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三國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詳，這是一個英雄輩起的時代，在這熱血沸騰的年代，也隱隱伴隨有一抹悲情的色彩。

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慷慨激昂，到“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的無奈感嘆。

與其說是命中注定，不如說造化弄人，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等人辛辛苦苦幾十年最后卻在為他人做嫁衣。

這就怪不得有人會偏激地認為：“三國耗盡英雄氣，兩晉盡是鼠輩出。”

《三國演義》中的一句：“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既道出歷史宿命論的定數，又道出了對歷史表面現象的總結，歷史發展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人類社會更多的是在分合中螺旋式發展。

說起三國的起因，很多人都會想到漢靈帝寵信十常侍，導致政治紊亂，農民流離失所，最終爆發了黃巾起義，拉開了三國的序幕。

其實十常侍擅權只是原因之一。

黨錮之爭，外戚專權、頻仍的自然災害以及意識形態上對圖讖的依賴等，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導致了東漢末年的動蕩。

不過，大部分人依舊會把問題的矛頭直指宦官，殊不知宦官只不過是皇權的延伸，權力的工具而已。

接下來我將從幾個方面闡述東漢末年動蕩的原因。

一、土地兼并

東漢政權從建立之初就帶有 “豪強政權” 的底色。

光武帝劉秀，深知土地兼并是國家穩定的隱患，他企圖通過度田令，調查耕地面積和戶籍，以這種方式解決日益嚴重的土地兼并問題。

度田令的實施必然會影響到地主豪強的切身利益，因而遭到地方官員和豪強地主的抵制，進而引發了兩起事件：一是地方官員由于依附地方豪強，在在調查中弄虛造假，二是爆發了地方叛亂。

光武帝嚴懲造假的地方官員，對叛亂集團采取分裂和懷柔的政策。

同時也不再強制推行度田令，但是也沒有徹底放棄。

度田令雖然在形式上成為東漢朝廷的定制，但是它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既沒有真正解決豪強隱瞞土地、人口的問題，更無法解決土地兼并的問題，這為東漢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當然，豪強不僅來自官僚以及地方還有外戚！

二、外戚專權

漢高祖劉邦雖然通過白馬之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的方式預防非劉姓成為諸侯王，但是隨著他的去世，呂后開始大封呂氏一族，起先，劉邦的七子均獲封為王，后經呂后的清除，其中五人被害，最后僅剩代王劉恒也就是后來的漢文帝和淮南王劉長。

漢平帝駕崩后，王莽于公元8年，自立為王，改國號為“新”。

外戚王莽篡漢，令外戚的專權達到了頂峰。

光武帝建立東漢后，由于有王莽的前車之鑒，對外戚防備很嚴。

在經濟上可以多次給予賞賜，但是在政治上采取抑制政策：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后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明帝遵奉光武帝對于外戚的制度。

因此，在東漢早期，外戚并沒有獲得野蠻生長的土壤。

東漢的皇帝對于外戚有一種天然的抵觸。

雖然抵觸，但是東漢時期的外戚專權更加地頻繁，主要的原因跟皇帝繼位時的年齡太小有關。

漢和帝繼位時只有10歲、殤帝只有100多天、安帝13歲、順帝11歲、沖帝2歲、質帝8歲、桓帝15歲、靈帝12歲、獻帝11 歲。

這就為外戚的專權留下了很多操作空間和空檔期。

和帝時期的，竇憲。

安帝時期的，鄧騭。

順帝時期的，閻顯。

桓帝時期的，梁冀。

外戚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利可以長久存在，一方面會選擇年齡相對較小的劉氏宗親繼位，便于對其進行控制；另一方面，他們還會竭盡全力限制皇帝培養自己的親信，甚至為了從根本上解除可能存在的危險，還會殺害皇帝。

比如，質帝就因為在背后稱梁冀為：“跋扈將軍”便被梁冀毒害。

有鑒于此，不管是從皇權的維護，還是人身安全，皇帝都需要扶持一股力量，應對來自外戚的威脅。

正如白居易的詩中所言：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這個時候，平時跟皇帝最親近的宮中宦官，成為了最佳人選。

三、宦官擅權

說起宦官擅權，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宦官的起源。

宦官的名稱，古已有之。

宦，原本是星座的名稱，因為它在帝星之側，所以用來稱呼皇帝周圍親幸的人。

據《通典·職官九·諸卿下·內師生》記載：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宮正、宮伯、(皆主王宮，中官之長。)宮人、(掌王之六寢。)內宰、(理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閽人、(掌守王宮。)寺人。”

東漢以前，充當宦官的并非都是閹人。

據《后漢書·宦者列傳》記載：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

到了劉秀之后，才開始全部使用“閹人”。

同樣來自《后漢書·宦者列傳》記載：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

關于宮刑的記載在甲骨文中可以找到證明。

對于女性，宮刑施行于女性的是幽閉，施行于男性的則是去勢—割去生殖器，也就是所謂的“剢”。

剢字是割男子生殖器的象形，為椓刑即宮刑的專字。

椓的甲骨文，圖片來自漢典網

宦官相對于低級官吏社會聯系更少，幾乎與世隔絕，“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他們更便于被皇帝所控制。

宦官的獨特性質，決定了他們與皇權的寄存關系，這也就決定了，他們對皇帝的忠誠。

同樣的，皇帝也會信任這群無法延續后代的“刑余之人”。

漢和帝時期，太后臨朝稱制，其兄竇憲“內干機密，出宣誥命”掌握著朝政大全，此時“竇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滿朝廷”“刺史、守令多出其門”。

這勢必威脅著皇權的安全，皇帝想要重新掌握實際的權力，就需要尋找可以仰仗的力量。

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眾，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為亂，忍而未發。

外戚的專權，導致皇帝與外臣缺少了直接溝通聯絡的渠道，而士族官僚對于外戚的依附，則令皇帝對于朝臣產生了信任危機，在外戚與朝臣的雙重作用下，皇帝被推向了宦官集團。

四、黨錮之爭

東漢中后期政治日益腐敗，黨人清議漸漸進入高潮，隨著外戚勢力的減弱，黨人與宦官的矛盾開始加劇。

第一次黨錮之爭的背景是，司隸校尉李膺平素經常與熱衷于討論時政的太學生們結交密切。

宦官黨羽張成，故意指使其子在大赦前殺人。

大赦后，李膺堅決將其子收捕處死。

宦官唆使張成的弟子以李膺等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為由上書誣告，雖是誣告，但是李膺等人的行為確實也有結黨的顯性特征。

結黨是皇帝于外戚勢力外，另一個禁忌。

而這一點，恰恰被宦官精確的捕捉到。

第一次黨錮之爭由此而發。

經過太尉陳蕃、尚書霍谞、城門校尉竇武的上書請救，以及李膺等人在獄中多次舉報宦官子弟的不法行為，宦官懼怕，黨人才被赦歸田里，禁錮終身。

桓帝死后，靈帝即位，外戚竇武憑借皇太后父親的身份拜為大將軍，他與太傅陳番謀誅宦官，但因謀事不密，反遭宦官殺害。

宦官侯覽曾被張儉彈劾過家人的罪行，于是讓張儉的鄉人朱并誣告張儉與鄉人 24 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

同樣的配方—“共為部黨”，卻屢試不爽。

不僅如此，宦官還把打擊的對象擴大化，大長秋曹節又奏捕前黨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獄中，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這便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外戚勢力以及兩次黨錮之禍后，外戚以及士族階級均受到打壓，政治平衡發生傾斜，政治環境遭到破壞，宦官集團占據了上風。

如果僅僅是政治腐敗，狗咬狗，其實統治還可以勉強維持，只是當人禍與天災產生化學反應，社會矛盾會被猛烈激化。

五、自然災害

在桓帝與靈帝統治的將近43年間，地震、水災、旱災、瘟疫等災害輪番肆虐，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一時期是中國古代史上災害異常頻發、對社會破壞力極強的時期之一。

天災之后往往伴隨著人禍。

政治的腐敗，直接導致官方無法組織起有效的救災、資源調配等應急工作，用以緩解百姓的生存壓力。

“人相食”“夫婦相食”的人間慘劇屢屢見于筆墨之間。

自然災害不僅摧毀了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使得流民人數加劇，也令百姓心里承受了極大的陰影和創傷，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借此登上歷史舞臺，以治病的方式吸引教眾，聚集教徒。

以讖緯為意識形態的東漢，開始被讖緯反噬，東漢的統治地位開始動搖。

六、讖緯之學

漢光武帝劉秀稱帝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讖緯。

王莽末年，流傳著“劉秀當為天子”的讖言。

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

劉秀集團刻意利用這一讖語，大造輿論，構建自己起兵以及稱帝的合法性。

光武避吏新野，因賣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

稱帝之后，他“宣布圖讖于天下”，把民間預言上升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并進一步強化，對不認可讖緯說的鄭興、尹敏等儒生不再重用。

漢章帝時期召開的 “白虎觀會議”中，更是使用緯書解釋經義的現象，讖緯說和儒家思想相互結合，并將其融入儒家經典體系中。

只是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統治者可以利用意識形態維護和加強自己的統治。另一方面，被統治階級同樣可以利用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意識形態反對或者推翻統治階級。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這是利用魔法打敗魔法的經典之作，創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張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