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專家表示，此案的判決警示了新興業態不得以“藝術創作”“亞文化”“二次元”之名突破未成年人保護紅線。

新京報記者 | 劉思維

編輯 | 劉倩

校對 | 盧茜

近日，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團伙制售黃色手辦被認定為淫穢物品犯罪案。 從手辦工廠老板到文員12名被告人被判決犯制作（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刑期從四年九個月到判一緩一不等。

除了判決書提到的一款手辦，案涉的多款手辦在是否屬于淫穢物品上均無爭議。根據判決書，這款爭議較大的案涉手辦是一個女性跪在地上的形象，上身和下體都穿有可脫卸式內衣褲，背后有一對翅膀；胸部和關節部位做了色素沉淀，沒有特地制作乳頭，下體簡化成一條線。

寶山區人民法院認定案涉手辦為淫穢物品依據的是公安機關的鑒定結論以及兩名購買手辦時未滿18歲的證人對于案涉手辦的處置方式——“兩名證人購買案涉手辦后亦認為有色情內容而羞于展示，故其誨淫性不言而喻。

新京報記者通過搜索裁判文書網和人民法院案例庫中手辦涉黃類案例判決發現，該案疑似是黃色手辦被判淫穢物品犯罪第一案。

上述判決在網上公開后，在支持聲之外也涌現出另一種聲音：手辦作為新興行業，在缺乏有效行政監管和行業標準的情況下，被刑事司法介入，是否越位？手辦工廠文員和網店運營也受到刑事處罰，是否處罰過重？

多名法學專家認為，這份判決從司法層面確認了涉案手辦屬于“淫穢物品”，在手辦這個新興行業監管尚不完善時，刑法的介入，恰恰是對行政監管盲區的必要補充，而非越位，這也體現了源頭治理思路。而對主犯處以實刑、對從犯適用緩刑暗合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現代轉型，彰顯了對規模化淫穢物品產業鏈的零容忍，傳遞出“文化創意不得突破公序良俗”的明確信號，也未突破刑法對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的原則。

同時，針對黃色手辦很大一部分流向未成年人的情況，法學專家還表示，此案的判決也警示了新興業態不得以“藝術創作”“亞文化”“二次元”之名突破未成年人保護紅線。

存在爭議的一款案涉手辦。 受訪者供圖

多地公安集中打擊黃色手辦產業鏈

手辦起源于日本，是動漫、游戲中人物的衍生模型，制作工藝精細，通常按照一定比例還原原作中的角色或場景，在動漫愛好者群體中有很高的收藏價值。

近年來，隨著“二次元”文化盛行，手辦等動漫角色周邊在市場上日漸走俏，但個別商家試圖模糊“二次元”和“軟色情”的邊界，制售大量黃色手辦流入市場。

2023年12月1日，央視《焦點訪談》揭露生產銷售黃色手辦產業鏈。這些“美少女”手辦造型為各種性愛姿勢，接近“全裸”，或可拆卸、脫衣，在直播平臺和網購平臺售賣，生產地集中在廣東東莞。

廣東東莞素有“中國潮玩之都”之稱，截至2025年3月，東莞擁有超過4000家玩具生產企業、近1500家上下游配套企業，是全國最大的玩具出口基地。公開數據顯示，全球1/4動漫衍生品由東莞制造，中國近85%的潮玩產品產自東莞。

央視報道后，據手辦行業從業者透露，黑龍江、江蘇、四川、上海等地的公安機關集中對手辦行業開展調查，東莞等多地的手辦工作室、工廠、銷售企業，因制售黃色手辦被關停，相關責任人也被刑事立案偵查。

寶山區人民法院宣判的這起案件也在同一時期案發。據一審判決書，該案主犯、被告人許某為牟利，在廣東省東莞市經營一家塑膠制品有限公司和一間工廠，并在淘寶阿里巴巴等平臺開設網店，雇傭數名員工制作、對外銷售手辦類淫穢制品。該案另一名主犯是許某的下游經銷商孟某。

2023年12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寶山分局民警在廣東省東莞市被告人許某的兩處倉庫內查扣3萬余件手辦，均被鑒定為淫穢物品。案涉網店自2022 年起共銷售上述經鑒定的手辦型淫穢物品2萬余件，銷售金額人民幣200余萬元。同一日，公安機關在江蘇省徐州市孟某租用的倉庫內，查獲待銷售的案涉手辦3700余件，均被鑒定為淫穢物品。判決認定，截至案發，孟某等人制作案涉淫穢手辦8000件，對外銷售5000余件，另銷售許某等人制作的淫穢物品300余件。

2024年9月，寶山區人民檢察院以犯制作、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將12名被告人起訴至寶山區人民法院。今年4月9日，寶山區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12名被告人被判構成制作（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刑期從四年九個月到判一緩一不等。該案主犯孟某的辯護人、北京市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律師陳漫游告訴新京報記者，12名被告人均放棄上訴。

認定為淫穢物品依據：公安鑒定及“證人購買后認為有色情內容羞于展示”

陳漫游介紹，案涉手辦有多款，其余在是否屬于淫穢物品上均無爭議，除了孟某生產的一款手辦。根據判決書，這款爭議較大的案涉手辦是一個女性跪在地上的形象，上身和下體都穿有可脫卸式內衣褲，背后有一對翅膀；胸部和關節部位做了色素沉淀，沒有特地制作乳頭，下體簡化成一條線。該作品有重慶市版權局蓋章的版權登記證。

我國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條將淫穢物品界定為：“具體描繪性行為或者露骨宣揚色情的誨淫性的書刊、影片、錄像帶、錄音帶、圖片及其他淫穢物品。”但包含有色情內容的有藝術價值的文學、藝術作品不視為淫穢物品。

一名刑法學教授對新京報記者表示，該案定罪量刑關鍵在于案涉手辦是否為淫穢物品，可由專門的機構或部門依據法律規定和相關鑒定規范，對物品是否屬于淫穢物品進行鑒定。

判決書顯示，兩名證人發現手辦對胸部和下體生殖器有明顯刻畫，其中一人怕父母看到不好，特地用帶顏色的膠帶擋住了手辦的胸部和下體；另一人覺得手辦放學校寢室不好，在家里擺放又怕父母看到被責備，一直把手辦放在房間床底下。

寶山區人民法院認定案涉手辦為淫穢物品依據的是公安機關的鑒定結論以及兩名證人對于案涉手辦的處置方式——“兩名證人購買案涉手辦后亦認為有色情內容而羞于展示，故其誨淫性不言而喻。”

廣東艾比利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周妍律師曾撰文介紹，在司法實踐中，她從相關專業人員處了解到，認定涉案手辦為淫穢物品有幾個關鍵點可供參考：是否裸露性器官（衣物是否可脫卸）；是否對外宣傳“可脫、軟體、仿真”，關鍵部位是否打碼；是否特意突出性器官；有無許可證、版權證等行政許可。

購物平臺搜索“美少女手辦可穿脫”出現的商品圖，大多 姿勢性感，衣著裸露。網頁截圖

手辦行業監管存漏洞，專家：司法介入是對行政監管盲區的必要補充

根據一審判決，12名被告人刑罰大致分為兩檔，其中三人被判實刑。許某、孟某作為案涉公司經營者，被認定為主犯，構成制作、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分別被判刑四年九個月、四年三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工廠經理被判犯制作淫穢物品牟利罪，刑期三年九個月，并處罰五萬元。

其余9人被判緩刑，包括倉庫主管，負責開模、圖紙設計的工程師和案涉手辦制作人員，以及負責統計生產數據和考勤工資的工廠文員和淘寶店運營等從犯，被判犯制作淫穢物品牟利罪，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緩刑四年。刑罰最輕的是工廠質檢員，被判一緩一。上述人員均于2024年1月被取保候審。

上述判決在網上公開后，有人表示疑問，手辦工廠文員和網店運營也受到刑事處罰，是否處罰過重？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院長王志遠教授告訴新京報記者，從犯的量刑主要取決于犯罪情節輕重、從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地位等因素。從犯罪情節層面來看，犯罪數量和犯罪金額已經達到了“情節嚴重”的標準。

王志遠教授認為，本案裁判暗合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現代轉型，司法機關對主犯的從嚴懲處彰顯了對規模化淫穢物品產業鏈的零容忍，堅守了“嚴”的規范底線，傳遞出“文化創意不得突破公序良俗”的明確信號；而對從犯的緩刑適用則體現了“寬”的處遇彈性，即對勞動者職業風險的審慎評估，充分考量了不同崗位人員的實際作用。這種“分層追責”的模式既未動搖刑法規范的剛性，也未突破刑法對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的原則，同時又通過差異化處理避免了“一刀切”治理可能引發的社會排斥效應。“普通員工如文員、質檢員等雖然參與具體環節，但考慮到其被動性、輔助性角色和其崗位職能的技術性、薪酬結構的固定性以及認知能力的局限性，法院通過適用緩刑實現了罪責刑相適應。”

被告人孟某辯護人陳漫游律師表示，孟某覺得手辦生產銷售行業作為一個近年來大力發展的新興產業，沒有行業標準，也缺少行政監管，他此前并不知道此行為會被打擊。

王志遠教授表示，當新興業態中特定行為已實質侵害刑法保護的法益時，刑法的介入具有正當性，無須以行業監管體系完善為前提。寶山區法院的判決本質上是以刑事司法權威為行業劃定不可逾越的底線標準。如醉駕入刑倒逼代駕行業標準化、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推動數據分類分級，“底線規則輸出”是激活行業自治的前提。本案從3D建模、批量生產到電商銷售的全鏈條追責，暴露出文化產品監管中的結構性漏洞，即監管部門對實體手辦的巡查盲區、平臺對衍生品的內容審核失位、行業對亞文化產品的倫理共識缺失。此時刑法作為保障法介入，恰恰是對行政監管盲區的必要補充，而非越位。

海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閻二鵬教授認為，在認定案涉手辦屬于淫穢物品的前提下，手辦行業行政監管空白反映了有關部門行政執法不力，司法機關在該案判決后可制發司法建議書給相關管理部門，督促其加強執法。比如，司法實踐中公檢法機關辦案時發現不法分子通過社交媒體賬號竊取信息，司法機關發現有關部門的管理漏洞后，對其制發司法建議，提醒他們加強管理，這體現了源頭治理的思路。

黃色手辦流向未成年人，專家：不得以“亞文化”之名突破未成年人保護紅線

根據《焦點訪談》記者的調查，黃色手辦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未成年人。一些在網上售賣的黃色手辦標注著“適用年齡為少年（7—14歲）”，一些網店的主要客戶群體標注為初中生。

該案判決書披露，兩名證人網購案涉手辦時均未滿18歲。案涉手辦并非作為藝術品展示交流，而是作為商品通過網絡銷售平臺對社會公眾公開發售，其由游戲角色衍生而來，對青少年的迷惑性更強、危害性更大。

王志遠教授認為，判決將涉案手辦納入淫穢物品范疇并非簡單擴張刑法適用邊界，而是以實質性判斷突破形式認定標準，警示行業不得以“藝術創作”“亞文化”“二次元”之名突破未成年人保護紅線。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北京市致誠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于旭坤表示，部分“二次元”手辦存在“軟色情”的問題，對未成年人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可忽視。未成年人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心智不成熟、控制能力差，對“性”有著天然的好奇心，若長期把玩含有“軟色情”的手辦，久而久之會模糊、扭曲其正確的性認知，可能導致其成為性侵害的被害者，甚至會誘發激情犯罪。

于旭坤認為，行政部門應加強對手辦行業的監管和治理力度，寶山區人民法院的判決將制售淫穢手辦行為認定為刑事犯罪，對相關責任人處以刑責，說明這起案件性質惡劣、情節嚴重，體現了法律的震懾力，有利于加強對未成年人的保護，這在互聯網時代更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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