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結束之后不久拍攝的故事片《戴手銬的旅客》中，有這樣一個頗有趣味的細節：一個戴紅袖章的紅衛兵姑娘在水果攤上東挑西揀地選大蘋果，售貨員大嫂不耐煩地對她喊道：“要斗私批修！”紅袖章姑娘則回敬她一句：“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

不了解文革的年輕人或外國人在看到這個細節時可能會不知所云，不明白買賣雙方在嚷些什么，而每一個文革過來的人都會明白，她們嚷的都是“毛主席語錄”，是在使用對自己有利的“毛主席語錄”打“語錄仗”。

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幾年里，除去最高統帥毛澤東和最底層的“牛鬼蛇神”、“專政對象”外，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技、社會各個領域，幾乎人人是《毛主席語錄》不離手，“毛主席語錄”不離口?！懊珴蓶|思想統帥一切”變成了“毛主席語錄”統帥一切。

因為事事離不開“毛主席語錄”，在民間就出現了許多“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的新花樣。比如：利用“毛主席語錄”行乞。乞丐向人乞討時，先振振有詞地背誦“最高指示：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然后向你伸手。

利用“毛主席語錄”賣藝販藥、跑江湖賣藝販藥者，在鄉場上拉好了圈子，表演之前，不再說以前那些“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之類的套話，而是先恭恭敬敬捧出《毛主席語錄》，請圍觀者跟他一起誦讀“最高指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中去”。這段被稱作“六二六指示”的語錄，雖然在《毛主席語錄》中沒有收錄，但文革時期經官方媒體一再宣傳已盡人皆知。所以在誦讀時也得照例捧著《語錄》本做做樣子。有了這段語錄作為鋪墊，江湖藝人的販藥就似乎成了“貫徹落實最高指示”的革命行動了。

利用“毛主席語錄”治療精神疾病。當時有一家精神病院曾總結出經驗推廣介紹，他們組織精神病人學習毛主席著作，背誦毛主席語錄，使得精神病人的治愈率大大提高。這說來有些荒誕，不過，在實際生活中，那段“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的“毛主席語錄”和與此有關的信念，確實也曾支撐著一些受到打擊迫害的人們戰勝了精神崩潰的危機。

在大量使用“毛主席語錄”的花樣中，最常見的是“打語錄仗”。

“打語錄仗”，是文化大革命中獨具特色、也是“史無前例”的現象。文革時期的中國，幾乎人人都會以“毛主席語錄”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來保護自己，壓服對方。因為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誰敢不服從，就等于是“抗旨”。只要能說出一段對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就等于在兩軍對陣中搶占了斗爭的制高點。

由于“毛主席語錄”已經滲透到生活的諸多細節中，小孩們耳濡目染也會背誦許多段，在挨家長打的時候，便會無師自通地喊出“要文斗不要武斗”這種似是而非的語錄口號，而家長們也多半會因受到這一“最高指示”的制約，忍氣住手，不敢再打——除非能想出新的理由而且同樣以一段“毛主席語錄”來給自己撐腰。

最缺少文化的農民，也學會了用“毛主席語錄”與人爭論。著名作家陳白塵在《牛棚日記》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在“五七干?！睍r，一次有公社鴨群進入中國作協連隊的地盤內，干校的人去制止，卻遭到放鴨農民義正辭嚴的反擊，“牧鴨人蠻橫甚，說土地是國家的，誰都可以放牧；你們是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打擊貧下中農等于打擊革命云云”。陳白塵嘆道：“毛澤東思想誰都可以用來作自衛武器，可笑之至?！蹦俏晦r民所運用的“毛主席語錄”，出自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原話是：“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這段“語錄”在文革初期曾由官方媒體反復廣播、刊登，在農村則到處都寫在墻上、石碑上，每當開會（不論是學習會還是批判會）前都必定要讀上幾遍，即使不讀書的農民也耳熟能詳了。

當時在兩派辯論或爭吵中，還有用“毛主席語錄”來罵人的。比如，若要想罵對方“不要臉”，就可以引用這段“語錄”：“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么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這段“語錄”出自毛澤東《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還有一句常被用來辱罵對方的語錄是：“死皮賴臉，亂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恥事?！保ǔ鲎酝黄恼?，原也是罵反共頑固派的）那時，毛澤東的《念奴嬌·鳥兒問答》詞還沒有公開發表，要不然，那首詞中的“不須放屁”肯定會成為兩派辯論或爭吵中使用率極高的“語錄”。

“打語錄仗”之風，居然還影響到了七十多歲的歷史學家顧頡剛，顧老先生從來不大過問政治，歷次政治運動中常常跟不上形勢，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也受周圍環境影響而學會了以“毛主席語錄”為武器。1967年，他已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反共老手”，但在群眾組織卷入派性斗爭，對他疏于看管時，他又忍不住舊習復發，閱讀古籍，并將所想到的古史問題記入筆記。他的老伴怕他又因此獲罪，進行制止，他則以“毛主席語錄”“抓革命，促生產……”來作抵擋。一年后，顧頡剛又被迫檢討，在檢討中承認自己這個做法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文革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當時著名的外國專家造反派代表人物），后來在他的回憶錄《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里寫到這樣一次“語錄仗”：

廣播學院的紅衛兵要沖進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揪“走資派”，而“保守派”和負責保衛廣播電臺的士兵們則不準學生進入，雙方對峙并各自讀起了《毛主席語錄》。一方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另一方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互不相讓。

李敦白說：那是毛澤東與毛澤東的對抗。他感嘆道：沒有任何權威，任何雙方都承認的黨領導人或任何一個人能告訴我們，這些引自毛語錄的話哪一條能適用于目前的情勢？

更加有趣的是，文革初期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童小鵬，在《少小離家老大回——童小鵬回憶錄》一書中回憶了一次周恩來親自參加的“語錄仗”。

當時，中央辦公廳戚本禹領導的造反派——“中南海紅色造反團”要在懷仁堂東邊一個食堂批斗童小鵬，但那個食堂離毛澤東住地較近，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擔心影響毛澤東的休息，要造反團換到西邊的食堂去批斗，但造反團不聽。汪東興向周恩來反映后，周恩來親自來勸說，造反團的人就搬出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一段語錄：“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彼坪醪恢С炙麄冊谶@里開會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真是咄咄逼人。

周恩來立即拿出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很熟練地翻到其中關于“紀律”的部分，念到：“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p>

造反派聽了，面面相覷，無言以對，只好收兵。

關于用“毛主席語錄”來作為武器保護自己，還有一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就流傳甚廣的趣聞。

據說，陳毅元帥在一次接受造反派批判時，要造反派跟他一起翻開《毛主席語錄》271頁“共同學習最高指示”。他帶頭誦讀道：“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陳毅是個好同志?！笨墒牵睹飨Z錄》并無271頁，造反派發現上當，欲批判陳毅“偽造最高指示”，但在會場上的周恩來卻證實毛主席說過這句話。這才使陳毅逃過一劫，否則，陳毅豈不是又要罪上加罪！

原載于《龍門陣》2006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