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he Great Gatsby” Took Over High School

這部課堂經典之作迎來問世一百周年

作者：亞歷山大?曼舍爾是麥吉爾大學的英語教授，著有《逆向寫作：歷史小說與美國經典文學的重塑》一書。

2025年4月29日

Illustration by Trevor Shin

1940年春天，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為《了不起的蓋茨比》憂心忡忡。這部小說自出版已有15年之久，而作者卻沒從中得到多少回報。“天哪，我已經被人遺忘了，”菲茨杰拉德寫信給妻子澤爾達，“《了不起的蓋茨比》不得不從現代圖書館系列中下架，因為它賣不出去，這對我是個打擊。” 兩個月后，在寫給斯克里布納出版社長期合作編輯麥克斯韋·珀金斯的信中，菲茨杰拉德琢磨著，出一版廉價的平裝本重印版，是否能 “讓《了不起的蓋茨比》繼續留在公眾的視野中”，并 “使它受到課堂師生、教授以及英語散文愛好者—— 任何人的喜愛”。然而，他的希望十分渺茫。“還是說這本書不受歡迎？” 他問珀金斯，“它還有機會嗎？” 七個月后，菲茨杰拉德與世長辭。事實證明，《了不起的蓋茨比》并未被人遺忘。

自1925年4月首次出版后的這一個世紀里，《了不起的蓋茨比》至少被改編成五次電影；被搬上舞臺，有帶音樂唱段的版本，也有不帶的；甚至還被改編成了一款電子游戲，風格類似《超級馬里奧兄弟》。早在20世紀50年代，斯克里布納出版社每年就能售出三萬多冊，到了60年代末，這一數字接近五十萬冊。據一些估算，這部小說目前在全球的總銷量已超過三千萬冊。《了不起的蓋茨比》是如何變得如此偉大，又為何能經久不衰呢？

答案在于美國高中的英語課堂。與任何文學獎項或名人讀書俱樂部相比，學校的教學大綱對美國人閱讀習慣的影響更為深遠。僅今年一年，大約就有一千七百萬學生將坐在高中英語課堂里，其中很多人都會翻開一本《了不起的蓋茨比》。幾十年來，菲茨杰拉德的這部小說一直是美國中學里布置得最頻繁的閱讀文本之一，閱讀它—— 或者至少裝作讀過它—— 已經成了美國學生成長過程中的一個必經儀式。但《了不起的蓋茨比》能在高中經典文學作品中占據一席之地并非理所當然，它進入課堂的歷程充其量只能說是曲折蜿蜒。

菲茨杰拉德去世后，一大批悼文紛紛稱贊這位作家，其中至少有幾篇將他描寫爵士時代的這部小說譽為經典。然而，雖然菲茨杰拉德的離世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傳播有一定推動作用，但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從1942年開始，一場為美國軍人配備重要 “思想戰爭武器”（即廉價平裝小說）的運動拉開了帷幕。戰時圖書委員會是一個由出版商、評論家、書商和圖書館員組成的非營利組織，他們通過向海外美軍分發超過一億兩千萬冊圖書來緩解士兵們的無聊情緒，鼓舞士氣。軍隊版圖書專門設計得能放進軍裝口袋，紙張經過加固，至少能經受六次閱讀。1945年，美國士兵收到了十五萬五千冊《了不起的蓋茨比》，這部小說終于大獲成功。

幾年后，在一部描寫青少年眼中其兄長戰時服役經歷和閱讀品味的作品中，《了不起的蓋茨比》被特別提及為兄長最喜愛的書之一，“他對這本書簡直著了迷”。這個虛構的青少年就是J. D. 塞林格的小說《麥田里的守望者》的敘述者霍爾頓·考爾菲德。與他在英語課上讀的書（“我對《羅密歐與朱麗葉》不太感冒…… 我是說我喜歡它們，但是—— 我不知道。它們有時候真的很煩人”）相比，菲茨杰拉德的小說有趣得多（“老蓋茨比，老兄。這可把我逗死了”）。

塞林格的小說于1951年出版，學者們認為這一年是所謂 “菲茨杰拉德復興” 的巔峰之年。就在這一年，亞瑟·米澤納的《天堂的另一邊》—— 第一部關于菲茨杰拉德的傳記—— 出版了，這部傳記既標志著人們對這位作家重新產生了興趣，也進一步推動了這種興趣。為了利用《了不起的蓋茨比》新獲得的人氣，斯克里布納出版社在1957年出版了這部小說的學生版。這個版本非常成功，四年后，出版社又推出了擴充版的學校版，其中包括一篇前言、一份學習指南，以及由紐約州佩勒姆的一位高中英語教師阿爾伯特·K. 里杜特撰寫的討論題。

大約在同一時期，新澤西州韋斯特菲爾德高中在一門名為 “人類的道德進步” 的課程中教授這部小說。不久之后，馬薩諸塞州塞勒姆市的高三學生將其列為最喜愛的書籍之一，并且它還在全國英語教師委員會的官方刊物《英語雜志》上被討論。1964年，克利夫頓·K. 希勒加斯（即 “克利夫筆記” 的 “克利夫”）為學生們提供了一份長達五十頁的關于小說情節和主要主題的總結，售價僅一美元。米澤納的傳記或許標志著菲茨杰拉德的復興，但隨著 “克利夫筆記” 的出版，就像作者描寫蓋茨比和黛西的初吻那樣，“這個形象終于完整了”。

最初的這些 “克利夫筆記” 鼓勵學生少關注小說的現代主義風格，而多關注其社會批判意義。學習指南將湯姆·布坎南—— 蓋茨比的情敵、小說中的主要反派—— 描述為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對既定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可能發生的轉變感到不安”。“但時代在變化，” 學習指南斷言，“盡管也許并不像杞人憂天的湯姆認為的那樣迅速和徹底。” 這似乎是一個解讀的問題。兩年后的1966年，當新版的 “克利夫筆記” 出版時（這是這部小說在美國中學地位上升的又一個標志），湯姆擔心 “白人種族將…… 徹底被淹沒” 的想法被重新解讀為 “對維護社會現狀的一種可以理解的擔憂”。

《了不起的蓋茨比》在20世紀中期成為中學必讀作品，這不僅僅是一個與歷史或政治相關的問題，也是一個教學方法的問題。教育學者常常把高中英語教學法的發展描述為兩種相互競爭的思想流派之間的沖突。一方面是以教育學教授路易絲·M. 羅森布拉特及其1938年出版的《文學即探索》為代表的 “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學方法，這種方法強調作品與每個讀者個人經歷之間的共鳴。另一方面是一種被稱為 “新批評派” 的 “以文本為中心” 的方法，與文學評論家克林斯·布魯克斯和羅伯特·佩恩·沃倫以及他們的教科書《理解小說》相關。

布魯克斯和沃倫的閱讀模式從根本上改變了高中和大學對文學的研究方式。新批評派不是鼓勵學生在虛構人物的生活與他們自己的生活之間建立有意義的聯系，而是教導他們去尋找作品的結構、象征意義和主題。這不僅改變了學生被要求的閱讀方式，也改變了他們被布置的閱讀書目。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樣充滿象征意義的小說為青少年讀者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讓他們練習新批評派標志性的分析技巧。（而且這本書篇幅不到兩百頁，這也很有優勢。）菲茨杰拉德關于縱酒和魯莽駕駛的故事既生動地展現了20世紀20年代的風貌，同時也是體現20世紀中期批評和教學潮流的完美載體。

1966年版的 “克利夫筆記” 證明了新批評派在高中課堂上日益重要的地位。“灰燼谷”、“T. J. 埃克爾伯格醫生的眼睛”，當然還有 “黛西碼頭盡頭的綠燈” 都變得格外重要，成為了豐富的象征，“被賦予了超越情節和人物塑造的意義，代表了小說的主要思想，以及…… 對美國文化的一種普遍批判”。也許你也是這樣被教導著去閱讀這本書的，最后可能還寫了一篇五段式的文章，探討綠燈或蓋茨比五彩斑斕的襯衫的象征意義。

新批評派理解小說的方法幾十年來一直主導著美國中學英語課程。然而，教育學者所說的 “新批評派的霸權” 并非絕對。正如一位教育工作者在1968年的一期《英語雜志》上所哀嘆的那樣：“我們是英語教師，不是解謎者。” 許多教師仍然偏愛羅森布拉特的方法，并試圖展示一部關于不斷被拉回到過去的小說如何能對當下有所啟示。

根據一項對教師的全國性調查，到20世紀80年代末，《了不起的蓋茨比》在全國一半以上的公立學校中成為必讀作品，超過了《動物農場》，僅次于《哈姆雷特》。1989年，一位南卡羅來納州的教師在一份關于《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教案中問道：“這部小說對物質主義有何看法？” “20世紀20年代和80年代之間，如果有的話，有哪些相似之處？” 據研究這一時期《了不起的蓋茨比》教學情況的英語教授安德魯·紐曼說，相似之處還不少。在里根經濟學和羅賓·利奇的《富貴名流生活方式》的影響下，“對于20世紀80年代的學生來說”，紐曼寫道，“出身平凡與極度富有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不斷以刺眼的方式展現出來”。

喬迪·韋弗卡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圣拉蒙谷高中教授這部小說，她發現讓十一年級學生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產生興趣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給他們播放一段關于當代大亨的錄像帶。在討論湯姆和黛西婚姻核心的冷漠無情之前，全班先觀看了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對唐納德·特朗普和他當時的妻子瑪拉·梅普爾斯的采訪。“他們是粗心大意的人，” 菲茨杰拉德寫道，“他們把東西和人都毀了，然后縮回到他們的財富、他們極端的冷漠，或者不管是什么把他們維系在一起的東西后面，讓別人來收拾他們制造的爛攤子。”

這會是美國大學預修課程（AP）英語文學考試中剖析的絕佳段落，該考試自1982年起就在作文題目中引用《了不起的蓋茨比》，此后從未間斷。那一年，有十四萬名學生參加了該課程的眾多考試之一。2024年，僅AP英語考試就有近百萬學生參加，占AP課程總注冊人數的三分之一。在過去的十五年里，最受歡迎的AP英語課程是英語語言與寫作，該課程建議教師專注于 “短篇非虛構作品”，并且只有當小說 “是為實現某種修辭目的而創作” 時，才引用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樣的小說。

與此同時，為了推動 “大學和職業準備”，2010年啟動、目前在41個州實施的 “共同核心州立標準倡議” 建議學生主要閱讀 “信息性文本”（非虛構作品、新聞報道、演講），而非文學作品。盡管最近各州立法機構和像 “為自由而戰的媽媽們” 這樣的維權組織試圖在學校禁書的行為受到了更多關注，但AP課程和共同核心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生讀什么、不讀什么。

七十多年來，高中教師一直用《了不起的蓋茨比》來探討美國夢及其當前的狀況，向學生介紹文學技巧和精讀的力量，并且強調指定代駕司機的重要性。在內華達州，學生們給黛西寫信，還為默特爾舉行了一場驗尸官問詢。在佛羅里達州，一個班級出版了《綠燈公報》，這是一份虛構的報紙，素材取自真實的歷史資料。在加利福尼亞州和內布拉斯加州，學生們穿著時髦的爵士時代服裝舉辦奢華派對，用蘇打水代替香檳。在得克薩斯州，他們對湯姆進行了審判。我在馬薩諸塞州郊區教十一年級英語時，我的班級為蓋茨比舉行了一場葬禮。每個學生都讀了一篇簡短的悼詞，然后把一件代表蓋茨比的物品放進一個鞋盒里，而我們一直沒想出該如何埋葬這個鞋盒。

“我的整個寫作理論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 菲茨杰拉德在1920年寫道，“一個作家應該為他那一代的年輕人寫作，為下一代的評論家寫作，然后永遠為教師們寫作。” 在這方面，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中英語課程并沒有讓《了不起的蓋茨比》變得偉大，但它無疑讓這部小說一直保持著偉大的地位。問題是，這部小說能否再延續一百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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