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民本思想是我國古代傳統政治學說的重要內容，強調民眾是國家的基礎和根本，主張統治者要重民愛民。周代的民本思想深植于輝煌璀璨的文明土壤之中，對后世王朝的政治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

“敬天保民”理念

早在西周時期，先賢就已經明確意識到人民的重要性。《尚書》是前人政治經驗的總結，保存了許多周人對“天”“民”關系的反思。周人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取代殷人，敷有天下，是由于他們擁有天命。《尚書·召誥》記“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上天哀憐四方百姓，眷顧百姓，因此更改殷命。可見，上天更改天命的原因正是商王殘暴地對待百姓。周人普遍信仰“天”，卻并不像商人那樣迷信于“天”的眷顧，而是創造性地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

周人認識中的“天”是會眷顧、護翼百姓的。《國語·周語》引《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就是說上天體恤百姓，百姓的意愿上天必定依從。因而治民、保民即是順服天意，也是完成上天降予的最重要的職責和使命。《尚書·洪范》中講：“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天子做臣民的父母，因此才做天下的君王。天子的合法性正體現在民眾的身上。

周人也認識到天命浩渺難尋，因此要因民而知天。《尚書·康誥》記：“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天威難料，只有民情才是可見可知的。《尚書·大誥》記周王之言：“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周王認為他還沒有引導百姓過上安樂的生活，怎么能說自己推究認知了天命呢！《尚書·皋陶謨》記：“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這是說天之所聽、所視、所明、所畏，皆與民同。這個記載與《孟子·萬章上》所引《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異曲同工之妙。《國語·周語》引《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既然天與民同，那么人民想要的，上天就會滿足。可見，周人信仰天，卻不盲從天，而是在虛無縹緲的“天”的背后樹立起可以察知的“民”，因民而知天。上天的意志會因民心的向背而變化，統治者要保有政權，就必須施行仁政、獲取民心，才不會失去天命。“因民”的重要舉措在于傾聽民意，《尚書·酒誥》記：“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民心民情才是統治者最好的鏡子。當然“保民”并非對百姓聽之任之，對百姓的錯誤行為放縱而不加以控制，而是要化民成俗，以正確的方式訓誡、引導民眾。《尚書·召誥》：“勿以小民淫用非彝。”這就是說不要讓老百姓肆行非法之事。西周時人通過總結與反思歷史，為天命尋得了可靠的依據。他們的認識洋溢著最初的人文精神，是對人民價值的肯定，這也意味著中國古人開始在人類精神覺醒的道路上邁出重要的一步。

從民為神主到利民養民

東周以降，王室衰微，社會動蕩加劇，但人們對“民”的認識比西周時期更深刻豐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民為神主：國家興盛的根本在于民。《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神在莘地六個月，虢公派祝應、宗區、史嚚負責祭祀神，并請求神賜給虢國土地。對此，史嚚認為，虢國就要滅亡了。因為他聽說，國家要興盛，就要聽于民；國家要滅亡，就去聽于神。神靈聰明、正直，并依據人民的意愿行事。史官嚚闡述了國家、人民與神靈三者之間的關系。神與民同的理念不僅與西周時期天與民同是一致的，更直接把國家興盛歸之于民。民的重要性已超越神，在國家興亡中居于主導地位。

《左傳》桓公六年記載了楚人伐隨時隨國名臣季梁勸諫國君的一段名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大意是說，民才是神的主體，圣王都是先致力于民事，再致力于神事。只有把民眾治理好，百姓安居樂業，君主和國家才會得到神靈庇佑。季梁提出的“夫民，神之主”在后世備受稱贊，它為民超越神提供了理論依據。

2.立君的目的：利民與養民。《左傳》文公十三年記載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茍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邾文公占卜遷都之事，占卜結果顯示遷都對民有利而對國君不利。大臣勸說可以不遷都，但邾文公認為上天為人民樹立國君，目的就是為了利民。邾文公“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的表述與清華簡《厚父》所記相似。清華簡《厚父》當是西周時期的篇章，其文記“古天降下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亂下民”。大意是說，從前上天降下民眾，建立萬國，設置君王，建立軍隊，是為了協助上帝治理好民眾。西周時人已經認識到國君的使命就是把民眾治理好，這實際上就是利民的體現。春秋時期邾文公對君民關系的認識并不止于此，他指出，國君生命的意義在于養民。只要有利于民眾的，即使犧牲君主利益也要去做。這顯然是把人民利益擺在了君主利益之上。邾文公的認識得到當時君子們“知命”的高度評價。

邾文公的利民、養民思想對人民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是最接近“人民至上”理念的一種認識，意義重大。

富民與貴民

從春秋到戰國，戰爭更加頻繁和殘酷，社會變遷更為劇烈，郡縣制得到推廣，新君權逐漸崛起，君權至上的觀念日益強烈。即便如此，無論是現實的戰爭需要，還是招徠移民發展生產的要求，戰國時期人們對“民眾”依然是高度重視。

《左傳》哀公元年記載，逢滑語陳懷公所云：“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國家的興衰存亡正是取決于君主對待百姓的態度，“民眾”在統治者眼中的重要程度可見一斑。

《管子·牧民第一》記：“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宙合第十一》記：“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東周時人認識到民心的向背是國家存亡的關鍵。同時書中也提出“富民”觀念，《管子·治國第四十八》記“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這些思想時至今日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此外，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貴民”思想。《孟子·盡心章句下》記：“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直接把人民拔高到國家和君主之上，被視為民本思想的典型代表。戰國晚期《荀子·王制》所記“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直接反映出民心的向背決定了統治者的命運，深刻揭示了人民對于君主的重要意義。

可見，春秋戰國時期，“重民”思想得到進一步提升，內涵遠比西周時期更深刻和豐富，最終凝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民惟邦本”出自偽古文《尚書》中的《五子之歌》，但它仍不失為研究東晉時期思想觀念的重要材料。“民惟邦本”實際上也是把民的重要性置于國家之上，它和《孟子》的“民為貴”類似。從西周時期的“重民”思想，到戰國的“民本”思想，再到“民為邦本”理念，這個過程中又衍化出愛民、利民、養民、富民等思想，它們共同構成古代民本思想的豐富內涵，是我國古代政治理論的精華，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并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不斷豐富并得以施行，很多民本理念延續至今。這些誕生于早期中國的民本思想有著珍貴的歷史價值，為今天“人民至上”的思想理論提供了豐厚的歷史底蘊。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專項”（22VMZ01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蘭臺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