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至民國河湟事變概況

清朝以前，關于回亂的記載較少。然而自清代起，西北河湟地區卻屢次發生回亂，史稱“河湟事變”。前三次河湟事變主要在甘青地區爆發，以回族為主力，同時也涉及撒拉族等少數民族。他們雖打著“反清”旗號，實則更多反映出深刻的回漢矛盾以及伊斯蘭教派系間復雜的爭斗。到了民國十七年（1928年），甘青地區再度爆發第四次河湟事變，此次的“主角”是馬仲英。這場叛亂持續四年，波及甘肅、青海、新疆，致使幾十萬人傷亡，令西北大地飽受摧殘。

二、馮玉祥入甘作為與局勢處理

1.軍閥割據

馮玉祥在這場動蕩中角色復雜。1925年1月第二次直奉戰爭后，段祺瑞任命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又授其負責甘肅軍務的善后工作，原甘肅督辦陸洪濤則調任甘肅省長。馮玉祥接手后，派遣西北軍第二師師長劉郁芬為總指揮，率部進駐蘭州，迅速鏟除原甘肅督辦陸洪濤的殘余勢力，牢牢掌控甘肅局勢。

馮玉祥

然而，馮玉祥并沒有讓甘肅局勢好轉，反倒因連年征戰、殘酷壓榨本就貧瘠的本地百姓，進一步激化了當地的社會矛盾。當時的甘肅由八位鎮守使分治各地。駐銀川的寧夏鎮守使馬鴻賓、駐武威的涼州鎮守使馬廷勷、駐張掖的甘州鎮守使馬璘、駐西寧的甘邊寧海鎮守使馬麒，這幾位都是回族軍閥；駐天水的隴南鎮守使孔繁錦、駐平涼的隴東鎮守使張兆鉀、駐酒泉的肅州鎮守使吳桐仁以及駐臨夏的河州鎮守使裴建準，這幾位則是漢族軍閥。國民軍的入駐對各地軍閥構成不小威脅。

馮玉祥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一面打壓漢族軍閥，一面拉攏回族軍閥。他通過回族將領馬福祥、馬鄰翼與回族鎮守使溝通，暫時維持局勢穩定，并抽調回族部隊編入西北軍以削弱其獨立實力。1926年初，劉郁芬大力擴充軍隊，逐步肅清漢族軍閥勢力。對西寧和涼州兩地的回族鎮守使部隊予以改編，使其歸國民軍指揮。此外，他從四名回族軍閥的部隊中各抽一旅，限期集中至陜西，意在牢牢掌控地方武裝。

然而1926年1月，直奉兩派軍閥聯手反擊國民軍，挑動駐平涼的隴東鎮守使張兆鉀和駐天水的隴南鎮守使孔繁錦對蘭州發起進攻。馮玉祥的部隊節節敗退，他本人不得不撤往蘇聯暫避。不過國民軍最終平定了這場叛亂。同年9月16日，馮玉祥自蘇聯歸國，在綏遠五原誓師，重組中國國民軍聯軍，正式加入國民革命軍序列，支持北伐。一直保持中立的回族軍閥馬麒為表對國民軍的投誠，與西寧道道尹黎丹協商后，決定讓黎丹辭職，空出的職位請馮玉祥派人接管。馮玉祥順勢撤銷馬麒的甘邊寧海鎮守使及蒙番宣慰使職務，將其改任青海護軍使，進一步削弱其實際權力。自國民軍入甘以來，漢族軍閥勢力近乎瓦解，回族軍閥也元氣大傷，馮玉祥看似穩住甘肅局勢，實則為后續的回亂埋下更大隱患。

2.社會動蕩

1926年，甘肅的社會矛盾達至頂峰，河州（臨夏）地區向來是回族的聚居地，出現過很多回族軍閥。例如，馬麒曾任甘邊寧海鎮守使、護軍使，同時兼任青海蒙番宣慰使；其弟馬麟曾任甘肅提督。他的兒子馬步青掌控甘肅河西走廊，馬步芳于1936年出任青海省長。而河州西南地區，也有眾多出自寧夏的知名回族將領。馬福祿曾參與平定義和團之亂，其子馬鴻賓為八十四軍團司令。馬福祿的弟弟馬福祥在民國初期曾任安徽省長和青島市長，其子馬鴻逵長期擔任寧夏省長。這些人形成錯綜復雜的勢力網絡，河州因而有“三十年一小亂，六十年一大亂”之說。趙席聘出任河州鎮守使后，治理手段極為粗暴，頻繁征糧募款、強行征兵，回漢民眾都苦不堪言。而且他們多次觸犯伊斯蘭教禁忌，無意間點燃回族怒火。

三、第四次河湟事變爆發的導火索

民國十七年（1928年）4月，河州西鄉、南鄉之間的新教和老教再度爆發教派紛爭。趙席聘誤信讒言，認為新老教的紛爭是回民造反的幌子。于是他決定不分青紅皂白逮捕雙方首領并斬首示眾，以殺雞儆猴。劉郁芬更是公然宣稱，要徹底消滅回亂，讓“三百年、六百年都反不起來”。這種高壓手段反而促使新老教教民聯合，成為河州事變的導火索。馬麒開始鼓動回族群體反抗，他放言：“國民軍這是滅回滅教，逼得太緊了，難道我們要任他們宰割？難道沒有一個兒子娃站出來替咱們出口怨氣？”在座年僅17歲的馬仲英是馬麒的堂侄，也是寧海軍代理營長。他從小對“二祖父馬海晏在太子寺新路坡全殲湘軍”的戰績心懷敬仰，在馬麒的言語煽動下，他決意行動。

1928年5月2日，馬仲英攜7名同伙襲擊循化城，劫持縣長、搜刮公款、釋放囚犯，迅速擴充隊伍規模。隨后，他在大力家山伏擊國民軍，斬殺13人，繳獲大量槍支彈藥。馬仲英行動果決且極具煽動性，不僅獲涼州鎮守使馬廷勷部隊的倒戈支持，還有多名回族阿訇聲援。馬仲英提出“官逼民反”和“不殺回、不殺漢、專殺國民軍”的口號，規定“殺一回民一人抵罪，殺一漢民二人抵罪”的律例。有很多回族、撒拉族等群體紛紛加入。

四、總結

以上是第四次河湟事變的背景和導火索。不穩定的政局和動蕩的社會早已讓甘青地區的回族人心懷不滿，從上層的軍閥到普通百姓都積攢了怨氣。當教派沖突再次爆發，漢族鎮守史處理不當，最終讓回亂一觸即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