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聰明投資者

“現在的不確定性正在對美國信譽造成沖擊。”摩根大通董事長兼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近日在紐約總部與《金融時報》編輯魯拉·哈拉夫（Roula Khalaf）對話時表示。

他敦促美國與中國進行接觸，“這不必等上一年，明天就可以開始。”

此前一周投資者蜂擁拋售美國國債，10年期國債收益率創數十年來最大單周漲幅。特朗普在貿易政策上的反復，讓投資者對美國的信用產生了巨大動搖。

“我們不能掉以輕心。我不認為任何人可以把成功當作與生俱來的權利，然后就不必擔心未來。”杰米·戴蒙說道。

戴蒙經常就超出銀行事務范疇的全球和經濟問題發表看法，他被視為華盛頓和全球領導人可以尋求建議的銀行家，在美國的聲望極高。

2008年他所執掌的摩根大通，是全美唯一一家處于漩渦中心卻未被波及的銀行，還于2008年3月16日標志性地收購了貝爾斯登，使得危機時期的摩根大通在華爾街的聲望幾乎與伯克希爾齊名。

特朗普上周曾引用戴蒙的警告稱，關稅可能會將美國經濟推向衰退邊緣，隨后決定暫停大部分“對等關稅”，此舉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市場恐慌。

戴蒙指出，“當他們宣布‘解放日關稅’時，內容與市場預期大相徑庭，遠遠超出原本的談判框架，對整個體系都造成了震動。不僅僅是美國，而是全球系統。”

在這次內容廣泛的訪談中，戴蒙還就白宮對華爾街的態度、企業在特朗普時代的應對策略，以及他每年親自開展的全美巡回之旅等話題發表了看法。

69歲的戴蒙也常常被問到接班人問題。過去幾年，多位潛在候選人浮現又離開。他坦言，自己最看重的幾項素質是：勇氣、好奇心、韌性、真誠在乎，以及真正的能力。

這場38分鐘的訪談，特別有價值的地方還在于回到摩根大通業務本身，杰米·戴蒙滔滔不絕講述了怎么去考慮傳統和創新業務，以及用什么指標去評價AI的效果等等。

And 很有意思的是，戴蒙透露等他卸任之后，可能去做有關媒體的工作，哈，想起巴菲特2015年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對話，也說，“如果不做現在的事兒，我想成為一名記者”。

但顯然，戴蒙不是說說而已，他已經在小小計劃當中，也許是如何通過媒體去教育那些有影響力的人。

聰明投資者（ID: Capital-nature）將主要內容精譯分享給大家。

關于關稅

主持人 上周特朗普總統在宣布加征關稅時，引用了你的言論作為決策參考。那么此刻你會給中國政府什么建議，以緩和這場貿易戰？你會怎么說？

杰米·戴蒙 中國實際上為本國做了很多積極的事。他們確實讓一個國家從人均GDP400美元增長到今天的1.5萬美元。相比之下，美國的人均GDP大約是8.5萬美元。

關于中國，國際確實存在一些聲音。比如，從地緣上看，中國所處的鄰里非常復雜；很多國家認為，中國在向他們傾銷過剩產能。

我認為我們應該與盟友協同一致，同時美中之間應該接觸，應該對話。

主持人 你覺得總統應該給對方打電話嗎？

杰米·戴蒙 我想說的是，我們不應該陷入對峙。我希望成年人能夠坐下來，互相傾聽，承認對方有道理的地方。

主持人 你在信中（致股東信）寫道，中美之間應建立“尊重、強有力、持續的接觸”，但現在的情況并非如此，對吧？

杰米·戴蒙 現在可能根本沒有什么接觸，但明天就可以開始。真的，不用等一年，只需要一個電話，或者指定一位代表去打，親自去拜訪。這種方式我們曾在其他國家問題上嘗試過，我認為是有益的。

主持人 你覺得美中“脫鉤”是可能的嗎？現在是否還能脫鉤？

杰米·戴蒙 如果你說長期來看是否可能？可能吧。但我認為脫鉤不該是目標。

我們應該是（這樣的立場）：我們愿意與你們貿易，且是彼此認為公平合理的貿易條款。

主持人 我現在和全球許多政府與企業對話，普遍有一個擔憂：如今似乎是美國自己在破壞它親手建立的戰后國際秩序。你怎么看？我們現在應該做什么？

杰米·戴蒙 我最擔心的一件事是，40年后我們會讀到一本書，書名叫《西方是如何失去主導地位的》。

我想說的是，一個國家可以有它的訴求，比如覺得貿易不公平、軍費負擔太重，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觀點。

主持人 你怎么看歐洲現在的經濟狀況？

杰米·戴蒙 歐洲需要做得更多。

過去歐洲人均GDP曾是美國的70%左右，現在大約只剩下50%。這是不可持續的。我認為歐洲已經意識到自己需要做出改變，包括規則、監管和政策指導等。

如果他們想要更快增長，就必須改革。

我認為讓世界變得更加碎片化是非常糟糕的主意，尤其是讓西方世界變得碎片化。那樣的世界可能會退回到一戰、二戰前的樣子：各國各自為政，只想著如何保護自己……這種局面可能還會導致核武器擴散。

主持人 如果這種碎片化真的發生，對摩根大通意味著什么？

杰米·戴蒙 我們是全球化公司。沃倫·巴菲特曾經說過，只投資美國，你也能看到美國的韌性。我認為這是真的。

但對我們這樣的公司，還有很多其他西方企業而言，一個強大的美國對我們是好事。如果這些都不再成立，那我們就會變得更加脆弱。

我講的是40年、50年的視角，不是三五年。

關于市場波動

主持人 說到市場，摩根大通在美國國債交易方面地位重要。你怎么看上周國債市場的劇烈波動？是誰在拋售？這種情況是不是說明了杠桿基金帶來的系統性脆弱？比如所謂的基差交易？

杰米·戴蒙 我個人不認為這是核心問題。

市場中總是存在杠桿，這次確實有一些對沖基金去杠桿化，這是導致波動的部分原因。但真正的問題是：關稅的不確定性、潛在的報復、制造業供應鏈該如何重組……這些才是關鍵。

當然，美元走弱、10年期國債走弱，也反映了這種不確定性。

這些短期內確實會影響市場，有些去杠桿化已經發生，可能目前告一段落了。我們走著看吧。

主持人 你有沒有覺得市場已經到了“混亂”狀態？

杰米·戴蒙 確實出現了快速、大幅的波動，但我不認為那是系統性混亂。

我們觀察到的大多數其他市場還是穩定的。不過信用利差確實擴大了不少。

從整體角度看，這種波動對市場來說是不好的，雖然這對摩根大通未必是壞事，但市場一旦劇烈波動，就會嚇退投資者，讓人們不想持有風險資產。

企業融資的成本也因此大幅上升。第一，基準利率本身上升；第二，信用利差擴大，進一步提高融資成本。

這會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更多壓力。

主持人 有一些經濟學家在過去一周，尤其是在美元也下跌的背景下，開始提出“對美國信心減弱”的觀點。你是否擔心這點？你認同他們的說法嗎？

杰米·戴蒙 美國仍是一個避風港。這歸功于美國的制度優勢、法治精神、創新能力、經濟增長、軍事力量……這不僅保護著美國，也保護著西方世界的很大一部分。

基本面仍然很強。

但沒錯，現在這些不確定性確實在動搖外界的信心。你會不斷看到關于關稅、貿易戰的報道，直到這些問題平息下來、被解決，人們才會重新對美國產生信任。

我在股東信中寫過：“可以接受美國優先，但不能是美國獨行。”

主持人 你好像更關心“西方的凝聚力”而不是眼前的市場波動。

杰米·戴蒙 是的，我擔心的不是短期市場，而是從長期角度如何強化彼此之間的經濟聯系。如果確實有不公平的地方，那就解決它。

但我們不能掉以輕心。我不認為任何人可以把成功當作與生俱來的權利，然后就不必擔心未來。

主持人 你對斯科特·貝森特（ScottBessant）領導經濟的能力有信心嗎？

杰米·戴蒙 我希望他能做好。我認識他一點點，他是個有分寸的人。

當然我并不是說我支持政府目前的所有做法，我只是認為在談判貿易協議方面，他可能是最合適的人選。

畢竟這些談判非常復雜，涉及約1.2萬個產品類別，還牽涉轉口貿易、關稅、配額、增值稅、補貼等一堆細節，已經延續了上百年。

我希望他身邊有一批對的人，能幫他制定出對歐洲、日本、韓國等國家清晰的策略。

短期內很難談出一份完備的協議，但可以先圍繞合理的原則達成一些共識。

主持人 你覺得這種協議可能達成嗎？

杰米·戴蒙 可能吧。我希望他們正在推進這樣的事情，但我不知道，我也沒有更多的信息。

主持人 所以你無法告訴我們，三個月內關稅和貿易爭端會不會結束？

杰米·戴蒙 沒法說。如果三個月內沒解決，這些爭端就還會繼續制造麻煩。

關于企業家

主持人 摩根大通在2024年表現優異，超過了市場預期，尤其是一季度。但你也提醒過：投行業務存在不確定性，并購項目的管線也趨于疲弱。這是不是反映出一些投資者正在“觀望”？你覺得現在需要什么才能讓投資者重拾信心？

杰米·戴蒙 我從來不浪費時間安撫投資者。說實話，我也不太在意某個季度或一年的業績。

我想說的是，利潤只是冰山一角，是非常短暫的，取決于收入的質量。很多人總是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讓一家公司真正強大。

我們2024年的好成績，是過去15年積累的結果，而不是單單靠2024年那點努力就能做到的。

但沒錯，我們確實觀察到，現在客戶在投資上開始略微收縮，M&A（合并與收購）交易明顯減少，尤其是中型市場幾乎干涸了。外國直接投資也可能會下降。

這些目前只是個別現象，但這次我認為可能確實反映了真實情況。未來你可能會在數據中看到相應的變化。

主持人 但很多人還是希望你能說點讓大家安心的。

杰米·戴蒙 這可不是我的職責。我只試圖如實描述這個世界，描述我面對的真實世界，而不是我希望的世界。

我們經歷過繁榮與蕭條，也經歷過衰退。我對此并不太擔心。我更在意的是我們剛剛講過的那些“更大的問題”。

主持人 現在感覺就像天天都在評估是否要衰退。你上周說，衰退概率是50%。如果你是一個企業，現在要做決策投資，這真的太難了。

杰米·戴蒙 是啊。但你得把兩件事分開看。

我們永遠不知道未來。身為企業經營者，你要知道“未來可能會有衰退”，但你不能天天揪著這件事不放。那樣幾乎是在浪費時間。

你在建一家公司、一艘船或一項事業時，你要為所有可能的天氣做準備。

我總說，經濟就像天氣，有時候陽光明媚，有時候烏云密布。

你不能建一個只能在“晴天”才能運作的公司。

但有些不確定性是實打實的。比如地緣政治、關稅、報復性措施，還有監管政策的變化，這些都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有些已經存在好多年了。

比如我們會不會就烏克蘭問題達成和解？以色列會不會有和平解決方案？伊朗怎么辦？這些都存在不確定性。

而這種動蕩，可能會改變你的投資觀點。不是因為“要不要衰退”，而是你對未來的整個預期都發生了變化。

關于金融與實業

主持人 白宮經常把金融和實體分開來看，強調某件事對華爾街可能是壞事，但對實業民生是好事。你怎么看？

杰米·戴蒙 首先我得說，我同意“實業民生比華爾街更重要”。

我們為8000萬美國人、600萬家小企業、城市、學校、州政府、醫院服務，在全球100多個國家開展業務。

這些基礎的東西，比摩根大通本身的健康要重要得多。

不過，我也不喜歡人們說的“華爾街”這個標簽。誰是“華爾街”？我們的股東是退伍軍人、退休人員、全國的養老基金。這些人才是我真正代表的對象。

所以如果你說“懲罰華爾街”，你實際上是在懲罰所有這些投資者，包括那些代表工會、州政府的養老金機構。

我一直看到的是互相依存的關系：每當一家大公司建廠、雇傭5000人，廠外還會創造2萬個工作崗位，這些工作崗位就出現在中小企業里。

所以這種對立的看法是一種誤解。如果我們推動經濟增長，比如過去20年我們是每年增長3%而不是2%，那人均GDP就會多出1.5萬美元。

如果我們能把經濟增長提速，全社會都會從中受益，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這一點經常被人們忽略。

經濟增長時，底層群體受益最多；但當經濟萎縮時，他們受到的傷害最大。

所以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讓所有人，整個社會都能過得更好。只要我們管理好經濟，這完全是可能的。

主持人 你現在是否已經看到企業或消費者層面出現了壓力？

杰米·戴蒙 消費者這塊，壓力還小。

有些人說，壞賬率上升了，但這只是回歸正常水平了。它可能會繼續惡化，但目前來看，只是回到疫情前的常態。

就業依然穩固。消費者手頭沒有了疫情期間的額外儲蓄，但他們仍在消費。

當然你很難判斷他們是不是提前消費，比如擔心關稅而提前買車，從最近幾周的汽車銷量來看，確實上漲了。

通常，消費者真正出現壓力，是在失業率上升的時候。所以等我們看到失業了，那時才會真的看到消費者壓力爆發，壞賬率也會隨之上升，房價也可能下調。

至于企業，現在還可以，它們依然在賺錢。

未來三四個月，一大批公司會陸續公布財報，屆時你會看到它們自己怎么判斷這些關稅、這些政策對他們的客戶和銷售帶來了什么影響。

有些公司可能會承受很大壓力，也有些可能會從中受益。你會更現實地感受到這種差異。

壓力肯定在靠近。你去問任何一個企業主，現在都在想：“這到底意味著什么？”大家都感到某種程度的緊張。

關于超預期

主持人 回到一月的達沃斯論壇。當時很多人觀察到，似乎那是美國企業界樂觀情緒的頂點。大家都在談減稅、去監管，沒有太多人在講風險。你當時也是其中之一嗎？

杰米·戴蒙 我不是。我當時就覺得大家有點太興奮了。雖然我確實在達沃斯說了一些讓人吃驚的話，但我從來沒有盲目樂觀過。

主持人 那你覺得，美國企業界和華爾街，是否低估了這屆政府變革性的本質？

杰米·戴蒙 我認為是的。

很多人相信“美國例外論”，我一直說，這種說法后面藏著一個巨大的“但是”（即后果）。

新冠以來的五年，美國政府靠舉債花掉了11萬億美元——這個代價，有一天會顯現出來。

這筆錢最終到了消費者手中。他們手頭有了大量現金，壞賬率下降了，消費也大幅增長。這推動了經濟增長，也推動了企業利潤上漲。

我們現在每年仍有2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這不是小事。你要知道，花這么多錢，是有代價的，而且這個代價很可能正在顯現。

美國是個特別的國家，但沒那么“例外”。舉個例子：如果歐洲也借多1萬億美元并花掉，他們的GDP也可能多出1萬億，他們也會有同樣的“但是”。

他們其實也做了類似的事，只是規模沒有美國這么大而已。

所以我覺得，當時市場確實太亢奮了。

當“解放日關稅”一宣布，情況跟市場預期完全不一樣，簡直是天差地別。這對整個系統都是一個巨大沖擊，僅僅是美國，而是整個全球系統。

主持人 當然，有些關稅后來已經取消或調整了。但現在政策的走向仍不清晰，我們好像每天都在邊走邊看。

你覺得這背后有一個宏大計劃嗎？政府高官常常談正在轉型，但問題是，目標是什么？我們到底要去哪兒？

杰米·戴蒙 我不知道。你得去問他們。

我只能說，我理解我們確實需要重新配置資源，這點沒問題；我也認為有些產業確實需要回流，尤其是涉及國家安全或不公平貿易的部分。

我們今天也在研究什么叫制造業。

制造業其實包括很多東西，從鞋子、紡織品、家具，到組裝烤面包機這類低附加值產品，再到全球最高端的技術制造。

我們需要對這些劃分有清醒的認識。我希望理性最終會占上風。

主持人 我跟很多在歐洲的企業交流時，他們問得最多的問題之一是：為什么美國的企業界不發聲？為什么企業領袖們沒有更強烈地表達立場？

你當然有表達過，上周你的話也顯然影響到了政策。但你認為，美國企業界是否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

杰米·戴蒙 我不確定我有沒有真的產生影響。畢竟他們每天要聽成百上千人的意見。

但我相信，有很多企業領袖正在不斷地向總統和政府團隊反饋意見。只不過，當你提出意見時，必須是“為了國家好”，而不是單純為了自己賺錢。

如果你只是站在“全球化企業”的立場，說“這對我們的利潤不好”，那政府的第一反應往往是：“不接受。”

我理解他們這樣想，也不責怪他們。

而且你說“企業界的聲音”，其實這個群體的觀點是極度分裂的。大家沒有形成統一意見。

有些人支持去監管；有些公司從關稅中受益；也有公司受到了傷害。有些企業拿到了關稅豁免，有些沒有——有些豁免是合理的，但我也希望事情不要演變成“企業集體來搶政策好處”的局面。

未來可能會出現某種共識，但目前還沒有形成。

我知道很多企業家之間彼此在交流，也都感到焦慮不安。大多數企業家其實是有愛國情懷的，希望把國家治理好。

關于摩根大通

主持人 聊聊你的銀行哲學吧。你同時被認為是一個很“老派”的人，又是走在科技前沿的銀行家。

“老派”是說你堅持開設實體網點。但現在大家都在談數字化，為什么你還在大力擴張分行？我在倫敦連個銀行網點都找不到了。

杰米·戴蒙 我不認為自己老派。

我們只是遵循一個原則：什么對客戶有效，我們就做什么。

如果分行不再對客戶有用，我們當然會關閉。但問題是，客戶還想要分行。

每天有將近100萬人次走進我們的網點。

他們來開戶、來咨詢理財、來做小企業服務、中型企業服務、私人銀行業務。我們的客戶確實需要實體網點，我們也在不斷分析哪種網點有效、哪些無效。

當然我們也非常數字化。有接近8000萬用戶使用我們的各種數字產品：線上交易、支付、數據分析、線上財富管理。

我們永遠站在客戶的角度，無論是個人客戶還是企業客戶，問的都是：你到底想要什么，我們能不能幫你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既前瞻，也非常務實。這不是我個人的偏好，而是我們對客戶體驗的系統分析結果。

主持人 現在很多人把摩根大通稱為“銀行界的英偉達”，你們是最早大規模投資AI的銀行之一，也開發了自己的大語言模型（LLM）。

你覺得你們需要在公司內部進行一場文化變革來接受AI嗎？

杰米·戴蒙 我不這么看。我不覺得那是文化轉型。

我更愿意說，任何優秀公司，都是不斷成長、進化、學習的組織。如果不是這樣，那你就會被淘汰。

很多企業失敗，是因為自滿、傲慢、官僚。他們自以為天下無敵，結果卻忽視了外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

我們一直都在用科技讓服務變得更好、更快、更智能。

AI只是這個演變的一部分。我們從12年前就開始用AI了。AI能讓員工服務客戶更高效，這就是我們投入的理由。

主持人 那你怎么判斷，這些技術投入到底值不值得？你有沒有用什么標準來衡量，比如AI的投資回報？

杰米·戴蒙 我們內部有個基本原則：區分“好開支”和“壞開支”。

比如我們建一個分行，會先花一筆錢，一開始賬面是虧的，但未來會盈利——我管這個叫“投資”，而不是“費用”。雖然會計上是當作開支處理的。

同樣的，收入也有“好壞”之分——一個爛貸款帶來的收入，那就不是好收入。

所以你必須更深入去分析：哪些支出是真正有長期價值的。

具體到科技和AI，我們會把每個項目拆分來看：目標是什么？怎么落地？怎么提升客戶體驗？怎么提高效率？有沒有節省成本？有沒有新營收？

每一項都有清晰的指標。

主持人 當你們決定投資一個技術項目時，比如AI，你們如何判斷值不值得？你們用什么指標？

杰米·戴蒙 我們每個項目都會設立清晰目標，它希望解決什么問題，打算怎么實現，時間表如何，投入多少資金，預期收益是多少。

我們叫它MPV（凈現值分析，即將未來預期收益折現到當前時點后，減去初始投資成本所得到的凈值）。比如我們曾在一個AI風控系統上投入了2億美元，現在每年能減少1到2億美元的欺詐和風險損失。

這是極好的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的很多成本是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我們已經在多個領域用了AI，包括反欺詐、市場營銷、操作錯誤控制、客服等等。

有些項目收益可以量化，有些則是基礎性建設，比如：“把數據整合到一個更好用的平臺”，這是基礎，不需要討論MPV，必須做。

就像我們早期上線數字開戶功能時，有人糾結成本、集成復雜性、是否值得……我說，別分析了，客戶就是想要，你就做就對了。

有些項目不用做財務回報分析，只要對客戶更好，就直接執行。

主持人 那你怎么看現在對AI的瘋狂投資？尤其是數據中心那一塊。你認為這是一場泡沫嗎？投資人真的能賺錢嗎？

杰米·戴蒙 現在確實有點不確定。我自己更關心的是：我們能不能用AI為客戶創造更好的體驗。

我不太關注開源模型還是閉源模型、英偉達芯片還是其他芯片、是否獲得授權等等。

我們正在廣泛使用這些技術，也已經在用自己的大語言模型（LLM）跑內部數據。很快我們就能把外部數據與內部數據結合使用，同時確保數據安全不泄露，這是重中之重。

我認為，跟2000年互聯網泡沫一樣，有些項目會失敗，有些會成功。這不是“一刀切”的事。

現在確實砸了很多錢進去，你會看到很多錯誤的假設。比如推理成本高估、非要用大模型而忽略其實小模型已經夠用了等等。

我們內部就遇到過：有些大語言模型處理太慢，根本無法用在實時業務中。那就得換小模型，換更輕的數據庫，但也能獲得90%的效果。

關于接班人

主持人 你掌舵摩根大通已經快20年了。去年你說自己可能在5年內退休，你考慮的接班人是什么樣的？

杰米·戴蒙 首先這是董事會的決定。我當然會參與，但最終決策權在董事會。他們每次會議都會討論接班人計劃，這已經持續多年。

而且每次董事會會議，他們都會有一場“無CEO會議”——沒有我在場。他們可以自己討論、挑戰思路、做出獨立判斷。

我早在BankOne時代（摩根大通前身）擔任CEO時就實行了這項制度。即使現在法律只要求一年一次，我們仍堅持每次會議都做。

他們對整個管理層都很熟悉（不僅僅是直接向我匯報的人），我們會邀請五六位不同層級的高管跟董事們共進晚餐，讓他們知道這個團隊是誰，他們做什么，這家公司是否真的在兌現承諾。

主持人 你個人怎么看“一個好的CEO接班人”應該具備哪些特質？

杰米·戴蒙 我們研究過很多成功和失敗的交接案例。

我認為，一個大錯是只盯著一個特質，比如：我們要一個懂科技的領導者，要一個強營銷型的CEO。

你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完整的人”。

他必須具備以下幾個特質：注重管理細節和執行扎實；具有能看穿復雜問題的分析能力；對公司對員工心里在乎，讓團隊成員能感受到他發自內心的責任感；還得有好奇心，必須不斷學習，不斷在內部或市場上問“什么有效？什么無效？”，這其實是一種謙遜的體現；這個崗位注定會遭遇很多攻擊與挫折，必須扛得住，持續前進。

你能從一個人實際的行動中，看到他的愿景是不是真的存在，而不是只聽他說了什么。

真正重要的是，說到做到，做到說到。

聽到官僚主義，就該馬上打電話去處理，而不是抱怨。你要讓工作變得有趣、有意義。

這些東西，說起來是“心性、膽識、韌性、能力”，但人不可能每項都完美，這是個組合。你需要組建團隊，而不是靠圈子文化。

我再吐槽一句：有些人總說公司需要一個“變革型領導者”，如果你聽到這個詞，趕緊賣掉股票！

一個好領導應該愿意走進組織每一層的人群，了解他們的處境，持續觀察競爭對手，發現問題，不斷提問。

他應該既是個懷疑主義者，也是個理性樂觀主義者，而不是憤世嫉俗的人。

他應該讓每一個走進房間的人，不管是什么背景、什么性格，都覺得“我想參與、我能貢獻”。

你得讓大家相信，“你真的想聽聽我能怎么幫助這個組織、客戶和國家變得更好。”

主持人 那你提到的候選人們，都具備這些特質嗎？

杰米·戴蒙 都有，只是程度不一。

他們都在不同崗位、不同壓力下鍛煉過，也處理過很多新情況。應對“新問題”本身就很考驗人。

關于了解基層

主持人 你剛剛完成了2024年的“巡回之旅”，去了愛荷華、明尼蘇達、內布拉斯加、密蘇里、堪薩斯、阿肯色。那今年準備去哪兒？

杰米·戴蒙 今年可能會去阿拉巴馬、密西西比，可能還包括新奧爾良，那些是我們剛剛在那兒開設新分行的州。

主持人 你為什么要做這種“巡回”？不僅僅是去看分行吧？

杰米·戴蒙 我們會和中型企業、小企業、CEO、州長、市長一起開午餐會，參訪呼叫中心、網點，也會和地方政府見面。

在路上，很多不同崗位的人會搭上我們的巴士。我可以看到我的管理團隊在真實世界的行動表現。

在巴士上，我跟柜員、網點經理、貸款官坐在一起。我總說：“來吧——喝一杯啤酒，免罪權開啟，告訴我們公司最蠢的地方在哪兒。”

你可以發現很多問題，了解到競爭對手在干嘛，知道我們在某個城市是否做得好，客戶是否滿意。比如我們是不是做得不夠，沒能服務好“圣路易斯X”或“奧馬哈Y”。

這真的很有趣。

我們其實已經做這種“巡回”15年了，之前我在英國也有類似做法，盡管英國沒有零售網點，但我一樣到處去見人。

主持人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的一個地方？

杰米·戴蒙 我都挺喜歡。尤其是那些中小城鎮，讓我覺得基層民主真的在起作用。

很多地方，市長、企業、大學、非營利組織一起合作，為當地修建河岸步道、吸引企業入駐、幫孩子們掌握本地就業技能。

小城鎮的民主機制運轉良好，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事。

還有，創新不只在硅谷。

在奧斯汀、奧馬哈、堪薩斯、圣路易斯，我們都看到了巨大的創新活力。創新的“分布化”也延伸到了歐洲，比如我們在格拉斯哥、都柏林、伯恩茅斯都有重要技術團隊。

我們在巴黎、倫敦辦過FinTech大會，歐洲的科技發展已經在改變世界。

主持人 說到年輕人，如果你現在剛畢業，你還會選擇去銀行業嗎？

杰米·戴蒙 會吧……（笑）這答案不夠堅定，對吧？

我確實會去，但我能理解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

現在銀行業總是被攻擊，被批評……但它的本質仍然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飛輪”之一。它連接資本與創意，連接企業與社會，把資金分配到最需要、最有效的地方。

資本分配得好，能讓國家繁榮；分配得差，也能毀掉國家。

而這不僅是銀行的事，也包括創投、私募、對沖基金等所有資本推動者。

更重要的是，每天早上你讀新聞，幾乎每一條都與你有關。你身處時代的交匯點，人們也喜歡跟你在雞尾酒會上聊兩句。

關于個人

主持人 但這確實是個節奏快、風險高的行業。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有沒有其他職業可能性？

杰米·戴蒙 我一直對媒體很感興趣，雖然我經常批評它（笑）。

我現在其實有一個小小的媒體計劃，等我卸任以后，可能會去做點事。

我認為所有媒體都應該做的某件事，但我現在還不能說。

我認為媒體的真正價值是教育公眾，但更重要的是教育那些有影響力的人——比如其他媒體、國會議員、行政官員、全球政界人士、幕僚等等。

他們很多時候就是從媒體上獲取信息。所以這也是為什么有時候我們對他們發布錯誤信息提出批評：在不了解全貌之前，就做出二元判斷，結果說出一些完全錯誤、甚至誤導性極強的言論。

主持人 你平時讀很多歷史書，最近在讀什么？

杰米·戴蒙 最近在看一本關于艾森豪威爾的傳記。

我床邊總是堆著一大堆書，不過最近實在太忙，光是那些小危機、寫股東信就夠我忙的了。

主持人 你有沒有認真考慮過競選總統？

杰米·戴蒙 老有人跟我提這個話題。（笑）

我還特意問過一個人：“這到底意味著什么？”他說：你要犧牲一切，包括家庭，整整一年走在路上，籌錢、拉票……

我當時就覺得：我不確定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主持人 可你不是已經一直在高強度工作了嗎？你平時怎么放松？

杰米·戴蒙 我會花大量時間和家人在一起。

我的女兒們總是說：“爸，你需要些興趣愛好。”

我說我有啊：我們一起出去吃飯、燒烤、度假，過去一起滑雪，現在還會一起看書。

我喜歡讀歷史、喝紅酒、聽音樂、遠足。

我不能打網球了，但以前我們一家人常打。我不喜歡豪車，不去什么黑領帶晚宴，也不上紅毯。

我周末會去鄉下的房子，孩子們都會來，我有7個孫子孫女，他們是我最大的“愛好”。

我確實很愛歷史，如果有時間我會坐下來讀點書。

我還沒開始聽播客，雖然手機里塞滿了別人推薦的。我有時候獨自走路、在跑步機上，也喜歡靜一靜。

我不喜歡大腦每一秒都被信息填滿，更喜歡留點空間給自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