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中國首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成功升空。這顆重達173公斤的衛星不僅遠超前蘇聯、美國等國家首顆衛星的總重量，更以《東方紅》樂曲響徹寰宇，標志著中國成為全球第五個獨立發射衛星的國家，正式開啟自主探索太空的新紀元。 時至今日，“東方紅一號”已經繞地球運行了55個年頭，在這55年中，我國人造衛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易到難的發展階段，相繼發射了各種科學衛星、返回式遙感衛星、通訊衛星、氣象衛星、量子衛星等等，獲得了一項項舉世矚目的驕人成績。

▲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圖片來源：央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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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記歷史：中國航天日的設立

為銘記這一歷史性突破，國務院于2016年將每年4月24日設立為中國航天日。2025年4月24日是第十個中國航天日，主題為?“海上生明月，九天攬星河”，明月從海平面升起，映照華夏子孫對月亮的悠悠情愫與璀璨星河的心馳神往，也體現出中國航天事業走向深空的戰略轉向。在第十個中國航天日到來之際，回望“東方紅一號”的研制歷程，中國科學院及其科學家們在中國人造地球衛星的研制過程中，不僅承擔了大量的基礎研究和技術攻關任務，還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航天人才，為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25年“中國航天日”宣傳海報（圖片來源：國家航天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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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到“651”：中國航天事業奠基

1956年，國家制訂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中，發展噴氣技術、計算技術、原子能和電子技術等尖端科技被列為重點任務。中國科學院在時任院長郭沫若的統籌下，迅速籌建電子學研究所、計算技術研究所、自動化研究所、半導體研究所等機構，同時擴建與此有關的力學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化學研究所、物理研究所等基礎研究單位。這些單位后來成為我國開創人造衛星事業的主力單位。

1957年10月蘇聯首顆衛星升空后，中國科學院立即組織北京、南京、上海觀測機構進行光學觀測。當月13日，中國科學院的錢學森、趙九章等科學家在座談會上建議我國開展人造地球衛星的研究工作。趙九章隨后進行多次發表文章，闡釋衛星對國家戰略安全與科技發展的雙重價值，并著手做了大量調研，醞釀開展我國人造衛星的研制工作。次年5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后，中央政治局明確由中國科學院主導衛星研制任務。聶榮臻副總理要求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統籌推進。

中國科學院隨即展開全方位布局，并把人造衛星任務列為1958年的一項重大任務。為了保密和協作方便，代號定為“581”任務，并成立中國科學院“581”組。經過組織專家進行反復討論，中國科學院提出衛星研制“三步走”計劃：通過探空火箭積累經驗、逐步突破從小衛星到重型人造衛星技術的漸進路徑。在同年國慶期間舉行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躍進成果展覽會上，中國科學院展出了兩種探空火箭箭頭模型，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前來參觀，在當時取得較大影響。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科學院在當年9月新建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設立與空間科學技術有關專業，錢學森親自講授《星際航行概論》，趙九章開設《高空大氣物理》《數學物理方程》課程并親自編寫講義，陸元九則帶來最前沿的陀螺及慣性導航方面的課程，致力于為我國航天科技事業培養骨干力量。

▲參與參加“東方紅一號”衛星研制的部分專家（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官網）

1958年10月，趙九章率團訪蘇考察衛星技術后，中國科學院黨組作出重大戰略調整，提出“大腿變小腿，衛星變探空”的指示，將工作重心轉向探空火箭與單項技術突破。趙九章和衛一清根據這些精神，對中國科學院的科研任務和科技隊伍作了全面調整，提出“以火箭探空練兵，高空物理探測打基礎，不斷探索衛星發展方向，籌建空間環境模擬實驗室，研究地面跟蹤接收設備”，這些理念使火箭探空和衛星任務工作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

1959年8月4日，錢學森以上海機電設計院的名義向中國科學院呈報了《關于加強上海機電設計院發展探空火箭技術的計劃任務書》，正式啟動T型探空火箭研制，并于次年2月成功發射中國首枚試驗探空火箭“T—7M”。至1964年共完成24次發射試驗，不僅研制出T-7A(S1)和T-7A(S2)兩種型號生物試驗火箭，開展了卓有成效的高空生命科學試驗；還研制了用于技術試驗的探空火箭，為人造衛星、運載火箭的發動機、推進劑及控制系統等分系統和部件的空間環境的地面模擬試驗發揮積極作用。

▲上海南匯老港T-7M火箭發射場遺址（圖片來源：錢學森圖書館）

隨著我國原子彈、導彈相繼試驗成功與人造衛星發射有關技術不斷積累，1964年，趙九章和錢學森分別聯系周恩來和聶榮臻，建議國家立項并制定研制發射衛星計劃，趙九章在向周總理報告的信中提出“從現在起，抓起這一工作，已是時候了。”次年5月，人造衛星研制正式納入國家計劃：中央專委批準1970年到1971年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由中國科學院負責研制衛星本體。中國科學院在原“581”任務基礎上成立“651”設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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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東方紅》樂曲飄揚在宇宙上空

國防科委把第一顆人造衛星實現目標歸結為：“上得去、抓得住、聽得到、看得見”。

“上得去” ：指運載火箭能夠把衛星送入軌道，這是最低要求。 專家們提出了一個“兩結合”方案：以東風四號中遠程彈道導彈為基礎，取消彈頭，作為第一級和第二級，利用探空火箭技術研制第三級。過這三級的連續傳遞，將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抓得住” ：衛星上天后，地面臺站能非常有把握地進行跟蹤并及時地、精確地測量其運行軌跡向全世界發布。傳統測量方式以無線電觀測為主，光學觀測為輔。當時可供選擇的無線電設備有單脈沖雷達、比相干涉儀、多普勒測速儀。中國科學院專門組織專家進行了模擬計算，最終采用了測控專家陳芳允提出的跟蹤測軌方案，經過他與其他技術人員實地考察，分別在新化、南寧、昆明、海南設立了四個多普勒測量站，使衛星在太空中的位置可以被隨時監測到。

“聽得到”：在錢驥領導下，中國科學院的科技人員對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總體方案展開了論證，他們認為我國衛星要比各國首星更先進，當時衛星總體組組長何正華表示，蘇聯第一顆衛星發出的信號，是滴滴答答的電報碼，遙測信號是間斷的。我國要更進一步，應該發射連續信號，而且要有中國特色。他提出給衛星命名“東方紅一號”，讓它播放《東方紅》樂曲的建議，該建議于1967年被正式采納。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劉承熙團隊在實現“東方紅一號”樂曲播放任務中，為攻克太空溫度變化與電磁干擾引發的變調問題，突破多重技術難關，成功研制出樂音裝置。

“看得見”：即“東方紅一號”衛星升空后，能讓我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用肉眼看得到衛星運行，以此來發揮衛星的宣傳價值，擴大其影響范圍。為此，技術專家們想盡了各種辦法，從衛星的形狀設計、增加“觀測裙”和軌道設計三方面入手，使人們肉眼能觀測衛星。

至1967年底，中國科學院已完成初樣衛星研制，其技術狀態與最終發射星基本一致。1968年2月國家決定成立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時，中國科學院不僅移交了包括錢驥在內的5000余名技術骨干，更將技術資料與實驗設備無償劃轉。張勁夫認為：“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實際上是交到國防部門不久的事情。要把這個歷史說清楚，這是科學院那么多人的心血凝成的，特別是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包括很多技術工人，他們的歷史功績不能埋沒！”

特別值得銘記的是，趙九章在1966年提出的“偵查測地、通訊、氣象、載人飛船、導航”發展路徑，不僅指導了“實踐”“尖兵”“風云”等系列衛星的研制，更為載人航天工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埋下戰略伏筆。

▲1970年初，科研人員在廠房內測試東方紅一號衛星。（圖片來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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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紅一號”：多維度的歷史意義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圖片來源：國家航天局官網）

從國際視角看，衛星的成功發射標志著中國躋身航天國家行列。鄧小平曾經指出：“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東方紅一號”的升空促使美蘇等國重新評估中國的戰略實力，間接改變了國際戰略平衡。與此同時，阿爾巴尼亞、波蘭等社會主義國家通過賀電、游行等方式表達支持，衛星成為凝聚第三世界國家信心的象征。在國內，衛星發射掀起全民熱潮。民眾自發觀測衛星軌跡，通過收音機聆聽《東方紅》樂曲，這一場景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科技層面上，“東方紅一號”的成功發射創造了多項紀錄：不僅全部達到了設計要求，而且質量比前4個國家發射的第1顆衛星質量總和還多29.8千克，其中蘇聯（83.6千克）、美國（8.2千克）、法國（38千克）和日本（9.4千克）。同時，在衛星的跟蹤手段、信號傳輸形式和星上溫控系統等技術領域，“東方紅一號”也都超過了上述國家第1顆衛星的水平。1985年，該項目與原子彈、氫彈共同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這一成就的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技術路線上，中國在蘇聯中斷援助后堅持自力更生，實現了核心技術的自主掌控。戰略層面，科研團隊根據國情調整目標，將原計劃的科學試驗衛星改為技術難度更低的工程試驗衛星，確保快速突破，遵循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制定的“先解決有無”的發展戰略。

舉國體制的協作模式為成功提供保障。中央專委統籌全國資源，形成“大兵團作戰”的科研合力。

更為深層的精神動力來自科研隊伍的奉獻。團隊秉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無私奉獻、嚴謹務實、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在技術封鎖、物資匱乏的條件下完成使命，為中國航天事業奠定了精神基因。

“東方紅一號”不僅是中國航天事業的起點，更成為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的象征。它證明了發展中國家通過戰略聚焦與體制創新同樣能在尖端領域實現突破，其經驗至今仍為新時代航天工程提供著歷史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