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04年，《戰天京》出版后，我想寫本新書，暫題《雙城記》，詳述湘軍與太平軍在安慶的攻防戰。

自攻者言之，欲取金陵必先克安慶，自守者言之，欲保安慶則應控制武昌，于是，雙方圍繞安慶進行了系列會戰，互有勝負而局面僵持。最終太平軍分兵二路，沿長江兩岸向武昌進軍，行圍魏救趙之策，希望湘軍回救武昌則安慶之圍自解，而湘軍領袖胡林翼不為所動，寧以身殉，也不撤安慶之圍。孰料英王陳玉成率軍占領黃州，即將攻打武昌之際，居然被英國外交官巴夏禮（Sir Harry Parkes，1828-1885）勸退，局面再度僵持。

劉禹錫詩云：“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一語說盡中國歷史二千年在長江流域征戰的精髓，那就是欲取金陵，必先控制武昌，然後步步為營，攻克九江、安慶等長江沿岸重要城市，才能肅清江面，水陸并濟，形成對南京的包圍。南京形勢得天獨厚，有江山之助，僅在陸地圍住，根本無礙于守軍通過長江運送人員與物資。而欲封鎖南京城外江面，則不得不溯江而上，先取了安慶，才能控制安慶南京之間的江面。安慶亦得江山之助，必須水陸合圍才能攻取，而欲封鎖安慶城外江面，則又得溯江而上，先取了九江。同理，九江亦具形勢之勝，其上是田家鎮，是漢口，都有同樣的形勢之利。也就是說，在冷兵器戰爭時代，要打下南京，決非只打南京，而要至少打五次同樣的攻城戰。反之，要守住天京，決非只守天京，而要守住天京上游的安慶九江田鎮與武昌。一頭一尾，武昌與天京，就是《雙城記》里的“雙城”，而安慶在雙城之間，足以決定攻守之勢，是則記錄雙方爭奪安慶的故事，乃為《雙城記》。

只是二十年過去了，《雙城記》僅有不到十萬字的草稿，偶爾翻出來看，有些地方，作者也不了然，須輔以筆記才能找到線索。這固然是懶散無恒之弊，然而讀書愈多，閱歷愈廣，思慮愈深，勢必令人“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顧此又非不遵夫子之教，而是世變日亟，形勢無常，不得不然者也。即以未完之稿試舉一例。

陳玉成功敗垂成，直接原因是英使勸退，然而英王有數萬大軍，何必受他節制，繞過巴夏禮，揮師奪取武昌，既成事實，回頭再與交涉，不行嗎？不行。因為巴夏禮明言英國對內戰雙方保持中立，但是禁止任何一方傷害英國在華商業利益，漢口恰是《天津條約》宣布設立的開放口岸，目前正在勘界建設領事館，而且英國此前已在天京照會太平天囯，申明長江自由航行的權利，業經天王允準，天王并將在天京頒詔，稱“中西永遵和約章，太平一統疆土闊”，于是可知陳玉成不敢擔負破壞和約的責任，而無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自由。至于“永遵和約”的背景，則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清軍大敗，首都淪陷，圓明園被焚，讓遠在東南的天國君臣感受到英軍之強，故不愿與之為敵。而所以有第二次鴉片戰爭，則是因為二十年前發生了鴉片戰爭，清軍大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授權英國人可在廣州等通商口岸居住，而廣東地方官一直阻撓英人進入廣州，尤其是總督葉名琛，既不與英方會議轉圜，也不向朝廷報告實情，而是使了個拖字訣，“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終致廣州淪陷，自己也被擄到印度，身死異國。

那么，又何以會發生鴉片戰爭呢？在鴉片戰爭之前，傳統中國從未設想有任何萬里之外的國家可以派出大型艦隊越過大洋來進攻，因為漢唐以來一直經營“守在四夷”的戰略，至清代已經告成大功，北部、西部與南部的天然屏障與戰略要塞盡在掌握，東邊的大洋，臺灣已入版圖，沿岸雖偶有海寇侵擾，究系癬疥之疾，不足為慮。乾隆嘉慶間，朝野上下無人知道大西洋的一個島國居然發動了工業革命，行將以“船堅炮利”渡海來犯，因此，一旦英軍登岸，大清國即遭受降維打擊，懵然不知所措，且戰且退，直到太平天囯戰爭才醒過神來，明白要恢復東南首先得和睦中外的道理。豁然開朗後，進口西方武器，建立現代海軍，不拘一格封賞洋將，授命外人管轄關稅，實在是取得內戰勝利的重要原因。

黃州城外的陳玉成，由此感受到新時代巨大而無形的壓力，不得不被巴夏禮一語勸退。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原來準備棄城不守孤注一擲的胡林翼，居然不付代價，得到了克復安慶的大勝利。

即此一例，可知自1860年代開始，帝國真正認識到中外互動的重要性，而今人稱為“中興名臣”的曾國藩李鴻章諸人，則可代表第一代直接應對工業革命後新世界的中國人。林則徐與魏源，固然在二十年前就試圖了解這個新世界，他們編譯《華事夷言錄要》《海國圖志》，讀新聞，講地理，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然而并沒有得到如後輩曾李那樣的機會，在軍事外交經濟各方面深切體認到中西的同異，痛定思痛，開啟規模宏大的自強運動（或曰洋務運動）。其後，曾李的同事晚輩如郭嵩燾曾紀澤沈葆楨陳寶箴直至張之洞袁世凱諸人，或出使列強，問禮觀風，從制器到制憲，遍考不遺，或獨當一面，銳意興革，從辦廠到練軍，各致其效，居然令時人在狂風驟雨中站穩了地步，調整了呼吸，恍然生出同光新氣象的錯覺。

因為有這樣的觀感，讓我對晚清史有了新認識。不僅晚清內戰的雙方，即使是歷次中外戰爭的雙方，都處于工業革命帶來巨大變化的新時代。不僅譚嗣同孫文梁啟超楊度是活在新世界的人，即使是曾國藩洪秀全葉赫那拉氏袁世凱，亦都不僅生活在大清國。不論知與不知，同不同意，不論內戰誰能勝利，朝代是否改換，舊世界正在隱匿，新世界正在顯形。推陳出新，我病未能，新舊并舉，或是未來寫作的入口。遂不擬續寫《雙城記》，而欲為王闿運（1833-1916）作一部傳記，看能不能通過他的生平敘事折射出那個時代的奇妙之光。

《戰天京》再版數次，實無可序者，乃向讀者報告近年讀史感想，并附廣告，雖然文不對題，近乎敷衍，顧亦借此自儆，冀能補苴。惟此二十年紀念版，紙墨更精，錯訛更少，具見編輯陶女士之用心與岳麓書社之厚誼，而我無與焉。不敢居功，專此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