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用一個海歸派，里面有間諜”。

董明珠的這一言論，針對的乃是她所掌控的企業，本來她盡可以發表她的宏論，我們聽我們的就是了。

然而，依時下的某種社會氛圍，不能不說董明珠所代表的，是一種日益泛化的“斗爭思維”，即明顯超過正常尺寸的“對立思維”或“敵我思維”。

她對“海歸里面有間諜”似乎神信不疑，至少以迎合這種思維和認知為是為榮。于是她成為戳破那層窗戶紙的人。

盡管該言論招致廣泛批評，但不代表這種社會思維與社會意識的式微或后退。

實際上也有很多人在為董明珠言論公開叫好，體制內不少單位不招海歸已是流行做法。她因為此番言論，正再一次接受“愛國企業家”的特別加冕。

身為公眾人物的董明珠，如此篤定地將海歸視為異己，勢必為“斗爭思維”的泛化推波助瀾。

她此番的“歷史性”貢獻，或將不是讓格力電器成功地抵御和防范“間諜”，而是在客觀上加劇互聯網輿論場的混亂。

今后我們或會愈加發現，即便探討一個并不復雜的問題，也更加不屑通過擺事實講道理讓人心服口服，而是直線性地導入陰謀論、動機論。

以一個似是而非甚或污名化的標簽，隨便擴大批評責難范疇，虛設標靶搞身份貶損或人身攻擊，侵犯個體和特定群體尊嚴和法定權利，可能進一步成為家常便飯。

這是一種認定所有人，都應該與自己有相同的行為及思維方式的價值判斷，而事實上一個問題可以有多種認識和結論。

這不僅會讓大多數沉默的民眾，陷入對社會認知的混亂與迷茫，且會在他們中間制造對立與敵意。

觀點的固化讓不同群體間的爭論，勢必變得日益極端化。只憑立場站隊，很少有人愿意講道理、求真相，越來越多的人會因為觀念撕裂而陷入社會性焦慮。

這當然不是董明珠一個人的功勞，但她的此番言論，在業已撕裂的社會共識的口子上，又深深劃上一刀。

在歷史學家蕭功秦看來，受極端思維的影響，原本民間正常的、樸素的民族主義心理情結，會逐漸演變成一種達爾文主義原則支配下的民族“大目標”。

當具有社會破壞性的人格特質大行其道，就會形成馬基雅維利主義，即為達到主體自以為“崇高”的目標，可以采取一切辦法的主義——包括排外、仇外、自我孤立、內部分化和斗爭。

它將政治之作為政治的特質展示給人們，讓人們在政治面前產生一種透不過氣來的緊迫感、窒息感和滿足感。

這種?將“手段合理化一切”的主義，發展到極致時，國家可能會面臨種種嚴重問題，包括政治不穩定、腐敗不斷增加、信任體系瓦解、道德標準失序。

回到董明珠的“海歸間諜論”。即便打死我，也讀不出她首先是出于愛國。

愛國又確實是無本萬利的生意。她作為一個戀棧的生意人，此番言論說到底，不過為了鞏固和擴大個人不可挑戰的地位與榮譽，刻意迎合“人人抓間諜”的基本盤認知，順便給自己打個政治廣告。

對他人持功利性而不是道德觀點、工具性而不是理性觀點，董明珠恰恰就是個地道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除了慣常的冷酷無情和權謀詭計，還有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戀自負，以及缺乏共情的精神病態——亦即“暗黑三角人格”。

這種人格特質，其他企業家身上或許多少也有一些，卻以董明珠為盛。故此方有“間諜論”的出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