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明

“南陳北李”：時代激流與家國情懷

題記：“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早已為人熟知。其中“陳”是指陳獨秀，“李”是指李大釗。時光荏苒，斯人已逝。正是兩人的聯袂攜手改變了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的走向。這也正是我們這些“今生”去回眸“前世”之初心所在，“百年記憶”借以昭示兩位思想先知的心路歷程。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早已為人熟知。其中“陳”是指陳獨秀，“李”是指李大釗。“南陳北李”放一塊兒就很耐人尋味。之所以在兩人的姓前冠之以“南”和“北”，并非單指陳為安徽安慶人，屬南方，李為河北樂亭人，屬北方；而主要是指建黨時期陳獨秀在上海、廣東，而李大釗在北京從事一項共同的偉大事業。兩人一南一北，過往甚密，在同氣相求中熱衷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最終在關于中國命運和前途的思考中聯袂建黨。然而，兩人在20世紀前半葉卻是命運多舛。

“南陳北李”冠以當時文人雅士最早見于20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新紀元報》（1913年7月9日第7版），不過那時的“南陳北李”尚屬于文化上的泛指。指向較為明確的“南陳北李”則是1931年的事情。當時，中共中央對“左”傾冒險的“李立三路線”提出反思批判，《申報》耳有所聞，便有了“途說”的編排：“共產黨在創始時，有所謂南陳北李，即南方以陳獨秀為領袖，北方以李大釗為代表。”（《申報》1931年3月8日）1933年，署名“園”的作者以《南陳北李》加以揣測：“在十二年之前，中國有了國際共產黨的萌芽，而陳獨秀和李大釗，也同樣在恐怖的憧憬之中，為國人所認識了，于是談共產黨者，必以南陳北李并稱。”（園：《南陳北李》，《社會新聞》1933年第10期）從情感歸屬上看，以上新聞報道有屬實成分，但卻存在著立場的偏頗。而我們看到的同年在北京地下黨組織為李大釗舉行遷葬儀式打出的那一副對聯才是根正苗紅之正氣歌：“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輩哭先生。”那副橫空出世的對聯流布著個人命運多舛的“南陳北李”之家國情懷。時至1943年也有當事人這樣回憶說：“他（第三國際遠東代表吳庭斯基）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當天討論，沒有結果，東蓀是不贊成的，所以以后的會議，他都沒有參加。我和雁冰是贊成的，經過了幾次會商之后，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上海當時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廬等，戴季陶也是一個。”[周佛海：《扶桑笈影溯當年》，《古今》（半月刊）1943年第19期]

《百年記憶：“南陳北李”》書影

時光荏苒，斯人已逝。正是兩人的聯袂攜手改變了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的走向。這也正是我們這些“今生”去回眸“前世”之初心所在，“百年記憶”借以昭示兩位思想先知的心路歷程。

陳獨秀和李大釗二位先生最早相識于1914年日本東京，那時他們同為章士釗主辦的《甲寅》雜志助力。當時的日本尤其是東京乃“二次革命”流亡志士的“會所”。兩人的早期共鳴，還要從一場“不打不相識”的文字交往說起。

陳獨秀

這是一次關于愛國主題的對話。1914年年底，在現實悲憤情緒左右下，陳獨秀就“感情”與“智識”二者的關系為立論依據，痛述“愛國心與自覺心”之沉浮。文章一開頭就一語道破：“范圍天下人心者，情與智二者而已。”這里的“智識”即是理性。從理性與感情的關系來分析現實社會的弊端，文章尖銳地指出中國并未形成“近代國家觀”，國人也沒有愛國的“自覺心”。對此，李大釗在首肯陳獨秀語言的犀利與情感的真摯后，也對該文流露出的“風涌回環，傷心無已”的悲觀情緒給予了必要的回應與撥正。李大釗以《厭世心與自覺心》為題，“申獨秀君言外之旨”，強調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愛國的信念。對國人而言，不但要有愛國心、自覺心，還要有自信心、意志力，即“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

我們看到，陳李的第一次交鋒雖然溫文爾雅，但卻為日后的共事埋下了伏筆。

李大釗

1917年，應蔡元培之邀，陳獨秀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雜志隨陳獨秀北上，成為背靠北京大學的同人刊物。同年，李大釗入職北京大學，翌年經章士釗推薦，接替章士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舊相識、新同人。這就是陳李二人的第二次共事。曾幾何時，這第二次聯手成就了一番開天辟地的偉業。

《新青年》從陳獨秀“主撰”華麗轉身為“輪流編輯”的同人刊物，一時間思想活躍的激進知識分子很快圍繞在這個進步雜志周圍，新文化運動陣營初具規模。這一時期的陳獨秀和李大釗頻繁接觸，思想上的共識成為密切共事的基礎。在1918年1月召開的《新青年》編輯會議上，陳獨秀決定從第4卷第1號開始，雜志分別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負責。此時的李大釗不但是編輯，而且也是“柱石”作者之一。

在《新青年》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輪流編輯也形成了不同的風格和導向。在陳獨秀、李大釗編輯的刊物上，明顯地帶有“談政治”的色彩，而且是帶有“赤色”底色的政治。從1918年7月開始，李大釗接連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3篇文章，將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以及馬克思主義魚貫式介紹并引進中國。巴黎和會后，陳獨秀和李大釗更是攜手并進，將內憂外患下的形勢通過文字和演講告知國人。于是，一場風起云涌的愛國運動于1919年5月4日爆發。

值得說明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組織編纂的“馬克思研究”“勞動節紀念”等專號無疑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以及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輿論基礎。

陳、李文章，傲視當代、面對現實、聲勢浩大。文如其人，兩者“至堅至高”（毛澤東語）與“儒雅”“樸質”（魯迅語）之間，恰如鑿枘之互補。南北呼應、日月同輝，凝聚成“南陳北李”特定語境下的精神氣質。

1919年6月11日，陳、李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散發傳單。陳獨秀被捕入獄后，李大釗想方設法展開營救。9月16日，陳獨秀保釋出獄后，李大釗引以為豪，并為戰友吟賦作詩：“你今天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什么監獄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

出獄后的陳獨秀并不自由，他時刻處于反動軍警的嚴密監視之下。1920年2月5日，陳獨秀受武昌文華大學之邀，做關于《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等演講。在武漢逗留期間，因發表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言論而引發軍閥當局的恐慌，陳獨秀被迫離漢回京。在日益嚴峻的形勢下，為防止陳獨秀再次被捕，李大釗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出京。

2月中旬，時值北方收賬時節。裝扮成收賬先生的李大釗出現在一輛騾車上，陳獨秀頭戴氈帽坐在車里，為了避免陳獨秀南方口音露餡，一切事宜由收賬先生打理。在這輛去天津的騾車上，陳李將“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作為重要議題提上了日程。這或許就是后來人們廣為傳頌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故事的由來。

1920年3月底，李大釗在北京大學醞釀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南北相互呼應。1920年8月，在陳獨秀主持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同年10月，李大釗在北京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關于黨的名稱，該年5月，陳獨秀曾和李大釗、張申府多次溝通商量，也曾有叫“社會黨”的想法，最后議定為“共產黨”。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就義。“南陳”對自己的戰友這樣評價道：“守常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編纂字義類別寫到“拋”字時便撒手人寰。

伏惟唏噓之際，“百年記憶”油然而生。本書分為“陳獨秀篇”和“李大釗篇”，以當事人的回憶為主體來展現陳獨秀、李大釗個人與國家命運之變奏樂章；以“南陳北李”之名，追憶給中國命運帶來巨大變化的思想先驅。

［本文系《百年記憶：“南陳北李”》（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一書序言，發表時有修改，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