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情況下，我甚至要說，恰恰是在身處逆境之時，學習的條件最好，心最專，效果最好。順境時人容易浮躁，周圍常常會有各種朋友、跟隨者、慕名者、請教者；順境時你常常忙于說話、寫字、發表意見、教授旁人、好為人師；順境時常常自我感覺良好，志得意滿，看到的是旁人的失缺；順境時你必須滿足社會與眾人對你的期待，你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去做旁人要你做的事情，比如出席某些活動、儀式而目的僅僅是為了表示你確已出席。而逆境時、被晾到一邊時、“不可接觸”時、“不準革命”時，正是不受干擾地求學的良機、深思的良機、總結經驗教訓的良機，是嚴格地清醒地審視自己反省自身解剖自身的良機，是補充自己、壯大自身、使自身成長、使自身更新的良機，是學大知識、獲大本領、得大徹大悟的最好契機。

　　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我身在新疆維吾爾民族聚居的農村，又處在極“左”的狂熱之時，由于我在當時被錯誤地列入另冊，不能寫作，不能在任何單位上班工作，也不能正常參加社會活動……當然無法有任何作為，甚至看來似乎也沒有辦法光明正大地學習。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與農村干部群眾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上。怎么樣學習毛主席著作呢？學維吾爾文版的。我用維吾爾語背誦下了老三篇，背誦下了一大批毛主席語錄。一次我大聲朗讀《紀念白求恩》，房東老大娘甚至以為是廣播電臺的播音。這說明我讀得是怎樣的字正腔圓一絲不茍。

　　有些外國朋友不理解我怎么可能在那種條件下在新疆一口氣生活了16年，沒有發瘋也沒有自殺。他們詢問我在新疆16年做了些什么，言外之意那么長的時間，你的生活將會是怎樣地空虛和痛苦。我半開玩笑地回答說：“我是讀維吾爾語的博士后啊，兩年預科，五年本科，三年碩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后，不是整整16年嗎？”

　　任何表述都不是面面俱到的，我無意用這樣的說法來掩蓋我與很多同命運的其中有不少是優秀的人士在那個年代的經歷的悲劇性，也無意提倡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然而我以為確有真正的精神真正的勝利，不是僅僅用一種類似兒子打老子的譫語欺騙與麻醉自己，而善于在一切逆境中學習，通過學習發展和壯大自己，憧憬著準備著未來，為最后的不僅是精神的而且是全面的勝利打下基礎。這樣的學習同時也是對于制造苦難制造不義嫉賢妒能動不動欲置人于死地的壞人的最好回答。

　　至于為什么沒有瘋狂也沒有自殺，當然還因為我的“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我的對于生活對于人眾(例如維吾爾農民)的愛，還由于正是我自己從童年和少年就選擇了革命，包括革命的曲折和艱難，是我自己選擇的，它并不完全是外來的與異己的強加的災難，這樣思考就會舒服一點，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就會強一些。有一些激烈的評者總是責備我沒有像他們希望的那樣采取對歷史和現狀無情的決絕態度，對不起了，道不同不相為謀，我的起點、出發點、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我不打算迎合。我也不喜歡那些欺世盜名的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