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雙相情感障礙又叫天才病”在微博引發廣泛討論。不論是心理疾病的污名化還是過度美化，實則都在不同維度上忽略了患者面臨的真實處境。二者的危害甚至遠超過疾病本身，堪稱另一種形式的“瘋狂”。

在最近出版的新書《另一種瘋狂》中，作者斯蒂芬·欣肖坦言父親曾長期遭受雙相障礙的折磨，但由于社會對精神疾病的誤解，這個秘密被深深地埋藏于其家庭中，成為一種無法言說的痛苦。欣肖從小就生活在這種沉默的陰影下，直到大學時期才得知父親的真實病史。這段經歷不僅成為他投身心理學研究的重要動力，也讓他深刻地認識到污名對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人造成的巨大傷害，并立志改變它。

欣肖以第一人稱寫作了這本書，從一個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孩子的視角描繪了自己的成長歷程，更記述了自己家族三代人的經歷，并以此為基礎，生動展現了精神疾病污名對一個家庭產生的深遠影響。

4月10日，新京報書評周刊聯合北京新曲線出版，邀請該書作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教授、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精神病學教授斯蒂芬·欣肖，譯者之一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藺秀云，大儒心理創始人徐凱文，共同分享該書背后的故事?；顒蝇F場，欣肖講述了這項研究的私人緣起，并由此挖掘了心理疾病污名化背后的社會動因。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出現偏離正常的狀態。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更應消除污名化，秉持科學精神去探索這種現象或疾病。

以下是本次活動的對談整理，有刪減。

《另一種瘋狂：精神疾病的污名與希望之旅》，[美]斯蒂芬·欣肖 著，藺秀云、殷錦繡、唐瑩瑩 譯，2025年1月，新曲線丨人民郵電出版社。

分享嘉賓/斯蒂芬·欣肖、藺秀云、徐凱文

整理 | 申璐

雙相情感障礙：被誤診的與被污名的

斯蒂芬·欣肖：我是一名臨床與發展心理學家。我研究過有各種心理和發展問題的兒童，以及他們的家庭、學校、大腦和所在社區。

大約 30 年前，我意識到我的研究中缺失了一些東西。缺失的那個因素，正是我最初投身心理學、研究以及臨床服務的原因。那就是我在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家中成長的經歷。我的父親很棒，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哲學教授，我的母親也很出色，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的英語講師。在很多方面，我的成長環境都非常好。但成長過程中也有一些深刻、神秘且可怕的事情。我的父親會忽然毫無蹤跡地消失，每次消失長達6個月甚至 1 年。我的母親不被允許說（他去了哪里）。

直到我18歲，已經不再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才知道父親不在家是因為他患有非常嚴重的精神疾病，最初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我正確地診斷出他患的是躁郁癥，也就是雙相情感障礙。

我18歲的時候，他第一次給我講了他的故事。

在我和父親那次重要的談話之前，我并不知道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學醫學中心他的主治醫生曾明確地告訴過他和我母親，永遠不要告訴你們的孩子你患有嚴重精神疾病這件事。如果他們知道了，他們將永遠被毀了。你和你的妻子不能提及你不在家的原因。也是那次在家中他的書房里的首次談話中，他告訴我，他16歲時和父親、繼母以及四個兄弟住在加利福尼亞，第一次出現了癥狀，當時所有人都認為他患的是慢性精神分裂癥。

他開始有了非常強烈的想法。

那是什么想法呢？我的祖父，也就是我父親的父親，在20世紀30年代我父親還是個青少年的時候，曾是國內和國際禁酒運動的領導者，他會邀請世界禁酒運動的領導者到家里來吃晚餐，然后所有人都會談論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法西斯主義者。

我的父親很聰明，對歷史也很了解。他非常擔心那些訪客對法西斯主義即將到來的警告。在7天的時間里，他無法入睡，整晚都在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的街頭徘徊，直到他有了一個新想法。他腦海里有聲音在對他唱歌，拯救自由世界。在他在街頭徘徊的第7個晚上，他不知道該如何拯救自由世界，而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這個新想法就是，如果他張開雙臂，它們就會變成翅膀，他就能飛起來，自由世界的領導人會目睹他的飛行，然后阻止法西斯主義。

1936年9月6日，太陽升起的時候，他回到了家，爬上了長著花的棚架，然后到了屋頂，脫下衣服，張開雙臂飛了出去，只不過他的飛行只持續了1 秒鐘，就摔到了下面的人行道上。他的三個哥哥和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弟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們從房子里沖出來，看到小維吉爾，也就是我的父親，失去了意識，在屋頂下面的人行道上流血，他們叫了急救隊。他先是被送到了一家綜合醫院，然后又被送到了一家成人精神病院。

那家醫院是一家成人公立醫院，他是那里最年輕的病人。他認為法西斯主義者在醫院的食物里下了毒。我父親是個高大強壯的運動員。他剛入院的時候體重 180 磅。他不再吃東西，只喝水，最后體重降到了115磅，院長甚至叫來了我的祖父幫忙進行臨終圣禮。

他在那家我們現在會稱之為“蛇窟”的醫院里呆了6個月。奇跡的是，第二年春天，他在幾天內就康復了，然后出院了。自從那次臨終圣禮后，他就和家人沒有聯系了，腦海里的聲音也停止了，他變得更加理智。最后他出院回家完成了高中最后一年的學業。但家里人決定不談論這件事，因為這會很丟人，而且可能會破壞他的康復。

他有一段時間康復了。他去了斯坦福大學。他獲得了獎學金，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他和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一對一地學習了一年。他結識了偉大的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還就愛因斯坦的道德哲學對他進行了采訪。

就這樣，我父親輝煌成就與嚴重精神疾病并存的人生開始了。當他完成了關于科學哲學的博士論文時，他認為自己可以通過心靈感應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他又一次精神錯亂，被送進了費城州立醫院。費城州立醫院真的是個“蛇窟”。男性病房里有近7000名男性病人，而病房只能容納大約1500 人。而且那里還有淺墳。我父親每周都會被工作人員和同病房的病人毆打，而且同樣沒有得到任何治療。他開始認為自己被關在德國或波蘭的集中營里。他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叔叔去探望他，想帶他出去透透氣。但我父親說：“不，我在集中營里，我們倆都會被槍斃的?！边@是妄想，他其實在費城郊外，但從另一個層面來說，他所在的醫院和集中營非常相似。

我父親又奇跡般地康復了，成為了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哲學助理教授，在一次相親中認識了我的母親，我母親當時是英語專業的研究生，然后他們結婚了。然而，在他們訂婚后，我父親對自己的精神疾病和住院經歷只字未提，因為這太丟人了。所以在我出生、我妹妹出生時，在我們出生期間，他又因為躁狂和抑郁的復發住進了其他醫院。

當時有治療精神分裂癥的全新藥物。因為誤診，他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還接受了很多次電休克治療。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不在家，我認為這是我的錯。如果我是個更好的兒子，也許他就會留下來。如果我敢問他是去了哪里，也許他又會離開。

在經歷了多年的神秘、沉默和父親的缺席后，我的母親照顧著這個家，但沒有告訴任何人（父親的情況），因為她不被允許說。最終，在我上了大學后，我父親向我敞開了心扉。那次初次談話不僅激勵我投身心理學，與孩子們一起工作，最終還讓我研究污名化的問題。但這也讓我感到恐懼，因為我覺得自己可能就是下一個要被送進可怕的精神病院的人，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告訴任何人（父親的情況）。

在接下來的 25 年里，我完成了大學學業，管理過針對神經發育障礙兒童的夏令營和學校，還獲得了自己的博士學位。在這期間，我和父親每年會進行三四次長談，更深入地探討他的精神疾病。

在大學畢業前，我說：“不，這不是精神分裂癥，這是雙相情感障礙。” 我通過伯伯（他是一位心理學家）說服了父親的醫生，給他作出了正確的診斷。我父親最終開始服用鋰鹽，有一段時間沒有了癥狀。

他發表研究論文和書籍，教過成千上萬的學生，在國內和國際上進行演講，而我自己也經歷過抑郁，有時還很嚴重。在職業生涯中期，我意識到……現在我需要研究我們家所遭受的污名、羞恥和沉默。

我父親有五個兄弟，其中兩個患上了物質濫用和成癮障礙。還有一個患上了嚴重的焦慮癥。為什么我父親會患上雙相情感障礙呢？我認為有三個原因。首先，他的生母在他三歲時去世了，死于癌癥手術。3到4歲失去父母的孩子，日后很容易患上情緒障礙。

其次，在我祖父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我父親的母親去世后，他再婚了，娶了一位非常嚴厲的傳教士，就像我祖母曾經一樣，她曾去過南美洲傳教。她覺得維吉爾是個非常聰明且虔誠的男孩，可以被培養成一名牧師。所以她會因為一些小過錯就殘酷地懲罰他。他遭受了身體上甚至是性方面的虐待。這是人們患上精神疾病的另一個原因。

第三，他無疑攜帶了那些高度預示著會患上雙相情感障礙的基因組合。雙相情感障礙可能會受到早期經歷和創傷的影響，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遺傳疾病。在我父親生命的最后幾年里，我開始談論他，并撰寫關于他的這本書的草稿，這花了我很多年時間。我父親患上了一種類似帕金森癥的疾病，我認為部分原因是誤診，他接受了錯誤的藥物治療和錯誤的電休克治療。

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個晚上，我和父親在游泳池邊交談。他說：“兒子，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希望自己得的是癌癥?！蔽艺f：“你怎么會這么想呢？”“想想‘精神疾病’這個詞對一個哲學家意味著什么。這是一種疾病，是精神方面的，是想象出來的。如果我得的是癌癥，也許我就能原諒自己了。但我知道我所有的發病都是我的錯?！奔词乖谖腋赣H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對污名化的認識也在不斷加深。

這本書是為了把我父親、母親和妹妹的經歷記錄下來。它是為所有經歷過精神疾病的家庭而寫的，實際上幾乎所有家庭都有這樣的經歷，因為精神疾病并不罕見。這本書也是為了傳遞一個希望的信息，那就是如果我們能夠打破沉默，展開對話，治療方法就會被研發出來。

家庭不必再默默忍受痛苦，整個人類都可以進步。

最后，我們應該來討論一下。“污名” 是一個強大而丑惡的詞。我們形成刻板印象，我們有偏見，我們進行歧視，但污名化的影響還不止于此，因為它會將人非人化。在我父親十幾歲、年輕的時候以及中年的時候，他在住過的那些醫院里，受到的待遇都不像個人。一旦我們認為，比如，某個精神錯亂的人不像個人，我們就會疏遠他們，甚至消滅他們。

來自國內一線觀察：心理疾病污名化的變遷

劉冰云：這本書對于我們從整個層面抵抗改變污名化會帶來哪些改變？

藺秀云：欣肖教授在祛除精神疾病污名化方面貢獻卓越，而我也希望能將他的這份心愿傳遞到中國。在我從事家庭治療工作的過程中，遇到過不少患有抽動障礙或抑郁癥的孩子，他們的家長大多抗拒前往精神類專科醫院。面對這種情況，我通常會建議家長帶孩子去兒童醫院，因為兒童醫院相關科室的主任來自安定醫院，這樣更容易讓家長接受。

往前追溯，在我小時候，身邊也有一些被大家稱為 “瘋子” 的人，實際上他們是未得到妥善精神治療的患者，當時大家也不知如何提供幫助。就像我的伯母，多次前往精神病醫院住院，周圍人都對她避之不及。這足以說明，過去人們對于精神疾病的認知、治療手段以及相關知識的傳播都極為有限。

劉冰云：徐凱文老師，您長期扎根國內，始終奮戰在一線心理治療工作崗位上，而且還是我們這本書的首批讀者。請您講講國內心理疾病的現狀，尤其是在污名化方面的情況，以及這些年來這方面是否發生了一些變化？

徐凱文：我是一名精神科醫生，1997 年從醫學院畢業后就開始從事精神科工作，至今也快 30 年了。在這期間，我察覺到一個變化：以往，各地的精神病院往往都有外號，很難想象綜合性醫院會有這樣的情況，但精神科醫院卻普遍如此。例如，我曾就職的蘇州廣濟醫院，其所在地原來有個別稱叫“四擺渡” ，它本是一個地名，卻被用來罵人，比如說 “你這人該去四擺渡” 。還有，大家都知道上海宛平南路600號，以前這也是個不太好聽的說法，現在已經時尚化了，這就是非常成功的去污名化的一個例子。

然而，從相關數據來看，情況并不樂觀。2009 年發布的一項全國性流調顯示，中國人精神障礙患病率為 17.5%。但在這 17.5% 的患者中，僅有 8% 的人尋求過幫助，真正得到幫助的更是只有 5%。需要說明的是，這項調查是 2005 年開展的，2009 年發表的文章，這就是多年前我們所面臨的狀況。

然后，我想舉一個例子，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欣肖教授主要介紹的是重型精神病的相關情況，然而實際上，人們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并非僅局限于重型精神病范疇。事實上，我們似乎普遍對心理疾病存在恐懼心理。我有一個印象極為深刻的小例子，大概在 10年前，我還在中國心理學會注冊系統做秘書長，我們收到一起嚴重投訴：一位來訪者與咨詢師發生了性關系，這嚴重違反了咨詢倫理。

在調查處理過程中，我發現一個現象。一位我十分尊敬的前輩咨詢師，其道德人品和專業能力都無可挑剔，但他當時的反應——后來我發現很多資深心理學家以及不少精神科醫生都持有類似觀點——他們認為，一個年輕女孩與比自己大幾十歲的咨詢師發生性關系，是因為女孩屬于邊緣人格障礙，無法控制自身情緒和行為，才會做出這種草率且自我傷害的行為，仿佛錯都在女孩身上。

當時，作為咨詢師或精神科醫生，竟然也會對病人存在這樣的歧視，這讓我大為震驚。無論來訪者是否 “瘋癲”，是否有情緒障礙，這都絕不是侵犯她的理由，然而這樣的觀點卻公然被拿出來討論，所以我開始關注這背后的問題。

再比如，在大學研究生錄取過程中，我留意到很多導師一旦聽聞學生有精神疾病病史，他們就會有一種回避的傾向。我覺得，實際上這并不是歧視，而是一種恐懼，他們害怕學生因心理問題出現狀況而連累到自己。

所以我認為，這背后反映出人們對精神問題存在深深的恐懼與歧視，患病的人似乎被當作異類遭到排斥。從精神病學的歷史來看，這是一個極為顯著的現象。甚至在中世紀，人們會用火刑、水刑等殘酷方式對待精神病人。所以，文明在不斷地進步。

污名化背后：恥感與歧視的根源

劉冰云：如今，心理疾病在當今社會已為大眾所熟知，逐漸走入大眾視野。然而，心理疾病的污名化現象卻依舊頑固地存在著。那么，究竟是什么導致心理疾病被污名化？在流行文化中，又存在哪些對心理疾病的典型誤解呢？

斯蒂芬·欣肖：自從我們成為一個物種以來，精神疾病就一直伴隨著我們。它并非罕見之事，也不是令人憎惡的東西。大多數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如果能得到治療，如果能得到同情和理解，如果能接受教育并找到工作，也許可以康復。

不過，讓我們回到人類物種歷史的早期，那時人類生存難度非常大。我們的捕食者比我們體型更大、速度更快，除非人們相互合作、具備很強的社交性，并且花費大量時間養育后代——畢竟我們生來就是社會性的動物。

但如果我們人類總是積極親近社會且總是輕易信任他人，我們可能會成為存在以下三類問題的人的受害者。

其一，你是否患有傳染性疾?。课覀冏詈秒x你遠些。

其二，你會不會欺騙我？在生意往來或者私人關系中，你會不會不給我應得的回報？

其三，你的外貌、行為舉止以及宗教信仰與我差異巨大，以至于你可能屬于另一個不同的部落？

所以，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如果我認為你有可能有傳染性疾病，或者我認為你在與我打交道時不會恪守道德規范，又或者我認為你與我差異太大，你的部落可能會壓倒我的部落，那么我就會傾向于將你推開，認為你與眾不同，認為你不值得交往。

而有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看起來似乎沒有相同的“道德標準”。他們說話不講道理，也許還會騙走我應得的東西。如果我認為你有精神疾病，不只是因為你品行惡劣，而是因為你的大腦有問題呢？是你糟糕的基因導致的，我可能就會開始覺得你不太像個人，你不太算是我們這個物種的一員。

所以在歷史的長河中，在各種文化里，對那些行為不理智、看起來不聰明或者可能有反社會傾向的人的污名化無處不在。

在不同的文化中，它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我們仍然知道，沒有哪個社會是不存在這種污名化現象的。如果公眾因為你的宗教信仰、膚色、行為，也可能是因為你的精神疾病而對你和你所屬的群體抱有污名化的態度，那么作為當事人，你很清楚社會的看法。在過去，這種看法可能是通過篝火旁講述的故事傳播，而如今則是通過社交媒體傳播。很可能發生的情況是，你會將這種污名內化。

（你會覺得）我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我不如那些心理健康的人。一旦你將這種羞恥感和自我貶低內化，會產生什么后果呢？其中一個后果就是，你會認為自己不配接受治療。難以獲得治療還有其他原因。我們沒有足夠的醫生，但即便是精神病醫生和心理學家也會受到污名化，因為我們是和“瘋子”打交道的。

最后，如今的一些政策加劇了這種污名化現象。你找不到工作，無法完成學業，你被認為毫無價值。無論是媒體，包括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一旦你行為不理智，濫用藥物，或者看起來與常人相差甚遠，你就會被視為異類。在美國，你甚至會被以不同的方式來刻畫，尤其是當你無家可歸時。由于這種污名化，你會被排斥，像我父親那樣被送進糟糕的醫院，或者被送進那些與常規教育體系脫節、處于社會主流之外的特殊學校。缺乏社交聯系會讓人感到孤獨、孤立，進而加重精神疾病。

要消除這種污名化，就意味著要改變政策，樹立不同的媒體形象，促進人們與外界的接觸，讓他們有機會獲得工作和接受教育，更重要的是，要讓那些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患有多動癥的人以及患有孤獨癥的人恢復人性尊嚴。他們并非全是缺陷，有些人有很多優點，只要我們能給予他們基于可靠證據的良好治療，他們是能夠有所成就的。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藺秀云：為什么大家會對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存在病恥感與歧視呢？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大眾對這類疾病缺乏了解。以變態心理學的歷史為例，早期有頭蓋骨鉆洞術，人們試圖通過這種方式讓瘋狂的想法從腦袋里 “跑出去”；后來還有諸如毆打患者、強迫其吃污穢物等荒唐做法，認為疾病是附體所致，想通過讓患者難受來驅趕。直至現在，很多人對心理疾病依然一知半解。比如抑郁癥，我們常說它類似 “情緒感冒”，身體感冒時，大家都清楚發燒等癥狀，也會積極治療。但對于抑郁癥，尤其是四五十歲的人群，很多人出現軀體化癥狀，身體疼痛不適，去檢查卻查不出問題，實際上可能是抑郁、焦慮或者神經衰弱（神經衰弱屬于焦慮障礙的一種）?？纱蠹也⒉磺宄@背后的原因。像更為嚴重的精神分裂癥和雙相障礙，雙相障礙在躁狂期，患者會出現失控、失去自制力的癥狀，甚至打人，這讓大眾覺得十分可怕。而且這些患者若得不到良好治療，往往難以正常工作，抑郁和精神分裂癥對人的社會功能、工作能力損傷極大，即便病情好轉，大眾仍覺得他們會受影響。

還有一個例子，我們的“變態心理學”課，每年會帶學生去醫院里見習。學生們去之前，總認為精神病患者狀況糟糕。但回來后，學生們經常會說：他們好像都挺正常的，除了會有一些妄想或幻覺的癥狀，其他方面還好。很多人覺得精神分裂癥患者會打人，卻不知道往往是患者受到言語攻擊或歧視后才反擊，大家誤以為他們天生具有攻擊性。這都體現出大眾對疾病本身缺乏認知。

其二，因為不了解，所以容易產生恐懼。精神分裂癥患者會打人，躁狂患者會在微信群瘋狂罵人，甚至有大小便失禁等失控行為，人們不清楚這是什么病癥，也不知道會對自己產生何種影響，未來又會怎樣發展，出于恐懼便選擇遠離。大眾隱隱約約覺得這些是 “精神病”“瘋子”，進一步加劇了這種遠離。

還有一點，Stigma（污名）這個詞，它意味著身體表面的文字標記或烙印。最初來源是在奴隸身上給他打一個標記，標志著特定的身份，但凡某一個群體有這樣一個標記，就特別容易被歧視。

徐凱文：對于污名化問題，我深有感觸。醫學院畢業時，我本可以選擇任何科室，卻選了精神科，結果我父親的反應是要和我斷絕父子關系，因為他覺得這太丟人了。我之前在蘇州廣濟醫院工作，這家醫院至今已建院100周年，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三座精神病院，當時的老院長告訴我，我是醫院歷史上第一個自愿做精神病科大夫的人，這在當時顯得十分瘋狂。由此可見，大約 30 年前，精神科所遭受的污名化極為嚴重，人們對精神病人的歧視甚至延伸到了精神科醫生層面。

聽欣肖教授講述他父親的經歷，我產生了一個想法，不確定能否算作問題，想與教授探討。關于污名化，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視角來看。以他父親的病情為例，最初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后來又被診斷為雙相障礙，我非常理解這種情況。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可能連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都尚未確立。我曾查閱我國第一版的精神疾病診斷分類標準，上面僅有寥寥幾行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連疾病名稱都未統一。在那個年代，人們對精神疾病的認知極為膚淺，恐懼正源于此。

另一方面，欣肖教授的父親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那時沒有藥物治療，他長期住院，甚至有時會消失長達一年。然而，他身為哲學教授，能與羅素對話，還能采訪愛因斯坦。盡管他的癥狀會間歇性發作，但可以想象，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里，以精神疾病的標準衡量，他是正常的。

這讓我想起我遇到的一個特殊病人。我在醫院當實習生的時候，曾有過一個帶教老師，她是科主任，是這個領域非常厲害的醫生，醫術非常精湛，是一位平時非常嚴肅的專家。兩年后，她卻成了我的病人，而且病情嚴重，她患的是雙相情感障礙，還是快速循環型。所謂快速循環型，就是早上我查房時她還處于抑郁狀態，跟我說想自殺，丈夫在一旁監護；到了中午，她就興奮得滿病房跑，需要有人時刻看著，以免她跑掉，那時她自我感覺特別好，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你可以看到，這看起來真的非常生物性，但是其實，在她一生中大部分時候，她都是一位非常優秀的醫生。

我還接觸過一位如今80多歲的美國精神科醫生，他說在20世紀50年代精神分裂癥藥物出現之前，有些病人能夠自愈。欣肖教授父親的那個年代，既沒有治療精神分裂癥的藥物，也沒有治療雙相障礙的藥物，但他父親的病情也有自然緩解期，且持續時間很長。

所以，我們需要對人類精神疾病有更深入、更深刻的認識與理解，而不是簡單地給病人貼上標簽，將他們視為異類。說實話，有些情況令人擔憂，因為我們并不清楚精神疾病的病因究竟是什么。雖說我們常認為精神疾病與遺傳有關，可能存在基因因素，但至今沒有任何一種精神疾病能夠通過明確的基因診斷出來。這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出現偏離正常的狀態。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更應消除污名化，秉持科學精神去探索人類的這種現象或疾病。

愛和工作是治愈的良藥

劉冰云：對于患者及其家人來說，他們身處污名化影響的中心，外界異樣的眼光時刻都刺痛著他們，不光是患者，也包括患者的家人。那么在這樣的艱難的處境下，患者和家人應該怎樣去調整心態，積極應對？當他們需要幫助的時候，又可以通過什么樣的渠道去求助？

斯蒂芬·欣肖：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減少污名化需要在多個層面進行改變，比如制定允許公開透明而不是歧視的政策，改變媒體形象，創造接觸和人性化的機會，但在對抗污名化的斗爭中，最有力的武器或許是提供良好的治療。

一旦治療方法變得可用且可及，帶來的改變將是巨大的。比如，研究艾滋病患者是否接受了治療，結果是，如果患者接受了治療，污名化的比例會降至15%。因為這是一條雙向的道路，社會在情感和行為方面需要有更廣泛的可接受范圍，只要這些情感和行為對他人沒有威脅。所以，污名化的惡性循環就是指責、排斥、孤立，這會導致患者內心抗拒治療并且無法獲得治療。

我就再快速說一點，我們大多數人，至少在美國人的觀念里，向別人承認自己狀態不好、情緒低落、缺乏動力，被認為是軟弱的表現。你必須保持高效，你必須保持積極。但實際上，承認這些是一種堅強的表現。我們會保養汽車，但我們卻不太會保養自己。美國的運動員和中國以及其他地方的運動員一樣，都必須有高水平的表現。

據我所知，為職業球隊工作的運動心理學家們面臨一個問題。運動員們會去檢查膝蓋、跟腱和肩膀，但他們卻不進行心理方面的檢查。用新的說法來講，現在很多職業球隊都有他們所謂的 “頭部以上的檢查”，并將其視為常規檢查。

現在這已經是大家都會做的事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最佳表現。我們必須改變社會規范，這樣一來，關注自身的健康不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對自身健康也是最有幫助的。

徐凱文：關于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我想通過兩個案例來說明。

我接過一個案例，有個學生要退學，輔導員不知道如何應對。后來，我就請輔導員把這個學生帶過來。這個學生精神分裂癥發作的時候會在社交媒體上說了一些胡話，因為他當時有被害妄想。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他得了這個病，不正常。后來，他經過治療已經痊愈，并回到了學校。但是，因為用藥以及病恥感的緣故，他覺得自己跟不上課程，覺得待在學校里特別難受，所以他就想放棄學業。然后，我評估了他的情況。他回來以后第一個學期的成績沒有原來好，但是都是70多分，也就是說他是可以完成學業的，他并不是考試考得一塌糊涂。我就想勸他繼續學習，不要輕易放棄。

我送給這個學生一本書，這本書的作者應該是欣肖教授的好友，因為她給《另一種瘋狂》寫了書評。她是美國南加州大學的法律學和精神病學教授，叫埃林·薩克斯。她寫了一本書叫作《我穿越瘋狂的旅程》，這本書的內容就是記錄她自己。作為一個精神分裂癥患者，她有幻覺、妄想、思維破裂，情感倒錯等等癥狀，都太典型了，可以說是教科書級的精神分裂癥。但是她經過治療，包括藥物治療和長期的心理治療，不僅保持了病情的穩定，還能夠擔任大學教授，這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在TED（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的英文縮寫，即技術、娛樂、設計，是美國的一家私有非營利機構）演講的最后，用了弗洛伊德的話：愛和工作是治愈的良藥。這句話很不精神分析，但是非常有道理，這是她自身經歷的總結，她得到丈夫的愛、朋友的愛以及她一直在從事的工作。我把這本書送給那個學生，請他好好讀一下，告訴他其實她的病比你更嚴重，也跟你一樣在名校，似乎一下子從神壇上跌落，但實際上是完全可以康復的。

后來，這個學生就開始接受我的心理咨詢，一直到畢業。他現在很健康，在做很好的工作，我們現在還有聯系。所以我要說的是，事實上，這類疾病沒有那么可怕，哪怕是最嚴重的精神分裂癥也是如此。

另外一個層面是我們怎么看待精神疾病的問題。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把它看得太神秘，可怕或者賦予它特殊的文化意味在里頭。

我的一位來訪者，她是很漂亮的一個女孩，有一次在地鐵上被猥褻，不是最嚴重的程度。當時她受到了極大的驚嚇，逃離了地鐵，給家里人打電話，讓父親來接她。她父親趕來后的做法，我覺得非常好。實際上，對性侵受害者心理治療的最困難之處，并不是創傷本身，更不是身體創傷，而是他們會認為“我被侵犯了”“我不干凈了”“我的一生會被這次性侵毀掉，所以我沒有辦法更好地生活了”。這個觀念并不是完全不合理，因為確實會有這種歧視，文化上的這種stigma。那位父親是這樣跟女兒說的：女兒，你今天受到的傷害真的是很嚴重的傷害，但是這個傷害跟你今天遇到流氓把你打了一頓是一樣的，你受到了傷害是真實的，你經受的痛苦是真實的，這就是一切，不要賦予它更多不恰當的、遠遠超出傷害本身的負面意義。

所以，就如剛剛欣肖教授最后講的，他父親的感受，我覺得是非常關鍵的——他寧可得癌癥失去生命，也不想得精神疾病。這是因為我們對精神疾病本身的恐懼，以及賦予它太多疾病以外的內涵。如果我們能夠改變這一點，那這個問題就會得到更好地解決。

分享嘉賓/斯蒂芬·欣肖、藺秀云、徐凱文

整理/申璐

編輯/張瑤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