美蘇新糧食協定簽字，為期5年，允許蘇聯最多可購買1200萬噸。

值得注意的是，糧食貿易雖主要服從于國家利益和霸權相爭，但仍受到利益團體在美國政治舞臺上博弈的影響。美國對蘇糧食禁運多次受到本國農場主的阻攔，而以妥協告終。1975年，美蘇難以就石油價格問題達成共識，美國再度以糧食禁運相要挾，但由于蘇聯以高價收購糧食，美國農場主大量獲利，禁運立即遭到本國利益集團的反對。因此，七十年代以來美蘇糧食貿易總的趨勢是美國糧食出口量不斷增多，而蘇聯購買限額越提越高，1975年和1980年兩次禁運未能改變這個趨勢，美國用糧食要挾蘇聯的戰略以失敗告終。

2.能源領域

能源領域的遏制在美國對蘇聯遏制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冷戰初期，美國對蘇聯禁運石油相關設備，以遏制其恢復經濟。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蘇聯能源工業恢復發展，美國由于能源危機石油短缺，利用糧食貿易、最惠國待遇等換取蘇聯能源資源。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后，里根政府通過天然氣管道禁運和操縱國際石油價格，限制蘇聯出口，從外部擾亂蘇聯國民經濟秩序，蘇聯經濟從能源領域逐漸走向崩潰。

蘇聯豐富的油氣資源在冷戰時期成為其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重要物質基礎。受冷戰思維影響，美蘇在進行能源貿易時，主要考慮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利益。美國與蘇聯進行石油貿易時，一方面希望借此實現石油供應多元化，保障自身石油安全；另一方面也希望增強蘇聯對美國的貿易依賴性，通過貫徹“聯系戰略”，迫使蘇聯在中東局勢、限制性戰略武器談判中做出讓步。蘇聯借由與美國的石油貿易，賺取外匯，將資金投入經濟建設和軍事擴張中，同時通過補償貿易換取經濟建設所需技術。

美蘇能源領貿易中美國占主導地位，主要原因是美國掌握著尖端的技術和充足的資金，蘇聯雖然掌握著豐富的油氣資源，但是由于開采技術落后和資金匱乏，開采成本相比歐佩克國家偏高，需要借助美國及西歐國家的資金技術援助，因此雖然在能源市場居于賣方地位，但蘇聯并沒有獲得較多的主動權，而是更多受制于美國。

（1）遏制時期

二戰結束，由于蘇聯大部分油田及相關設備在二戰中受損，原油產量極低，不得不依賴進口以支撐國內經濟、軍事建設。為防止蘇聯石油產業復蘇，美國對蘇聯實行遏制政策，通過《出口管制法》及牽頭成立“巴統”，對蘇聯及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嚴格的戰略物資禁運，其中就包括能源產業相關設備。同時，為防止盟國抵制禁運政策，美國國會于1951年通過了《共同防衛援助統制法》，授權“總統在發現任何國家允許并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時，可以削減對該國的軍事、經濟和財政援助”。由于戰后初期西歐和日本高度依賴美國援助，這一法案迫使他們屈從美國。該法案于1952年開始生效，A、B清單共計285種禁運物資，其中禁運清單B包括各種勘探、生產、精煉石油和天然氣的特殊設備。

蘇聯把能源工業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經過第四個和第五個五年計劃（1946-1955）的建設，蘇聯石油工業迅速恢復和發展，再次成為石油凈出口國。1955年蘇聯石油產量及出口量分別為7079和800萬噸，到1960年達到1.5億噸和3320萬噸。五十年代中期蘇聯建立天然氣工業部，赫魯曉夫推行“七年計劃（1959-1965）”，帶動了蘇聯天然氣工業發展。同期，西歐國家出于擺脫工業困境、開拓國際市場的需要，積極響應赫魯曉夫“和平共處”政策，密切同蘇聯的能源聯系，在與美國的斗爭與妥協中，分別于1954年和1958年兩次削減對蘇聯的禁運清單，并且利用“巴統”例外程序，可以自行決定出口“巴統”管制清單中戰略價值較小的物資。西歐國家與蘇聯采取補償貿易的方式，向蘇聯出口能源設備以換回蘇聯的石油。

為應對西歐與蘇聯能源貿易頻繁的情況，美國修改管制法和通過秘密決議予以阻攔。美國認為，西歐與蘇聯能源貿易的快速發展有助于西歐經濟和軍事的快速發展，但破壞了對蘇聯的遏制政策。1962年美國國會通過《1949年出口管制法》的修正案規定，對能夠提高蘇聯集團戰爭和經濟潛力的重要物資均進行管控。1962年11月21日，北約通過秘密決議，要求成員國國停止按已有合同向蘇聯輸出大口徑管道，同時禁止締結新的出口合同。

（2）緩和時期

該階段美國急需拓展能源進口渠道，美蘇能源貿易逐漸緩和。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由石油凈出口國轉變為凈進口國，急需拓展能源進口渠道。1973年石油危機，歐佩克石油禁運強化了美國與蘇聯進行能源貿易的意愿。同時隨著多用途技術的廣泛發展，美國的經濟遏制重點逐漸由戰略物資轉向以高新技術為主，能源領域的技術產品相對高新技術地位下降。

尼克松上臺后，開始對蘇聯推行“聯系戰略”，主要是通過經濟上的讓步換取蘇聯政治上的讓步。美國試圖通過與蘇聯的能源貿易迫使其改變國內外政策，將能源貿易與限制戰略性武器、越南問題、人權問題、猶太移民和蘇聯國內持不同政見等問題聯系起來。

1972年10月18日《美蘇貿易協定》簽署，包括美國政府承諾要求國會批準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地位，規定美國進出口銀行定期向蘇聯提供貸款。1973年6月，美蘇第二次首腦峰會上，尼克松與勃列日涅夫簽署聯合公報，支持進一步和更長久的經濟合作，將西伯利亞天然氣運輸到美國作為一項特殊的工程來推進。

但由于蘇聯針對猶太移民的限制，1973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杰克遜-瓦尼可修正案》，修正案規定“美國總統不能給予共產黨國家或非市場經濟國家最惠國待遇，除非共產黨國家允許自由移民”。美國給予蘇聯在天然氣領域的最惠國待遇由此廢除。1974年，美國國會又出臺《史蒂文森修正案》，“禁止進出口銀行資助美國企業在蘇聯進行任何能源開發活動”，杜絕了蘇聯能源開發獲得美國貸款的可能。

《杰克遜——瓦尼可修正案》與《史蒂文森方案》嚴重阻礙了美蘇能源貿易的進程，但為保證美國能源安全，美蘇先后在莫斯科進行兩次談判。美國喪失了最惠國待遇和貸款的籌碼，在糧食和高新技術領域讓步。1974年，雙方簽訂了《美蘇石油貿易協定意向書》，規定蘇聯每年向美國出售高達一百億噸的原油及提煉產品。1975年美蘇雙方簽訂《美蘇石油貿易協定（1976-1980）》，鑒于美國對石油的迫切需求和蘇聯的資金短缺，就雙方僵持不下的石油價格問題，蘇聯允許用美國船只進口蘇聯石油的方式彌補油價方面的損失。

缺乏最惠國待遇和美國進出口銀行的信貸支持，蘇聯的油氣開發進度放緩，美蘇能源貿易逐漸冷淡。1979年再次爆發石油危機，美蘇有加速能源貿易的可能，但伴隨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蘇能源貿易迅速縮減。

（3）再度緊張時期

里根上臺后，對蘇聯采取強硬的立場，進入“新冷戰”時期，對蘇聯實施周密策劃的經濟戰，即通過經濟手段來削弱敵對國家的經濟實力以便最終削弱該國的軍事潛力。鑒于蘇聯經濟處于停滯狀態，嚴重依賴能源出口換取外匯以進口現代化建設所需的技術與設備，里根政府利用能源遏制蘇聯，動搖蘇聯經濟的穩定。

一方面，里根政府公開地對西伯利亞天然氣管道進行禁運。管道運輸作為天然氣運輸最為有效的運輸方式，是蘇聯發展天然氣工業的關鍵性部門之一。70年代末，蘇聯與西歐國家開始就鋪設新的天然氣輸送干線進行談判，美國對此一直持反對態度。1981年，里根政府對蘇聯進行經濟制裁，同時宣布對蘇聯建設天然氣管道所急需的設備和技術實行禁運。1982年，美國決定根據《出口管制法》擴大制裁的范圍，將禁運擴大到美國在海外的子公司和持有美國公司許可證生產的外國公司。1982年，西方國家與美國就制裁蘇聯達成妥協，雙方同意終止履行各種貿易協定，特別是有關天然氣、石油技術的協定；不向蘇聯提供能使其經濟軍事化的優惠援助；不向莫斯科簽署任何新的天然氣協定；加強“巴統”管制。

另一方面，里根政府操縱國際市場油價暴跌來打擊蘇聯的能源出口。20世紀80年代，沙特是影響國際油價的重要產油國，其產量占歐佩克總產油量的40%。為此，美國以保障沙特安全和向其出售尖端武器為條件，沙特同意增加產量以降低國際油價。1985年8月沙特開始增加石油產量，供給迅速增加，導致石油價格大跌。同時，美國還主動縮減本國需求和戰略儲備，打擊國際油價。此外，美國還要求其盟友西歐及日本做好準備，一旦油價上漲，即拋售戰略儲備石油以平抑油價。由于中東廉價石油的替代效應，蘇聯的天然氣出口大幅減少，從而嚴重了打擊蘇聯依靠能源貿易出口創匯的能力，疊加美元貶值，蘇聯外匯大幅縮水，嚴重沖擊其經濟。

五. 啟示 1. 蘇聯失敗的教訓和啟示1）美蘇爭霸主要體現在軍事領域，但事實上是綜合國力的較量，前蘇聯重工業過重的經濟結構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經濟下滑、民生凋敝必須激發微觀主體有活力、實現產業結構多樣化，確保農業糧食安全和石油等重要戰略物資的安全。龐大的軍費開支需要強勁的經濟做后盾，蘇聯在計劃經濟總量不如美國的情況下，軍備競賽只能透支其綜合國力。蘇聯未能適時調整經濟結構，農業糧食安全依賴進口，具有豐富石油資源本可以作為戰略武器，卻成為美國發起貿易戰攻擊的靶子。

2）推進科技創新，掌握技術制高點，在貿易談判中掌握更多的主動權。美蘇貿易戰中基本都是美國掌握主動地位，即使在蘇聯占優的油氣能源貿易上，蘇聯也沒有獲得更多優勢。這是因為蘇聯油氣礦藏儲存位置較深，僅依靠蘇聯自身的技術設備開采難度大，開采成本高，需要借助美國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因此，我國要堅定不移推進科技創新，避免在技術上受制于人，從而可以利用自身優勢獲得更多談判籌碼。

3）以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處理國際關系。美蘇的經貿關系整體上服從于政治經濟形勢變化的需要，但是長期以意識形態劃分敵友，導致國際關系處理時的僵化和誤判。中國與日韓、歐盟均可以談自貿區。

4）要有節奏、漸進地推進資本項下金融自由化等各項改革，而非毫無監管的一步到位，防止匯率金融戰的打擊。美國在糧食、石油和高科技等領域聯合西歐、日本等盟友對蘇聯實行禁運等遏制政策，雖然抑制了蘇聯經濟發展，但是均不足以徹底打垮蘇聯經濟。蘇聯快速的市場化改革和美國發起的匯率金融戰，直接導致蘇聯經濟崩潰和蘇聯解體。金融開放是必須要走的道路，但是要有節奏地開放，要有節奏、漸進地推動資本項下的開放，避免資本短期內大規模快進快出對經濟金融系統的沖擊。

2. 中美貿易戰的未來走向

特朗普重返白宮短短3個多月，從2月1日對中加墨打響貿易摩擦第一槍，到4月2日對等關稅落地，全球關稅水平升至大蕭條時期、創百年新高，對中國最為強硬，對盟友也毫不手軟，過去40多年基于WTO的自由貿易規則已經演化為全球貿易戰。面對美國的威脅，中國最先反制，隨后美國再度對中國提出額外加征威脅，中國再度反制，中美關稅稅率一度提高至125%，中美貿易戰將走向何方？

展望未來有三種情形：樂觀情景下，關稅政策因經濟壓力或政治博弈出現反轉，談判緩和，部分高關稅取消，影響有限；中性情景下，關稅維持現狀，邊打邊談，但執行力度弱于表態；極端情況下，各國反制措施超預期，貿易戰全面升級，以鄰為壑，地緣沖突升級。

長期來看，美國從貿易到經濟金融等方面全面遏制中國崛起，但中美短期內不會像美蘇一樣走向冷戰：

一是中美經濟高度依賴和融合。冷戰開始時，美蘇的經貿合作水平很低，斯大林提出“兩個平行市場”理論后，蘇聯和美國經濟分別在兩個不同的體系中獨立發展，70年代美蘇貿易雖有增長，但絕對值仍然較低。美蘇較為獨立的經濟結構是其具備長期對抗的經濟基礎。然而，當前中美的經濟高度互相依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必然會損害美國自身，也將遭到國內部分利益集團的反對，中美兩國短期缺乏冷戰的經濟基礎。2018年中國暫停進口美國大豆之后，美國農場主和農業公司首當其沖。

二是以美國為參照系，當前中國經濟實力和市場化程度遠高于蘇聯。蘇聯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并且產業結構較為畸形，存在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糧食長期匱乏的問題。人民生活水平長期較低。因此，美國得以利用蘇聯陷入阿富汗戰爭泥潭的契機，繼續對蘇聯實施制裁，打擊蘇聯經濟，并利用星球大戰計劃在軍事上對蘇聯持續威脅，最終拖垮蘇聯。中國當前的經濟與蘇聯明顯不同，一方面中國目前的GDP總量已相當于美國的66%，中國在經濟總量與美國的相對實力優于蘇聯，而且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中國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為龐大的制造業產業鏈，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上升，新經濟和高科技產業的貢獻提高，中國擁有明顯優于蘇聯的經濟結構。短期內，美國難以通過冷戰的方式拖垮中國經濟。

三是中美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相對弱于美蘇。冷戰時期尖銳的意識形態對抗使得美蘇難以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冷戰時期，雙方除了不打核大戰的共識外，幾乎動員了全部國家力量進行對抗。70年代的短暫緩和階段是因為美蘇尤其是美國面臨較為嚴峻的國內問題。近年來，盡管美國兩黨總體上延續并強化“鷹派共識”，采取對華施壓、單邊主義等策略重塑全球貿易格局，但并非鐵板一塊，對激進的關稅政策仍有分歧，中美在意識形態上的斗爭強度弱于美蘇冷戰時期。以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為代表的“關稅支持派”認為關稅能夠有效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并促進制造業回流美國，“所有國家都知道他們一直在欺騙我們，這種行為結束的日子已經到來”。而以馬斯克、鮑威爾為代表的“反對派”擔憂經濟風險，強調關稅將加劇美國通脹壓力和供應鏈脫鉤風險。

四是激進的關稅政策將把美國推向滯脹邊緣，侵蝕底層人民利益，與其政策初衷背道而馳。回顧上一任期，隨著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越演愈烈，2019年底美國第三季度經濟增速明顯放緩。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測算指出，2018年美國對華2500億商品加征關稅致使美國普通家庭每年支出增加414美元，影響美國中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世界銀行、美聯儲和美國研究機構均發布報告顯示，美國關稅的主要承擔者是美國的企業和消費者；支持特朗普的美國藍領工人在美國四面開戰、外需不足的外部環境下成為事實上的“受害者”。本輪美國面臨通脹水平更高，雪上加霜，耶魯預測PCE短期上漲1.7%-2.1%，實際GDP增速下降0.6%-1%。關稅是一種累退稅，給收入底層的家庭帶來的負擔比收入最高的家庭更大。

五是美元霸權建立在貿易赤字之上，美國關稅戰并不能有效改善貿易逆差，反而削弱美元霸權基礎。美元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這導致美國必須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供應美元。美國購買其他國家商品和服務實現美元投放，其他國家投資美國國債、股票等金融資產實現美元回流。上一輪貿易戰以來，2018年-2024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從9434.4億美元上升到12947.9億美元；2022年創歷史新高，為13130.1億美元。雖然美國在經常項下呈現貿易逆差，但資本項下美國坐擁巨額順差。這是美元霸權的基礎和代價。如今美國掀起貿易摩擦、背叛盟友關系，殊不知會減少各國對美元的需求，瓦解美元霸權的根基。

3. 中美貿“持久戰”的嚴峻性、長期性及應對

當前中美貿易戰正在以更深層次、更廣領域的方式展開。這一輪貿易摩擦遠不只是關稅調整與商品爭端，而是一場涵蓋經濟、科技、能源、金融乃至國際規則重構的全方位競爭。從長期戰略來看，這場對抗具有極大的嚴峻性和復雜性，遠超過過去任何單純經濟或貿易領域的爭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守成大國往往依靠其固有的經濟、制度和文化優勢，對新興崛起國家進行全方位的圍堵和打壓。今天的美國正試圖借助全球化規則調整、技術制約以及資本外溢等多重手段，遏制中國在全球供應鏈和高科技產業中的崛起。

中美經濟曾經緊密交融，彼此依賴使得雙方在短期內難以全面脫鉤。但這種互補性的表象下，潛藏著激烈的結構性矛盾。美國在全球產業鏈中一直扮演著規則制定者的角色，而中國則憑借龐大的市場規模和不斷提升的技術創新能力，正逐步改變全球經濟權力的格局。中國在Deepseek、新能源、5G和高端制造等領域取得的突破，正實現技術的彎道超車，為中國贏得了戰略主動權。與此同時，像達利奧所論述的那樣，美方推行的關稅、技術封鎖及金融制裁等措施，都揭示了美國企圖通過不對稱競爭手段保持其全球領先優勢的深層邏輯，其根本目的是打壓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

從經濟角度看，中美雙方在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既是優勢也是隱患。雖然中國擁有龐大的制造業和日益成熟的現代服務業，但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產業轉移趨勢的顯現，部分傳統產業正逐步外移至東南亞、印度等低成本地區，這勢必將削弱雙方在既得利益上的合作基礎。與此同時，美國則越來越依賴技術和資本的全球流動來維持其經濟霸權。面對中國在科技和產業升級方面日益突出的步伐，美國企圖通過進一步提高關稅、限制高技術產品出口以及強化金融監管等措施，試圖構建一個更為封閉的技術和金融圈層，以此阻擋中國在全球市場上取得更多的話語權和主導權。

中美之間在國際輿論和價值觀領域的博弈也在升溫。過去美蘇冷戰中，意識形態對抗常常使得雙方陷入極端僵化的對抗模式。而當下，雖然中美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相對溫和，但兩國在治理模式、文化傳統以及國際責任觀念上的根本差異，依然會在重大國際議題上激化對立。美國通過宣傳和政策手段，試圖塑造一個技術與價值觀雙重標準的國際秩序，而中國則更加注重主權獨立與和平發展，并希望構建一個更加開放、合作的國際體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使得中美在處理全球事務和國際沖突時存在更多的不確定性和摩擦風險。

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快速變化為這場貿易戰的長期性提供了現實依據。國際市場不再是單一的貿易領域，而是涉及科技競爭、金融制衡、區域安全及資源供應的多元博弈場。美國與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競爭愈演愈烈，不僅體現在關稅和貿易壁壘上，更在于雙方如何通過制度創新、市場整合和技術突破來塑造未來的全球競爭格局。中國在新能源、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領域的迅速發展，不僅改變了國內經濟結構，更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了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重新布局。面對這股變革浪潮，美國必然會采取更為激進的戰略，以遏制中國在高端科技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進一步突破。

中美貿易戰注定是持久戰，是一場多維度、長期性的戰略較量。美國在保持傳統優勢的同時，正試圖通過新型經濟對抗手段確保其在全球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而中國則依靠不斷深入的改革開放和技術創新，逐步構建起抗風險能力更強、結構更合理的現代經濟體系。雙方在國際規則、產業發展和戰略資源上的競爭，預示著未來國際秩序將進入一個更為復雜和多極化的階段。

面對這場日益嚴峻、具備長遠影響的中美貿易戰，中國必須從戰略層面上進行全面布局。1）需要在短期內擴大內需，穩住國內經濟基本盤。2）加大在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的投入，推動資本和技術的自主研發。3）加強與其他國際伙伴的合作，共同構建一個以開放、多元、互利為核心的新型國際秩序，以對沖來自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沖擊。在這一過程中，充分認識到美國針對崛起大國的遏制本質，以及雙方在經濟模式、文化傳統和國際責任等方面的根本差異，才能為中國未來發展提供更加堅實的戰略支撐。

面對美國的戰略遏制，中國最好的應對是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打鐵還得自身硬，全力拼經濟，“對內攻堅、對外破鏈”，把發展放在首要任務，保護民營經濟，加強法治，提振股市樓市，擴大內需，加大地方化債。面對關稅大棒，深刻估計嚴峻形勢，做好充分應對準備，東升西降和信心牛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