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窮矣！（《史記·孔子世家》）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同時是獲麟之年，也是孔子作《春秋》絕筆之年。這一年，孔子在政治理想的實踐上，奮力做出最后一擊，結果失敗了。從孔子在請見魯君、三家大夫受挫之后，告訴別人“以吾從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在《論語》中，這句話連說了兩次，很有點老人家發牢騷、絮絮叨叨的感覺）來看，其實孔子對這件事早有“知其不可而為”的自覺。兩年前（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才白發人送黑發人——長子伯魚去世。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也就是陳恒弒君之年，顏淵中年早逝，孔子悲慟逾恒。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年底，子路死于衛國國君父子相殘的奪位政變中。兒子和兩個最親近的學生，在四年內相繼去世。一年后的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帶著滿腹的理想，抱憾而終。

孔子晚年居魯，雖然重新整理詮釋六藝，培養出曾參、子游、子夏、有若等孫子輩的后進學生，也因此傳下他奮斗一生、無日或忘的“道”的理想，但是他人生的最后這五年，恐怕是悲傷多過欣慰吧！畢竟孔子是個實踐家，而非空想的哲學家，“退藏于密”只是不得已的后路，“行道于天下”才是他真正的想望。但是就實踐的層次來說，孔子是個徹底的失敗者，終其一生，他不斷地等待、焦慮、殷盼與挫敗。

錢穆說：“蓋孔子早年講學，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講學，其意更偏重明道。來學者受其熏染，故先進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后進弟子更富傳道精神。”（錢穆《孔子傳》）也有學者認為，孔子對后世的影響主要靠人生最后四年才收的幾個年輕學生，發揚光大其學說。但也正是有了這短短四年，有了這批孫子輩的學生，孔子才可能成為儒家始祖，中國歷史才有了所謂的儒家。

孔子晚年回顧自己的一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篇第三》）

其中有著歷盡滄桑后的豁達，但是這樣的豁達，究竟在孔子晚年占有多大的比例？《論語·述而》中記錄了孔子說的一句話：“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即使已到五十之年，“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史記·孔子世家》）苦無行道機會的孔子，當公山弗擾以費畔（叛）而召時，在猶豫著該去還是不去時，他曾這么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篇第十七》）當孔子抑郁不得志時，固然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而子路聞之喜悅時，孔子又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篇第五》）甚至在周游列國，幾經艱險時，孔子仍然堅定而自信地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篇第七》）“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 子罕篇第九》）這些故事，都說明了孔子的意志力何等堅強。然而當孔子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乃至顏淵去世時，他悲慟地說：“天喪予！”（《公羊傳》哀公十四年）那樣的無可奈何，甚是絕望。這樣的心情，和“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豁達，恐怕是兩種不同的心境吧！

《史記· 孔子世家》這么描述“西狩獲麟”：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狩獵于大野。叔孫氏的車士鉏商捕獲一異獸，以為是不祥之物。仲尼檢視，說：“這是麟。”因此把它運了回去。孔子說：“河不出圖，洛不出書，我還能如何呢！”顏淵逝世，孔子傷痛地說：“上天要亡我啊！”等到這回西狩見麟，孔子說：“我的道已經到了窮途末路！”喟然興嘆，說：“沒有人能了解我！”子貢問：“怎么說呢？”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人事而上達天命，知我的只有上天了吧！”

“天喪予”“吾道窮矣”“莫我知夫”，這就是兩千五百年前，那位無可救藥的夢想家，最終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夢想永遠不能實現的悲鳴。孔子的傷逝，除了傷懷顏回、子路、伯魚的逝去，也是哀悼自己夢想的死亡。

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篇第十五》）

正如通過對春秋時期歷史的寫作，來負載現實世界中不能行的“道”一樣；暮年的孔子，一定經常回憶往事，在當中尋求可以支持自己的力量。在孔子凄微跌宕的生命當中，稱得上驚心動魄的事可太多了。哪些才是他恒常記掛心頭的呢？

顏回的死，孔子在傷痛的同時，一定會憶起十六年前，落難于匡，師生失散，顏回未能跟上老師的牛車。孔子焦急地等待，終于等到了顏回，孔子激動地說：“我還以為你已經死了呢！”顏回答說：“夫子還在，回哪里敢先死？”（參閱《論語·先進》）

這樣的回答當然是沒什么道理的，但是卻鮮活地刻畫出孔子和顏回之間的深摯情誼。顏回總是態度從容，總是淡泊無所求。從學于孔子之后，他似乎一直在孔子身邊，如影隨形。他對孔子所傳的“道”，總是能銘諸肺腑，又能篤行信守，三月不違。他不像子貢那樣機敏聰慧，不像冉有那樣沉穩干練，不像子路那樣義無反顧、豪邁過人。他的話總是很少，卻言必有中。孔子曾說：“我與回談論終日，他始終如愚者般不違師說。而后察考他的生活，也都能發揚我所說的義理。回啊，他一點也不愚笨。”（參閱《論語· 為政篇第二》）孔子對學生最好的贊辭，都落在了顏回的身上。如：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論語·子罕篇第九》）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說（悅）。”（《論語·先進篇第十一》）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篇第六》）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篇第六》）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篇第六》）

孔子和顏淵之間的確有著極特殊的情愫。孔子與其他弟子之間，是一種師生之間傳道、授業、解惑的關系，但顏淵與孔子卻是莫逆于心。孔子曾說：“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說。”孔子甚至曾對子貢說，我和你都不如顏回啊！

顏回這次真的走了，孔子還在，他就先走了，不能信守“子在，回何敢死”的許諾。而且是在孔子最喪志，早年的弟子們一個個離開他堅守的道路，站在他的對立面的時刻。對孔子來說，這真是重重的一擊，其力道應該超過陳恒事件和西狩獲麟對孔子的打擊。這一擊，把孔子頑強的意志力幾乎打垮了。

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史記· 孔子家語》）

顏回死后一年，子路因赴衛大夫孔悝之難而死，魯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衛國糾纏十數年的家庭倫理（兼為國家倫理）大鬧劇，終于演至完結篇。孔文子死，其夫人孔姬，即衛大子蒯聵的姐姐，接應蒯聵秘密歸國，并挾持自己的兒子孔悝，要求孔悝站在蒯聵這一邊，趕走蒯聵的兒子衛出公輒。子路聞訊趕去，《左傳》這么記載：

子路正要進入，遇到子羔要出來，說：“城門已經關閉了。”子路說：“我姑且去看看。”子羔說：“來不及了，別去遭受禍難。”子路說：“食人俸祿，不能禍到臨頭就逃避。”子羔于是出去，子路進入。到了（孔氏）大門口，公孫敢在那里守門，說：“不要再進去了。”子路說：“公孫啊，只謀其利而逃避禍難。我不是這樣的人。既然拿了他的俸祿，必得要救援他的禍患。”有使者出來，子路就乘機進去，說：“太子哪里用得著孔悝呢？就算殺了他，也會有人接替他的角色。”又說：“太子膽小。如果放火燒臺，燒到一半，他必然會釋放孔叔。”太子聽了害怕，讓石乞、盂黡下來和子路搏斗。他們用戈擊中了子路，截斷了子路的帽帶。子路說：“君子即使身死，帽子也不能除去。”結好帽帶從容死去。孔子聽說衛國發生亂事，說：“柴會逃回來的；由可是要死了啊！”

孔子人在魯國，聽聞衛國的動亂，斷言子路將死，他對子路的了解可謂深矣。子路自從歸服于孔子門下，數十年來追隨夫子，無日或離。他在孔門弟子中年歲較長，只小孔子九歲，早在孔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魯國政治上受到重用時，就和老師并肩作戰，甚至有學者認為“墮三都”其實是子路主導的。

子路為人質樸、豪邁，有時還有些魯莽。孔子答冉有問“聞斯行諸”時，說“聞斯行之”；而對子路卻說“有父兄在”。對于弟子的疑惑，孔子說：“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篇第十一》）當孔子說了“由之瑟奚為于丘之門”，門人因此不敬子路。孔子卻回護子路說：“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論語· 先進篇第十一》）

當孔子悲傷地預言了子路之死時，一幕一幕的往事，想必浮上孔子的心頭。

居魯未仕之時，顏回、子路這兩位最得孔子疼愛的弟子隨侍在旁。孔子要弟子言志，顏回云淡風輕地說：“愿無伐善，無施勞。”子路卻豪氣干云地說：“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論語· 公冶長篇第五》）

孔子當然不會忘了，在他兩次動念要應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時，子路提出強烈的質疑；當他不得已去見衛靈公夫人南子時，子路毫不隱諱地表現出他的不悅，以至于夫子必須對天發誓：如果我違背了一向堅持的信念，老天要懲罰我呀！

當然孔子也一定會想起，當自己對“行道”的前景開始感到悲觀的時候，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論語· 公冶長篇第五》）的時候，子路的那種喜悅之情，就好像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興奮地準備要玩一場家家酒似的。這時，眼角泛著淚光的孔子，是否會禁不住地微笑呢？

那個屬于孔子和子路共筑的海外仙境在哪里呢？

本文經 重慶出版社 授權，文摘自 王健文 著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