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輝

思想家，擁有自己的風琴

梁漱溟先生在我眼中是一個偉岸的存在。八十年代初來到北京工作，竟然沒有想到前去拜望，一直為之遺憾。雖未見過，作為思想家、教育家的梁漱溟，其精神活力與人格力量，可謂二十世紀的一個奇跡存在，令人敬仰。

叔本華曾說過，思想家的可貴在于精神力極強固，能把所有的東西克服或同化，融進他們的思想體系。因之，他們的識見雖是愈來規模愈大，但已做有機的關聯，全部隸屬在他們的思想總體系之下。“這種場合，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風琴的低音主調，任何時刻都支配一切，絕對不會被其他音調所壓制。”（《關于思考》）那些未能走出書本的學問家，缺乏的正是一架自己的風琴，總是反復彈奏別人的音樂。

梁漱溟擁有一架自己的風琴，用這架風琴彈奏自己思想的聲音。他受過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也曾沉溺于佛學；他研究過印度哲學，也研究過西方哲學。然而一旦他在儒學中發現自己的位置，并創立新儒學思想，那些曾先后影響過自己的知識和學問，就如同叔本華所說，全部隸屬于他的思想體系之中。它們不再可能改變他的思想，相反，他和古往今來的所有思想家一樣，把它們化為自己所需要的成分，從而形成他思想的完整性。

當他確定了自己的選擇，完成了一個有別于所有人的理論體系，一個赫然存在的生命，就在梁漱溟身上所以體現出來。對于他，這一生命構成從此不會消失，它是實實在在的存在。也許顯得孤傲，也許顯得寂寞，但都不會因之而改變。

梁漱溟顯然有一種宗教式的使命感。最初創立新儒學時他內心是否已經充滿圣徒一般的使命感，我們不太清楚，但他在年近五十時卻敢于這樣表示：當今世界唯有自己是孔孟儒學的繼承者和復興者。他說：“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或許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卻無人能深見其系基于人類生命的認識而來，并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學而后乃闡明其倫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

他還這樣說：“前人云：‘為往圣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梁漱溟傳》138頁）他是這樣自信，自傲。正是有這樣一種與眾不同的使命感，他才會對新儒學如此迷戀，在這一點上，他真正具備了大儒的素質。在大半個世紀的思想旅程人生中，“天降大任于斯人”，歷代大儒心中充滿的這種豪情，同樣充溢在梁漱溟身上。

思想家必須這樣。他心里始終應該擁有激情，因激情而堅韌。他不能絲毫懷疑自己的思想，不能因外界的壓力或者變化而改變初衷。他可以吸收新的養料，但前提和出發點，是為了豐富自己的理論，而非其他。具有這樣特點的思想家，其獨立人格才會形成。

五四時代的最大特征不是別的，恰恰是一個個思想家以充滿朝氣的精神面貌出現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給思想以自由翱翔的翅膀，給思想家以廣闊的天地，且不管他們各自的信仰如何，體系如何，思想深度如何。一個社會應該給所有思想者以相同的機會，讓思想在碰撞中閃光，讓思想家在充分滿足自我之中達到整個社會精神的平衡與發展。一個既造就革命家政治家也造就思想家的時代，其精神狀態才是健全的。五四時代正是這樣一個時代，并將以這樣的特征而在不斷地為人們描述。

梁漱溟有幸出現在這樣一個時代，因此，他的使命感，他的宗教般的熱情，他的人格，才有可能得以充分體現。

在信札中重溫記憶

未曾拜見梁漱溟，另外一個契機，卻讓我與梁先生的公子梁培寬先生，有了深入接觸，從他那里感受到謙和、嚴謹、認真。

梁漱溟《亂世中特立而獨行》

走進新千年，我為大象出版社策劃一套“大象人物聚焦書系”。這套書，怎么能沒有梁漱溟？我請汪凌女士負責撰寫。她走進位于北大承澤園梁培寬家中，請他提供相關圖片。沒有想到，不僅提供圖片，他還拿出一大摞梁漱溟晚年批注的友人來信。汪凌告訴我，我喜出望外。此時，我正開始做“大象名人珍藏”系列，第一本是黃裳先生的《劫余古艷——來燕榭書跋手跡輯存》。梁漱溟這本暮年批注手札，多么好！當即約定，前去看望梁培寬先生，第一次走進他的家。

梁漱溟走進一九七六年，高壽八十三歲。在他看來，這個年齡該是重睹舊物、歸納一生的時候了。于是，他以翻閱舊札的工作開始暮年的懷舊之旅，也是借此重溫歷史，打撈記憶。于是，他也為我們留下這樣一份特殊禮物——“梁漱溟批注友人來信”。

二〇〇七年的一個夏日，在梁培寬家中，這些信札原件擺到我的面前，讓我一一翻閱。我的眼睛不由得為之一亮。對于一個有著濃厚歷史興趣的人來說，還有比這更讓人陶醉的場合嗎？遙想當年，人到暮年，歷盡滄桑的梁漱溟，日趨濃厚的懷舊情緒無法排遣，他從箱底找出多年間的友人來信，靜靜細讀，凝神回味，興致一來揮筆批注，此時此刻，必有一種悵望千秋、蕭條異代的蒼涼感，充溢心中。

胡適致信梁漱溟之一

胡適致信梁漱溟之二

胡適致梁漱溟信之三

馮友蘭致信梁漱溟

梁漱溟1971年致信馮友蘭

經梁漱溟批注的友人來信達數十通。寫信者包括歐陽竟無、胡適、黃炎培、陳銘樞、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張申府、葉麟、唐君毅、黃艮庸、陳仲瑜、云頌天等政界、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多的則為梁氏的同輩友人或學生。來信時間，最早者在一九一六年前后，最近者在一九七六年，歷史跨度長達六十年。

梁氏批注或寥寥幾字，或數行，或整頁。一般在來信原件上以毛筆直接批注，但有時也單獨附加一箋，詳加說明。批注或署名，或不署名而改加蓋名章。名章為“梁漱溟印”，四字系隸書，陽文。批注有時注明時間，有時則無。批注內容不一，或介紹來信背景，或批改信中文字，或借題發揮，對往事、對當事人予以點評。

一批與1926年前后北伐戰爭有關的來信，引起我極大興趣。來信者主要為他的朋友陳銘樞——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師長；學生徐名鴻、黃艮庸——時在陳銘樞麾下從軍。

陳銘樞，字真如，系北伐名將，自一九二四年起即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師長，北伐戰爭開始后，他所率領的第十師在攻打吳佩孚軍的汀泗橋、賀勝橋戰斗中立下戰功。然而，陳銘樞不只是一員就讀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戰將，他對佛學頗有興趣并有所研究，這也是他與梁漱溟在北伐戰爭前得以結識并成為朋友的原因。正因為如此，當他就任第十師師長一職后，特邀梁漱溟與熊十力南下共事，二人雖未前去，但派遣三位得意弟子王平叔、徐名鴻、黃艮庸由北京前往廣東，投筆從戎，輔助陳銘樞。關于這一背景，梁漱溟在陳銘樞一組來信前，特單附一頁予以說明：

據我所聞真如游學日本陸軍時，曾從桂伯華先生聽講佛法，甚勤懇。桂先生臨終囑其歸國后宜從南京歐陽先生問學，以故當其一度脫離軍隊時即投入內院歐陽先生門下。值其時熊子真（十力）亦在內院求學，彼此甚相得。子真既經我介紹入北大講唯識。一九二三年與平叔、艮庸同住纓子胡同我家。真如即于是年北來訪我結交，其后遂有一九二五年從廣東以革命之義相督責，而平叔等三人南下從戎之事，自是而后彼此關系日密，以迄于一九六五年真如身故，后計有四十余年。至今篋中所存真如手札獨多，雖不必皆有保存價值，亦姑存之備考。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一日 漱溟識

梁漱溟說“所存真如手札獨多”，可惜此次輯錄只發現五封。其中三封為陳銘樞致熊十力信，梁氏在一封信前批注道：“此為一九二三年真如從南京來訪我于纓子胡同時偶然留存之一箋。”陳銘樞此三信雖是致熊十力，但均談及梁漱溟，且論及佛學和印度哲學，在一信后他還特地寫道：“諸函皆可轉呈梁先生更希就近代承教于艮庸、平叔兩先生。”這大概就是三封信得以保存于梁氏之手的原因。

另外兩封均寫于北伐戰爭期間，也是寫給梁漱溟、熊十力兩人。一員北伐名將的兩封私人通信，留下了諸多難得的歷史細節。

其一，梁氏批注為：“此為一九二五年平叔、艮庸、名鴻初到廣州時，真如兄來信。信寫于入湘接洽唐生智之途中。（名章）”。其二，梁氏批注為：“此為真如統軍北伐之時，行軍途中來信。一九七六年八月（名章）”。前信日期注明“十五日”，無月份年份，；后信注明“七月三日”，無年份。兩封信均涉及陳銘樞由粵赴湘，負責游說湖南軍閥唐生智（字孟湘）與北伐軍合作事宜，由此分析，應寫于一九二六年。

前信兩頁，毛筆行書，字大，較簡略，應寫于前，只提及“此次到廣州匆匆適奉使湘省”一句。后信三頁，鋼筆行書，字極小，約兩千字，詳告徐名鴻等三弟子近況，以及對他們三人的各自評價等。據史料，唐生智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在衡陽率軍正式參加北伐軍，宣布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北伐軍前敵總指揮。顯而易見，陳銘樞的奉使之行圓滿成功。

在七月三日寫給梁漱溟和熊十力的長信中，陳銘樞以大量篇幅闡述自己對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的態度，并介紹了自己奉使湖南的情況。他寫到與唐生智的接觸與印象：

平叔等次永興留候司令部，弟獨往衡州會唐孟湘，謀軍事。孟信佛極深，持念極切，志宏愿大，膽略才識矯然不群。然好用權術，是其大病。（惟弟能窺見之耳）又其作事火辣，不易得人親愛。（但其部曲訓練之良，團結之固，一時無兩。）弟自維庸愚，平昔惓惓慕才之念，以為于孟差為得之，故愛護之惟恐不至。然深慮其技癢不除（指權術），致患根本；又以其崇佛，未易以胡益陽曾湘鄉之說進；耿耿我思，憂何以輟，環顧宇內，每不禁其涕之涔涔下也！此意非兩兄誰與囑之！

由引文可見，行軍途中的這位北伐名將，胸中塊壘，不便與軍中人士泄露，只能馳筆向兩位京中友人傾訴。“孤舟夜泊，人靜水流，思懷不寐，緬書寄意。明日赴戰，奉訊又未知何日也？弟陳銘樞頓首，七月三日午夜筆于瀟舟中。”今日再讀信中最后幾句，當年此情此景，仍令人感慨萬分。正是這樣一封感人的長信，為北伐復雜的軍事形勢和政治博弈留下了一份珍貴記錄。唐生智后來與蔣介石時分時合，其間種種舉動，或許也可佐證陳銘樞當年對其性格所做的透徹分析。

梁漱溟這批書札，以《梁漱溟往來書札手跡輯錄》于二〇〇九年出版。梁培寬希望我為此書寫序，只能勉力為之。出版過程，梁培寬的來信對諸多細節等，頗為認真嚴謹。寄去的校樣，他看了兩編，隨后致信于我：

李輝先生：

《往來書札》校樣共看了兩遍，終于今日（十四）交出，由但漢瓊同志取走。其中應作改動的均一一用紅筆標明修改。至于是否恰當，以及有無疏漏之處，還希望先生再看看，把把關為好。另有幾個問題需與你商討：

信件標明年份是個難題。有的解決了（靠查日記、查信件內容等方法），有的只能推斷為什么年代。這如何標明？似有兩種辦法；“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現在我采用的是后者，以為似較簡明，不知是否恰當。

《相關人士簡介》又有少量改動或補充，因為后來又查明了一些原來不清楚的事；但字數仍控制住，沒有增加多少。

關于先生執筆的《代序》一文，末后提及“朝會”活動情景，引用了汪東林的《梁漱溟問答錄》中的一段文字，而這段文字是汪東林先生據《朝話》一書中的一段文字，“加工”而成。“加工”就往往失真，如汪書中有“抑揚朝氣”的話，即令人費解（“朝氣”只須“揚”，何須“抑”）。因此，還是以引用《朝話》書中原來文字為好，這樣才更真實，才是先父本來的話。（現將《朝話》中《 <朝會的來歷> 及其意義》一文 ，復印一份，隨此信寄上，供參考。）

此外或許還有些不大不小的問題，待先生最后看校樣時，如果發現了，需要我處理時，即請以電話與我聯系，盡快解決。

國慶前去重慶開會，去之前兩三天正好送來校樣。而校改工作只有待重慶返回之后才著手，因此被延誤了約十天，至今才得完成。這是應當說明，并表示遺憾的。

順祝

編安！

梁培寬上

十月十四日

為此書，梁培寬寫一篇后記，前面略述緣由：

先父梁漱溟的若干師友故舊來信，在他手頭已存放很久很久。這些數十年前的舊信他十分珍視。先父故去后，筆者曾加以清理，并妥為收存，可收存至今已近二十年，仍不知當如何處理，為它們尋得一個合適的“歸宿”，才與先父的心意較為相副。

今年五月的一天，李輝先生在汪凌同志的陪同下，首次來訪，目的是看看那些舊信。在翻閱了那些紙張多已泛黃的書札之后，他似乎毫無猶豫，就表示值得出版，并且要原色影印。這有些出乎筆者的所料，而事情竟這樣說定。隨后在李輝先生的關心與安排下，開始了本書的選編，掃描等工作，李輝先生且欣然命筆，為本書寫了序言，于是本書終得印行問世。

李輝先生來訪時，曾以他的文集《人生掃描》一冊相贈。待我讀過之后，才恍惚有悟，原來他是位對“往事的追尋”有偏愛之人，而且這種“追尋”是必至于“人物的內心”而后止的。那么，那些早年手札得以在此書中與讀者相見，就不能不歸之于這種“追尋”精神，而再往下追去，就要“追尋”到李輝先生處了。此書得以問世，應當感謝李輝先生，自是當然。

選編工作由筆者負責，其結果是：書信分為三部分，即第一輯為先父梁漱溟致故舊師友及其他人士的書信；第二輯為故舊師友等致梁漱溟的書信；第三輯為家書。還須在此說明，致師友故舊書信（第一輯）或他們的來函（第二輯），其各自編排次序大體依照彼此結交早遲與各人的年齒而分先后。

有梁培寬鼎力支持，這本名家珍藏系列才得以順利出版，深深為之感謝。

這本書出版后，朋友蕭然讀后，寫下書評《逝去的時代，逝去的生活》，他為之感嘆不已：

讀這本書，首先吸引我的是前輩們美妙、飄逸的書法。在我看來，今天的絕大多數所謂書法大家，無論功力還是境界，已經無法與梁漱溟那一代人企及。這一方面是今天的啟蒙教育已經無法復制過去，毛筆、硯臺早被電腦、鼠標取代。而另一方面，在基本功以外，書法的最高境界是“氣”，今人之“氣”，俗字占了上風，因此即便字也可以漂亮，但終究飄逸不起來。

蕭然兄說得不錯。飄逸是一種境界，與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相媲美。時隔多年，再翻這本《梁漱溟往來書札手跡輯錄》，感受依舊真切。

“朋友相聚處 就是我的家”

讀《 <朝會的來歷> 及其意義》一文，梁漱溟描繪的與學生“朝會”的場景，令人神往不已。一九二四年他到曹州主持高中部僅僅半年，回到北京，卻有十幾位山東的高中學生跟隨而來，足見他天然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他和這些學生一起在什剎海租房同住共讀，開始了一個重要的交流形式——朝會。每天早上，他與這些學生靜坐共讀，并即興講授心得。之后，這種形式堅持了多年，《朝話》即由這些講授記錄結集而成。梁漱溟這樣寫道：

在北平師生共約十人，我們在什剎海租了一所房，共同居住，朝會自那時就很認真去做，大家共勉互進，講求策勵，極為認真。如在冬季，天將明未明時，大家起來后在月臺上團坐，疏星殘月，悠懸空寂，山河大地，皆在靜默，惟間聞更雞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興起，特別的感覺心地清明、興奮、靜寂，覺得世人都在睡夢中，我獨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責任之重大。在我們團坐時，都靜默著，一點聲息皆無。靜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這樣靜默有時很長，最后亦不一定要講話，即（使）講話也講得很少。無論說話與否，都覺得很有意義，我們就是在這時候反省自己，只要能興奮反省，就是我們生命中最可寶貴的一剎那。

唐君毅致梁漱溟信

梁漱溟談葉麟（石孫）遭際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正是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場景。師生之間，竟有如此美妙、如此令人神往的境界！

梁培寬寫到，自有朋友團體之后，父親曾說：“于是我的生活幾乎是成了兩面的了：一面是家庭，一面是朋友；一面是家庭的一員，一面是朋友團體的一員。”“朋友相聚處就是我的家。”

說得多好。

梁培寬在后記中寫到，先父昔日青年朋友逐步步入暮年；或因政治運動的風吹雨打，或因體弱多病，竟然多先于先父離開人世——

陳亞三先生因肺癌一九六四年病逝于北京，終年六十九歲。

黃艮庸致梁漱溟信之一

黃艮庸致梁漱溟信之二

黃艮庸先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以莫須有的“逃亡地主”罪名，被紅衛兵押回廣東，途中于車廂相連處不時遭到“提審”，“不是文斗，直到不能支持”。在番禺老家五年，撿糞掙工分糊口。一九七二年得免除“監督勞動”，抱病回京。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病故。據先生家人稱，他曾表示愿留京侍奉老師；返故里終老，須待老師百年之后；不料竟先于老師而去。梁漱溟致信田慕周，寫道：“艮庸二十歲從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隨我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

云頌天致梁漱溟信

云頌天先生一九六五年退休。一九七〇年九月與一九七六年六月，兩度長途跋涉自四川來京看望老師。一九八三年中風復發，病故于重慶，享年八十二歲。據先生子女說，中風復發后，先生已舉步維艱，但仍囑子女為其購車票，打算再次赴京拜望老師。先父嘗寫道：“頌天為學懇切為已，師友儕輩無不欽重其人。自一九二四年遠從廣東來投我，同學共處達數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頌天也”。

梁培寬感嘆，先父暮年寫成《略記當年師友會合之緣》一文，懷念昔日師友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間。由此可見，梁漱溟生活中不可一日無師友。

梁漱溟暮年讀信，是與歷史對話，是與友人另外一種形式的傾談。歲月蒼老，梁漱溟深知，他和學生已不大可能重新相聚，如早年那樣閑談切磋了。我想象著，在暮色茫茫的秋日余暉下，他以復雜心情細讀這封新札。往事不再，來日不多，弟子的真誠與感傷想必同樣讓他激動不已。

朋友相聚處，就是我的家！

父親梁漱溟，常在兒子心中

《父親梁漱溟》

《梁漱溟往來書札手跡》出版后，我想到，何不請梁家公子編選一本他們筆下所寫的父親？書名為《父親梁漱溟》，交由長江文藝出版社于二〇一四年出版。

編選過程，同樣是讀兒子們眼中的父親。梁培寬、梁培恕兩位先生，非常配合。沒有想到，梁培恕曾經在《人民日報》國際部工作過，可惜，無緣相見。在編選這本書時，他寫來一信如下：

李輝先生：

萬分抱歉，上午寄快遞時竟將家兄致你的信函等三紙遺漏。想來你已察覺并帶來不便。

我五十年代在人民日報國際部工作，此后調動幾次，最后在社科院退休。今秋曾去宿舍區與老同伴聚會。半世紀過去，尚及見面者不足半數，可嘆。

工作順利！

梁培恕上

2009.10.7

借編選《父親梁漱溟》，我讀到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梁漱溟兩篇大作，一是《周恩來總理——如我所知者》，一是《論毛澤東主席的晚年》。

李輝先生：

今寄上《周恩來總理——如我所知者》復印件一份。

從此文內容看，與談毛主席一文不同，似多可公開發表，只是不知有何處愿刊出。

編安！

梁培寬上

九月廿九日

隨后，又寄來梁漱溟長達十頁的《論毛澤東主席的晚年》。文章寫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縱論他眼中早年與晚年的毛澤東。撰寫此文時，也是他開始整理友人與學生書札之際，思想家的他敘述他與毛澤東交往的過程，以及對毛澤東晚年的看法。最后一段文字，以飲酒抽煙細嗜好結束全文：

毛主席不習慣于收斂克制，素有飲酒吸煙等嗜好。記得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午后在中南海頤年堂他的書齋見面談話時，他自己要吸煙，先取紙煙一枚遞給我。我說從不會吸煙，他點點頭，說聲“好習慣”！那時節他曾一度戒煙（因為醫生提供意見），但不久，忍不住又抽起煙來。他一向任性，不能警惕克己，即此可為例證。一旦他去世，中國歷史必將掀翻一頁而入于新局乎！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齡，均出生于一八九三年。八十三歲的他，最后一句頗有預見性：“一旦他去世，中國歷史其將掀翻一頁而入于新局乎！”不到四個月，毛澤東于九月九日逝世，歷史新的一頁，從此拉開序幕。

很快，梁培寬編好《父親梁漱溟》一書，并寄來一信：

李輝先生：

據您的意見，匯編成一本四五萬字的書，現已完成，寄上請審閱，看是否可用。因須在審閱之后才能定，因此說完成是指我們的完成，最后的完成還有待審閱之后。

內容是否合用，標題與文字上有何需作修改的，均待回示。

《周恩來總理——如我所見》，我又與原件對照，改了幾個錯字。但我反復又看了兩三遍，覺得內容雖有可取之處，可同時又存在一些瑕疵（至少是如此）。如說周“似乎未能洞臆于事先”的三件事，這是極難免的，因為兩個人（毛與周）的所想是往往不同的，是極其自然之事。又如說彭真被批為“水潑不進，針插不進”，這是黨內高層政見分歧的表現，并非彭真個人“專橫跋扈”之故。這樣看來，有可取之處與不可取之處，二者并存，于是相互抵銷后，發表的價值就十分有限了。這種看法是否不妥？希望聽聽您的意見，再定是否發表。祝

編安！

梁培寬上

十一月廿九日

信中所說的周恩來、毛澤東兩文，關涉甚大，故沒有收錄《父親梁漱溟》之中。全書文章分別為梁培寬、梁培恕二人所寫，包括梁培寬文章《先父梁漱溟與北京大學》、《“我的生命就寄于責任一念”》，梁培恕《謹記先父梁漱溟》、《十年浩劫中與人良性互動》等十余篇。雖然只有十萬字左右，卻呈現父親的可敬可親，寫出父親處在時代漩渦之中剛正不阿、坦蕩、執拗的性情與人格力量。有這樣的父親，他們驕傲！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長子梁培寬為《父親梁漱溟》前面寫了一段卷首語，說得真好：

一切有生之物唯人有心。有心，使人對外有創造，對內有涵養。中國有句老話叫“動于衷而形于外”，意思是說凡內心有的，總會表現于外。

受命編一本小冊子介紹先父，便從我們兄弟二人過往所寫的長、短篇中摘取十萬余字。文體不盡相同，但全屬記述先父不同時期生活、活動的舊作，期于將他“形于外”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先父嘗說，東方之學（儒、釋、道三家）雖有不同，但同是反身向內認識自己，與西學之向外用力（認識和利用物）正相反。又說，東方之學收效在改變人的氣質，竊以為這就是平常說的有涵養。

當前社會于東方之學頗疏遠，倘若通過先父這個人使讀者對東方之學有一種感知，坦白說，那正是我們所期待的。

1980年美國漢學家艾愷訪問梁漱溟

八十年代梁漱溟全家福

梁漱溟先生一九八八年去世，享年九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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