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王英良 博士、國際產業學者

特朗普在2025年1月開啟第二次總統任期后，通過針對中國不斷升級加碼的關稅戰以及覆蓋全球的“對等關稅”力求實現對國際經貿的重塑，實現其“MAGA”目標。盡管對各國征收的關稅存在差異但其核心目標指向為弱化中國的貿易優勢。作為全球貿易史上最大規模的關稅戰，其影響是歷史性的，對全球經貿合作和國際關系走向均構成巨大挑戰。

基于對美國產業結構、就業和稅收等的偏激判斷和對美國實力的自負，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通過關稅解決中美貿易失衡的問題，最終未能如愿。中美貿易在高關稅中繼續穩步前進，中美強大的商業嵌套和供需勢能足夠消化當時關稅帶來的成本。盡管在第一任期內，美國高層就有聲音稱需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但是并未能成勢。在第二任期，特朗普顯然把關稅當做復興美國制造業的重要手段，將中國與美國的商業貿易完全“安全化”并推動“他者化”。

目前，越來越多的美國戰略精英業已形成了一種共識，即美國在自由貿易條件下難以實現制造業再崛起（再工業化）。而通過關稅制裁手段，美國政府一方面可以通過低感知態勢的價內稅增加國家的稅收收入，同時最大面減少民眾的不滿；另外一方面，通過關稅杠桿，特朗普政府自認為通過對覆蓋全球的關稅威逼策略能夠使其他國家向美國屈服，并推動跨國公司向美國展開直接投資，以此推動產業回流。

確實，很多國家在美國的壓力下向美國屈服，部分企業選擇在美國投資，然而中國是全球為數不多的準備與美國進行長期關稅博弈的國家，方式諸如對等性的關稅制裁、對特定跨國公司的制裁等。然而中美這一空前的沖突螺旋塑造的環境給中國企業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深刻地影響著企業的全球化戰略。

國際化戰略的挑戰

首當其沖，空前規模的關稅戰沖擊著企業的產業鏈條，在大環境的劇變下，近乎所有的企業全球化戰略都需要思考關稅戰帶來的沖擊外溢以及美國藉由關稅力圖實現對中國在戰略領域的排斥、對美元霸權的護持、對全球尤其是主要盟友塑造新的權力杠桿帶來的新態勢。而通常，中國企業的全球化路徑主要包含進出口貿易、對海外投資、參與全球細分產業鏈、從事跨國服務等。其中貿易是核心也是中國最具優勢的環節。特朗普推動的新關稅政策，表明美國政府并不滿足于過往的全球化獲利路徑，反而以“受害者”心態要求重置關稅，而稅額本身是企業成本的重要方面，對中國企業而言，在嚴峻的時世下并非缺少參與國際化的決心與勇氣，而是對關稅帶來的不確定、風險和新挑戰的擔憂。

由于特朗普對華關稅政策在堅持剛性的同時，同樣保持一定的靈活度，比如，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4月11日發布豁免對等關稅的產品清單，涵蓋智能手機、個人電腦、硬盤、電腦處理器、記憶卡等不在美國生產的電子產品，盡管這些商品的稅額下降至20%，但是這至少是一個新的“機會敞口”。此外，在美東時間的4月13日，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在采訪中透露，美國和中國現已通過中間人就關稅問題進行了“初步接觸”。盡管雙方都意識到了問題的嚴峻性，但在中美結構性矛盾沖突之際，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戰略會面臨以下三個方面的不確定性。

首先，全球價值鏈在美國政府權力干預下出現斷裂和重塑。過往的全球化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生產，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化的比較優勢在于人口紅利、全產業鏈生產和質優價廉的商品，面對特朗普施加的高達125%的關稅，這已經超出了正常的商業邏輯，實際中已經不存在商業可行空間更遑論商業利潤。市場完全被特朗普的權力任性所阻擋分割，部分領域的價值鏈甚至會出現“脆斷”的可能。在全球化時代，每一個國家都是全球產業鏈的細分環節，自由主義認為商業自由會帶來世界和平與繁榮，而關稅保護主義則力求“零和博弈”，認為高關稅可能對本國產業實施保護，如此則可能沖擊原有的國際分工體系。

盡管美國是二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主要設計者，但特朗普的特立獨行以行政令進一步切割了全球市場，沖擊了原有的分工和協同。對企業的全球化進程而言，由關稅極端上浮而導致要素市場和競爭優劣地位的迅疾轉變、合作關系出現逆轉、生產關系不得不隨著地緣政治進行全球調整，對安全和穩定環境的強訴求和新偏好等均會推動中國企業與全球經濟要素展開新的組合鏈接和重塑。

其次，全球經貿規則面臨新重塑。特朗普面向全球的關稅大棒在理論上擊碎了過往建立在“商業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國際貿易規范上，特朗普的高關稅意味著美國政府正在尋求通過權力重塑新的經貿規則，這種經貿規則否定全球利益而專注美國本土利益。WTO這一多邊貿易協調機構的權威降至歷史低點，美國政府一手建立這一機構卻在特朗普時期一手掏空了這一機構。全球經貿現狀目前更像是“霍布斯式叢林社會”，美國希望通過強權塑造一家獨大，而全球主要經濟體各陣營，有早早向美國妥協的、有觀望躊躇的，但鮮有奮起反擊力圖重新制定規則的。

對于早早向高關稅妥協的國家，特朗普沾沾自喜，并進一步實施利益壓縮和羞辱，而面對中國的強硬回擊，美國政府卻出現了動搖的態勢。在變動的國際經貿格局中，中國以強硬姿態否定了特朗普政府力圖以低成本重構全球經貿的預圖，繼續倡導多邊主義并著力穩定周邊。不可否認，全球經貿規則出現了歷史性的變革契機，而避免霸權國攫取絕對領導地位，繼續推動全球多邊主義和經濟區域化、降低貿易壁壘和關稅議題的政治化，制定有利于中國企業發展的新國際規范，盡最大可能減少這一進程中的消耗和成本是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

最后，各方信任衰減全球公共物品供給缺失。由于高關稅帶來供需關系迅速改變，新的力量開始配對組合，各方面的合作關系因為利益新偏好和風險規避的商業逐利本能而出現調整，過往的商業信任關系可能出現破裂、重塑或降低權重，而新的商業關系需要得以重建，且這種重建須能夠在實踐中展現韌性和互利。

在二戰后的較長時間內，美國開放本國市場，采取產業外包形式，讓全球參與分享其繁榮市場，同時通過美元這一核心貨幣機制掌控全球金融，調控各方圍繞以美國為中心的商品消費市場而展開生產，形成了相對較為長期穩定的局面。在這里美國承擔了類似“公共物品”提供方的角色。然而，高關稅打破了過往這一局面，美國認為本國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并力圖以對等關稅實施貿易，力圖使全球優質生產要素重新回流美國。盡管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在國內兩黨造成了明顯的間隙，并激化了聯邦與州政府的矛盾，但美國從全球收縮，拒絕將美國市場作為全球經貿發展的“類公共物品”盤算已經十分明朗。

國際化戰略的應對路徑

中美關稅戰的直接后果是推動了兩國長期的貿易嵌套走向相對脫鉤，政治與安全邏輯壓倒了經濟互利邏輯。美國對華關稅的覆蓋面十分廣，目前的稅率是125%。然而由于中國企業在細分行業十分龐雜，同時具體的行業與美國的業務面和依存度存在不同，受到的影響自然存在較大的差異，然而在總體的關稅壓力和要素流通受阻背景下，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戰略顯然會面臨較為嚴峻的局面。美國主導且覆蓋面空前的關稅戰標志著全球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沖突時代，但是由大國設障的全球化依然會持續推進，中國企業的全球化道路會面臨新的挑戰，而以下要素值得關注。

全球化出現嚴峻挑戰但中國企業國際化動力依然強勁。根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一季度，在美國政府濫施關稅的干擾和沖擊下，中美雙邊貿易仍保持增長，進出口規模1.11萬億元，增長4%。這表明市場對于相對較高的關稅依然有消化力，盡管目前的關稅已然超出了正常的商業運行邏輯，但是高關稅并不能打擊中國業已成熟的工業、制造業產業鏈，中國的出口優勢的根基和韌性依然強大，加上中國政府著力開拓國內市場，對企業展開政策扶持，全球的消費市場需求端依然在，中國龐大的出口動力依然強勁。

進一步擴大開放共建廣泛利益共同體。開放是化解中國系列問題的關鍵。中國企業要更好的成為全球化企業，首先是國家層面需要更加開放，尤其推動對現代制造業和高級服務業對外開放，中國的制造業有著很強的學習和趕超的內生能力，而擴大外企和外資的準入，有助于中國企業以更低的成本就地融入全球化，減少關稅以及非關稅壁壘的限制。中國人口基數大，對各類消費形態均存在需求，在先進制造，以及電信、教育、醫療、健康等領域的開放不僅有助于招商引資，吸引國際優勢要素參與中國經濟建設，實現產業共建市場共享，還有助于推動中國的經濟管理體制和改革實現質的升級與飛躍。

減少單一市場依賴擴大對外投資。中國參與全球化過往一個重要的路徑是生產制造初級產品向美國等工業國家展開大宗商品出口，美國以低關稅享受中國國家發展的紅利，然而特朗普政府力圖以關稅作為關閉中國對美出口的大門，這意味著美國市場存在顯著的不確定性因素。貿易作為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重點方向，盡管中美在各自的貿易結構中權重均有下降，但中國商品對美出口依然存在很強的依賴，借助這一契機，中國企業開拓諸如歐洲、拉美和周邊國家市場顯然已經迫在眉睫。同時，有條件的公司尋求對外投資，實現中國與海外市場的聯動依然是較好的選擇，在這一方向上，中國的電動汽車、電池和光伏產業就提前布局，取得了較好的市場效果。在上述三個方向中國都具備存量優勢，猶如黃奇帆在2019年的演講中提出，誰掌控樞紐，掌控紐帶，掌控產業鏈的集群，誰就是世界貿易中的產業巨頭。中國大宗出口“新三樣”中，中國企業均掌握了樞紐、紐帶和產業鏈，業已形成覆蓋海內外的產業集群，在對外投資中存在相當的比較優勢。

加強技術推動產業躍升構建中國的全球外包體系。高關稅可以說是向中國長期以來通過跑量生產出口初級產品的一個告警，即過往通過廉價商品參與全球化的主要路線遇到了強大的挑戰。在中國具備龐大的受高等教育人口和逐步成熟的創新力量這系列現實下，不斷推動中國產業和產品的科技含量，拓展新質生產力在產品中的運用，重塑中國商品出口格局，比如機器人、電動汽車、人工智能產品等的權重，這有助于改善中國參與國際化的形象獲取更高的利潤。一旦中國形成了美國此前所走的研發和設計留在本土，接卸性生產轉移國外的路徑，那中國就可能更換參與國際化的賽道，享受科技和持續創新所帶來的紅利，并利用他國的人口紅利和要素實現高利潤。

從國家層面看，可推動建設一流的企業國際化咨詢機構?；仡櫄v史，中國企業規模性的參與全球化也只是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之后的事情，中國企業在不斷的摸索和試錯中前進，由于從相對封閉的計劃經濟狀態轉向國際化，其中的成本和代價異常高昂。關稅本身是全球化進程中風險和不確定及復雜性的表現，特朗普對華施加的高關稅，通過產業鏈和價值鏈等傳導到中國企業，而中國企業家普遍缺少應對這一關稅戰的策略，無法展開應對不確定的綜合系統性決策。

相比于美日歐等國家對企業的國際化存在強大的智庫與科研機構的專業服務支持，中國在這一塊的積累相當薄弱。“出海”盡管是一個“紅海市場”但缺少專業的力量，眾多的出海品牌缺少專業性和海外危機應對能力，遑論提前預判和感知風險。在關稅等國際化風險來臨之際，企業精英缺少應對的策略、政府難以幫助企業消化和抵御風險。如作為對外貿易最活躍的上海市居然無一所本土崛起的世界知名的國際商業咨詢機構。所以，匯聚力量，重塑中國的出海國際化咨詢機構正當時，這不僅為中國企業在全球化轉向時代可能提供智力依托，也是一個有廣闊市場的高端細分產業。

美國推動的關稅戰，在客觀上突顯了特朗普政府的產業危機意識，而借助稅收，其力圖逆轉現有的國際經貿格局，重塑有利于美國的貿易和投資態勢，當然這一切的主要代價美國選擇讓中國來承擔。世界市場很大，中國國內市場也很大，在高關稅制裁螺旋下，美國依然離不開中國生產，中國離不開美國市場，下一步，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大概率是在重視美國市場的同時，押注培育新的市場，同時須要苦練內功，實現產業和價值鏈的升級，同時政府的角色會進一步提高，走向積極有為地為企業“遮風擋雨”。只有以更有競爭力的產量和集群化的跨國公司以及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斷孕育崛起的全球行業巨頭，才能對得起過往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化所付出的所有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