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蔣勛

當道德變成一種表演，就是作假，就會變成各種形態的演出，就會讓最沒有道德的人變成最有道德的人，語言和行為開始分離。

1

我常常想起魏晉時候阮籍的一件事。

阮籍母親過世時，他不哭。

按儒教的傳統，父母去世，即使要用錐子刺自己，都是要哭出來的，不哭是不孝，真的哭不出來，也得請五子哭墓。

但阮籍不哭，賓客吊喪時哭成一團 ，他無動于衷。等到賓客散盡，他突然吐血數升。

這是阮籍表現憂傷的方式。在他看來，母親過世是我自己的事，為什么要哭給別人看？

他不是沒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讓道德情操變成一種表演。

阮籍

當道德變成一種表演，就是作假，就會變成各種形態的演出，就會讓最沒有道德的人變成最有道德的人，語言和行為開始分離。

但如果你仔細觀察，便會發現在群體文化中，婚禮喪禮都是表演，與真實的情感無關。

當中國傳統儒教的群體文化碰到個體就產生了“竹林七賢”，他們是特立獨行的個體，活得如此孤獨，甚至讓旁人覺得悲憫。

但要問：“為什么要這么堅持呢？”這個社會上的阮籍愈來愈少，就是因為這句話。

2

我當老師的時候，也曾經對特立獨行的學生說：“你干嘛這樣子？別人都不會。”

說完，我突然覺得好害怕。

近幾年來，我常在做懺悔和檢討。在大學任教這么久，自認為是一個好老師，卻也曾經扮演過壓迫孤獨者的角色。

有一次看到女學生為了參加舞會，清晨兩點鐘在圍墻鐵絲網上疊了六床棉被，一翻而過。

我告訴她們要處罰背詩、寫書法，但不會報告教官。其實我心里覺得她們很勇敢，但還是勸她們回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牡丹亭》中的杜麗娘

更有趣的是，這個鐵絲網曾經讓校長在校務會議上得意地對我說，這是德國進口猶太人集中營專用的圓形鐵絲網，各面都可以防范。可是二十歲上下的女孩子，你關都不關不住。

《牡丹亭》說的也是同樣的故事。十六歲的杜麗娘怎么關都關不住，所以她游園驚夢，她所驚的夢根本是個春夢。

3

后來我如何大徹大悟呢？因為一個學生。

有個學生在校園里貼了張布告，內容是對學校砍樹的事感到不滿，這個人是敢做敢當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都寫了上去。

認同的撫掌叫好，說他伸張正義，還有人就在后面寫了一些下流的罵校長的話，但他們都沒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

學校決定要嚴辦此事，當時我是系主任，我打電話給校長。校長說：“我要去開會，馬上要上飛機了。”我說：“你給我十分鐘，不然我馬上辭職。”

我保住了這個學生，他沒有受到處罰。

蔣勛老師

但是當我把這個學生叫來時，他對我說：“你為什么要這樣做？你為什么不讓他們處罰我”？我到現在還在想這件事。

在群體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們很正直，有話直說，包括我在內，都是在傷害他。

我用了我的權力去保護他。可是對他來講，他沒有做錯，為什么不讓他據理力爭，去向校長、向訓導單位解釋清楚，讓他為自己辯白？

不管是爬墻的女孩，或是這個貼海報的學生，都是被我保護的。

但是，我自以為是的保護，其實就是在傷害他們的孤獨感，使孤獨感無法完成，我在設法讓他們變得和群體一樣。

就像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絕境時，他們的哭聲才震驚了整個文化，當時如果有人保護他們，他們便無法仰天長嘯了。

4

“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娶了公主為妻，是皇帝的女婿，但他從沒有利用駙馬爺的身分得名得利。

嵇康到了四十歲時遭小人陷害，說他違背社會禮俗，最后被押到刑場砍頭。

“竹林七賢”畫像

他究竟做了什么傷風敗俗的事？不過就是夏天穿著厚棉衣在柳樹下燒個火爐打鐵。這不是特立獨行嗎？這不是和群體的理性文化在對抗嗎？

嵇康被押上刑場的罪狀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無益于今，有敗于俗。”

這個罪狀留在歷史里，變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狀，我們判了一個特立獨行者的死刑。

嵇康四十歲上了刑場，幸好有好友向秀為他寫了《思舊賦》，寫到他上刑場時，夕陽在天，人影在地。

嵇康是一個美男子，身長八尺，面如冠玉，當他走出來時，所有人都被驚動，因為他是個大音樂家。

在臨刑前，三千太學生還集體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彈了一曲《廣陵散》后嘆道：“廣陵散于今絕矣！”

嵇康

有人說，嵇康怎么這么自私，死前還不肯將曲譜留下？

但嵇康說，不是每一個人都配聽《廣陵散》。

如果活不出孤獨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獨行，藝術、美是沒有意義的，不過就是附庸風雅而已。

每次讀向秀寫的《思舊賦》，我總會為之動容，生命孤獨的出走，卻整個粉碎在群體文化的八股教條上。

5

忠、孝究竟是什么？

當我們在談孤獨感時，就必須重新思考這些我們以為已經很熟悉的倫理規范。

儒家文化有其偉大之處，孔子的哲學也非常了不起，但當一個思想獨大之后，缺乏牽制和平衡，就會發生許多問題。

蔣勛老師參加講座

從法國回來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學任職，是校內十三位一級主管之一。

當時學生如果要記大過，就必須開會，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簽字后才能通過。

我第一年參加時看到一個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發生的事。

一個南部學生到北部讀書，在外租屋。房東寫了一封信給學校，說這個學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時勾引他的老婆，學校就以此為罪狀，要學生退學。

我覺得應該要了解背后的因由，當下不愿意簽字。當我提出看法時，聽到旁邊有個聲音說：“蔣先生畢竟是從法國回來的，性觀念比較開放”。

我嚇了一跳，我還沒來得及說明，就已經被判定了。

不管是這個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實都是不自覺地受到群體文化的影響，許多事情都變成了“想當然耳”。

即使事后發現不是如此，也不會有人去回想為什么當初會“想當然耳”？

（本文摘自蔣勛《孤獨六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