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節，讀魯迅留下的有力的文字，穿過百年，你依然能感受到它的熱度。

恰巧是一百年前，也就是1925年1月，有著“副刊大王”稱號的孫伏園，想在剛剛接手的《京報副刊》上弄點起色，搞點“花頭”，順便也和他的老東家《晨報副刊》別別“苗頭”，于是便在他編輯的《京報副刊》上發出“兩大征求”：一是讓青年讀者寫出“青年愛讀書”十本，二是讓名流學者推薦“青年必讀書”十本，他將在下月起陸續刊載各種征文意見，歡迎大家點贊留言。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他的“妙招”果然讓沉寂一陣的文壇又活躍了起來，一時內稿件紛至沓來，數百位青年給出了“愛讀書”的答卷，而七十多位名流大咖，如梁啟超、胡適、徐志摩、顧頡剛等，則被“定向”接受了試卷問答。

三百多張有效選票，選出了青年愛讀的各種書籍。按得票高低排列，結果，《紅樓夢》《水滸傳》《西廂記》拿下了前三。前十位都是中國書，除了《史記》《詩經》等古代經籍之外，當代作家僅兩位進入前十，一是魯迅的《吶喊》排第五，二是胡適的《胡適文存》排在第十，幸好那時還沒有金庸和瓊瑤。至于七十多位的名家推薦，那就豐富復雜得多，古今中外文史哲，幾何物理相對論，幾乎包羅萬象，應有盡有。譬如梁啟超一口氣寫了《孟子》《荀子》等十本中國書，翻譯家潘家洵一個勁推薦了十本外國書，而胡適則中外參半各薦五本……可見專家的意見永遠是很難統一甚至是互為矛盾的，本來么，所謂“青年必讀書”，就是一個最沒有標準答案的征求，每位專家學者都按自己的口味推薦。有位民俗學家江紹原，就在征求表的書目欄里畫個大大的“×”，然后旁注道：“我不信現在有哪十部左右的書能給中國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知識’。你們所能征求到的，不過是一些‘海內外名流碩彥及中學大學教員’愛讀書的書目而已。”

征文連載到了二月下旬，輪到大文豪魯迅出場，他也一本書沒薦，只在書目欄中寫上“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魯迅向來特立獨行，他借機反而語驚四座地解釋道：“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魯迅是始終反對“空頭文學家”的，他一貫主張青年“行勝于言”，尤其是在他所處的時代，改變現狀、推動社會才是當務之急。“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如此有力的文字，穿過了百年，你依然能感受到它的熱度。

確實，對所有青年推薦“必讀書”，顯然不是一件明智事，俞平伯當時就認為：“青年既非只一個人，亦非合用一個脾胃的；故可讀的、應讀的書雖多，卻絕未發見任何書是大家必讀的。”魯迅在其他文章里也說過：“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語說來還真有一點體會，去年我曾受邀赴某校講課一學期，然同學們的表現真還不能“一概而論”，認真者如“打雞血”般亢奮，而反之者，如打醬油般的疲沓，其余如打瞌睡的、打游戲的、打kiss的（談戀愛），似乎都有，那么，你怎可能以一條標準給如此不同興味的年輕人呢？而且，年輕人的心理往往逆反，你越提倡，沒準就越遭抵制。蕭伯納曾言，許多英國人終身不讀莎士比亞，就因少年時被強迫硬背而造成的惡果。所以說，真正“必讀書”是絕難統一列出的，而“不必讀的書”倒可以隨意列出許多，尤其是當下書籍泛濫的時代。

盡管向青年薦書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似乎仍時有發生。《京報副刊》那場爭論過了沒多少年，魯迅與施蟄存在上海又來了一場大筆戰，起因也是施蟄存推薦青年讀《莊子》和《文選》，引發魯迅的批評。結果一來二去，由誤會升級成罵戰。施蟄存事后自嘲曰“青眼忽然白，橫眉嗔惡少”，一頂“洋場惡少”的帽子，使他蒙冤了幾十年。

是不是魯迅先生一直反對“青年必讀書”？尤其是讓青年讀古書？其實也不然，只是他反對籠統地給所有青年作指導。我們都知魯迅有個最要好的朋友許壽裳，當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要請教魯迅應讀哪些書時，魯迅則長長地開了如《論衡》《世說新語》等一大串古籍。許壽裳自己也是位學者，但兒子的發蒙與薦書他都請了魯迅代勞。這使我想起諾貝爾獲獎者丁肇中先生在某次演講中，有人請他為現場的青年提些建議給個忠告，他想了想認真地說：“我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但他們從來不聽我的建議！”

通常，我們總喜歡聽聽專家的意見，但專家的兒子，卻偏不聽老子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