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運勛

（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農村彩禮轉移具有十分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其中之一就是通過彩禮公開在地方社會獲取臉面。比如在豫東和皖西地區，彩禮要以現金的形式擺放在訂婚現場，現金越多越能體現出兩家人的臉面，俗稱“夸富宴”。在河南中部某地調研發現，早年間當地也有公開彩禮的習俗，不過近年來這種公開展示和議論越來越少，彩禮從“公開展示”轉變為“隱匿轉移”，即“高額彩禮隱匿化”。

近年來，彩禮金額逐年上升，從90年代的幾千元不等上升到當下的十萬元左右，個別地區甚至已經高達三四十萬元。然而，彩禮金額增長多少倒不是重點，重點是彩禮增長速度遠遠高于農民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受農村適婚青年性別結構失衡以及傳統“傳宗接代”思想等因素的影響，農村彩禮金額逐年上升的趨勢短期內難以逆轉。農村適婚青年性別結構失衡主要是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一個是由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的“男多女少”；二個是受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等因素的影響，大量農村適婚女性流出，這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地區“男多女少”的性別結構。女方基于性別優勢，會加大對男方的篩選力度，提高彩禮要價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另一方面，“結婚成家”、“傳宗接代”等傳統價值觀念在農村地區依然普遍存在，農民家庭（尤其是男方家庭）依然具有強烈的婚姻締結沖動。為了在“男多女少”的性別結構當中順利締結婚姻，男方家庭愿意通過提高彩禮金額等方式獲取競爭優勢。這是高額彩禮居高不下的結構性原因。

近年來，農村彩禮要價（尤其是高額彩禮）面臨著越來越重的道德壓力。首先，農村彩禮金額逐年上漲，并超出農民家庭的支付能力。為了順利締結婚姻，農民家庭通過“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等生計模式增加家庭收入，同時通過省吃儉用（尤其是父代）降低家庭消費支出。縱然如此，在面臨巨額婚姻締結成本的時候，農民家庭不得不去借貸。在這種情形之下，高額彩禮要價顯然會增加男方家庭的經濟負擔，尤其是男方父母的經濟負擔，他們甚至為此還要背上債務。其次，高額彩禮作為移風易俗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政府開展鄉風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標。從政府的角度來說，高額彩禮不僅直接增加農民家庭負擔，影響地方社會和諧穩定，還會間接影響到婚育率，這關系國家人口戰略可持續發展。所以各級政府通過法律、政策和新聞輿論等方式加大對農村高額彩禮的治理力度，高額彩禮要價的社會合法性越來越受到沖擊。此外，彩禮糾紛的司法解釋越來越清晰。于是，彩禮在實際轉移過程中，從公開化逐步隱匿化，不管是女方家還是男方家，他們對彩禮金額諱莫如深，地方社會對此也是捉摸不透。顯然，農村婚姻締結對彩禮經濟屬性的重視程度并沒有降低，不過他們擔心高額彩禮所帶來的道德法律壓力，所以才會隱匿彩禮金額。這帶來的問題就是無法準確了解農民婚姻締結中的彩禮金額，從而加大了農村彩禮治理的難度。

從當事人的角度來說，隱匿彩禮有非常現實的考慮：首先，女方家不愿意公開彩禮金額。女方作為彩禮轉移的接受方，面臨的法律道德壓力最大。尤其是在地方社會結構依然完整、社會輿論依然發揮作用的情形之下，彩禮要價越高，女方的道德壓力就越大，他們不愿意承擔“賣女兒”、“不通情理”等輿論壓力。其次，男方家也不愿意公開彩禮金額，或者把彩禮金額往少了說。對于男方家庭來說，高額彩禮基本上與負債掛鉤，彩禮金額越高越會顯得他們沒本事，所以他們也不愿意提及彩禮金額。為了保存臉面，他們會用一個遠低于實際彩禮的數字應付地方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