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訂婚強奸案”二審維持原判，這一引發社會關注與爭議的案件，雖在法律裁定的層面上落下了帷幕，但對此事的爭議，互聯網上的聲音仍是不絕于耳。

持不同意見者中多持男性角度，他們如此認為：按照傳統習俗，中國人的“定婚”，等于是婚姻及兩性關系的實質性確定。

此時，發生兩性關系，要有別于其他——此論等同于認為：“訂婚”后發生的兩性關系，應與“婚內關系”相提并論。

但事實上，持此論者似乎忘了，即使是婚內的兩性關系，仍有“婚內強奸”之說，何況，這還并非事實法定婚姻下的“定婚”呢？

另外，對此持不同意見的男性還認為：這樣的判例，或會為騙婚打開方便之門。

一旦騙婚的女性有了不如意，以此拿捏或要挾男方，那么，當下男性處于相對婚姻處境較難的問題，只會因此增大，則國家的生育大計，豈不要因此會更加困難？

但顯然，這樣的立論角度與根基，是站于“男性主義或男權主義”利益下的考量，卻因此忽略了相較而言“弱勢群體”的女性權利之維護！

于是，知名的清華大學法學院女教授勞東燕對此評論道：

“……就婚內強奸的問題而言……我國刑事實務中對婚內強奸的處罰范圍要窄得多，除了在離婚訴訟與分居期間發生的強制性行為，會按強奸罪來論處，正?；橐龃胬m期間丈夫對妻子的強制性行為，被認為是可以阻卻強奸罪的成立的”。

“……我國刑事立法與司法中的性侵犯罪，號稱要保護女性的性的自主權，但其實，只是套了一頂性自主權的帽子，內核保護的仍然是性貞潔”。

“……號稱要保護女性作為個體的性的自主權，實際上卻主要在保護性貞潔，其中充斥與彌漫的男性凝視，未免讓人失望……不過就是想要維續男性的性支配地位……”

“……一種頗具影響的觀點認為，只要存在訂婚并收受彩禮，即便強制的性行為，也能阻卻強奸罪的成立，因此法院的判決存在疑問”。

“不難發現，按此種意見，彩禮實質上被視為女性的賣身錢與男性的嫖宿費，是作為換取與女性發生性行為的交易費用而存在”。

“這樣的觀念，由于將女性當作可予轉讓的財物，自然難以見容于現代的法律體系”。

“但凡知道要點體面，不以粗鄙與反文明為榮，就不可能在制度層面，認可與接納前述的觀念”。

“……訂婚由于在法律上沒什么實質意義，雙方之間并未就此進入婚姻，仍只是男女朋友關系；故而，如果男方違背女方的意志，強制性地與女方發生性行為，自然可以成立強奸罪”。

“……大清滅亡一百多年了，還在爭論訂婚后的強制性行為能否構成強奸，著實是魔幻得很”。

“……說到底，這不僅是觀念的沖突，更是兩種價值觀之間的尖銳對立：究竟是按現代社會的價值觀，承認女性是享有性自主權的獨立主體，還是延續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將女性客體化而視為附屬于男性的物品”。

從勞東燕教授的文章中，我們或不難發現，在“大同訂婚強奸案”中，有兩大必須厘清廓明的重要問題：

其一，性侵犯罪中的核心所在，是“不同意問題”！

在我國的法律實踐中，對于性侵案件的勘定，有一個從所謂起初的“違背意志”之說，到如今公認的“不同意”為標準，這一認識與實踐不斷提升與進步的過程。

所謂“違背女性意志”，實質上，更多是從屬于心理學的問題，這與法律的確定性、規范性表述——“不同意”，顯然大有差距。

法學家羅翔對此曾講過一個“小故事”：

說是有一名農婦，為報答救了其夫生命的醫生，她提著一籃子雞蛋作為報答。

但這位醫生卻是色膽兩肋生，充滿誘導性地說：“我豈缺一籃雞蛋乎？何不來點實際的！”

農婦曰：“那我如何謝你？”

醫生言：“寡人有疾：好色者也?！?/p>

農婦稱：“我非隨便之人，但也無它法，畢竟，你治好我夫之??；但就此一次，下不為例”。

在此故事中，醫生是否違背了“婦女意志”？——顯然存在。而農婦是否同意了呢？也應該說，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這又將如何是好呢？——于是，就有了刑法實踐中，用“不同意”代替“違背意志”為標準。

而據“大同訂婚強奸案”二審后，有關方面公布的案件細節來看，顯然女方多次做出了“不同意”的表示。

所以，從法律實踐的層面上看，此案最終判定為“強奸案”，也是鐵板釘釘的事了。

也就是說，在強奸罪的認定中，女性對性行為的發生“是否同意”，才是判斷問題實質的核心要素。

其二，勞東燕教授認為：在我們的社會上，特別是男性群體的角度看問題，彰顯出男性主義或男權主義思維依然勢力雄厚，此言并非沒有道理。

早在上世紀的1984年，知名的女權主義法學家麥金農，有這樣一句震撼人心的話：

“人類社會中，一切兩性之間的性行為，全都是強奸！”

何出此言呢？——因為，女性無法在本質上給予自主的同意，則一切所謂的同意，都不過是虛與委蛇罷了。

在人類久遠的歷史上，只有最初短暫的母系社會，或是女性處于兩性關系的頂端，但此后，更為長久到當下的人類社會里，顯然仍不同程度上是男權社會占統治地位。

因此，在一個仍然存在著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環境下，特別是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里，女性只不過是父權或夫權下的從屬財產。

這樣的女性，并無真正獨立的人格權和社會地位，則貞操就會在很長久的人類史中，都被認為是高于生命權的概念——這也就是過往年代，女人為何會被縱容或操縱，因為貞操而赴死的原因。

所以，像勞東燕教授這樣的女性視角，來看待強奸或婚內強奸的觀點，就很容易得到理解與尊重了。

而在全世界的法律實踐中，對于女性性權力上的尊重，也因此有脈絡可尋。

比如，從最初的以貞操論生死，到尊重女性的對等之性權力；再到司法操作中，從“最大限度反抗標準”，進步到“合理反抗標準”。

還有女性在面對性侵犯時，從開始的“說不，即意味著不同意”之標準，再到“肯定性同意標準”的出現，以及二者合一的“復雜的合理同意標準”被確立，都彰顯出對于女性權利保護的不斷進步。

因此，對于“大同訂婚強奸案”中的爭議聲音，能夠得到不同的呈現，這并非壞事——但是，我們仍要在這些意見的眾聲喧嘩中，找到這一問題的本質所在，找到最大的社會和法律的公約數。

這其中，顯然“性不同意”問題，才是其中的關鍵所在；而同時，在一個男權主義思維仍然深厚的人類社會中，女性權利需要得到真正重視與尊重，顯然才是這一問題的終極本質！

誠如羅翔所言：“人是目的，不是純粹的手段——在有的時候，避免人的物化，重申對人的尊重，都是法律要極力倡導的價值”。【原創評論：瑜說還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