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90%來自能源體系，其低碳轉型是“雙碳”戰略的核心，更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關鍵。近年來，我國能源低碳轉型表現亮眼，但在某些方面亦有所失衡。本文基于官方公布的政策目標和統計數據，解析我國能源低碳轉型的階段性進展、相關挑戰與投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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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低碳轉型的階段性進展

自從啟動“雙碳”戰略以來，我國以《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行動方案”）為核心綱領，推動能源低碳轉型，以發展可再生能源、降低化石能源消費等為主要途徑。本文根據“行動方案”中能源達峰的量化目標，并結合我國當前能源消費結構，對能源低碳轉型的階段性進展加以梳理，得出下述四點觀察。

◎ 首先，過去幾年國內新能源基礎建設發展超乎預期，新型儲能裝機容量、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均已提前達標，新增水電裝機容量也達到階段性目標。尤其是，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量更提前完成2030年目標，其間努力應予肯定。

◎ 其次，隨著新能源基礎設施的鋪設，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量與消費占比穩步提升。截至2023年，國內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17.9%，接近設定于2025年達到的20%目標。2023年非化石能源消費量較2020年增加29.2%，而風電、光伏等清潔能源的發電成本在過去十年分別下降60%和80%，表示可再生能源發電的運用漸趨成熟、經濟性大幅提升。

◎ 第三，我國化石能源在達峰進程中，非化石能源消費替代亟需突破。依據國家統計局，我國能源消費總量與化石能源消費量逐年遞增，反映整體能源和化石能源至今均未達峰。這表示能源需求依然強勁，而當前非化石能源供給無法滿足新增需求。同時，作為化石能源消費要角的煤炭，其消費占比從2020年的56.9%緩慢下降至2024年的53.2%，雖和中長期消費占比10%的目標差距仍大，但在清潔能源加速發展下仍有望擴大退出規模。

◎ 第四，非化石能源供給部門與交通、工業、建筑等終端用能部門的鏈接比較薄弱。從官方統計看，我國2022年單位生產總值能源消耗較2020年下降近2%，2024年下降超過3%，但和“行動方案”提出的13.5%目標仍有較大距離。背后原因可能與非化石能源供應商和生產制造部門尚未緊密合作有關。換言之，新能源基礎設施雖已大規模鋪建，體現于非化石能源裝機量等方面，但目前使用場景顯然不足，以致并未對工業部門等終端消費方產生顯著影響。

▲表1 “行動方案”中的目標及其進展現況

整體而言，在拓展非化石能源供應方面，我國已取得令人欣喜的階段性成果，但能源低碳轉型的整體進程呈現一些失衡現象，如非化石能源裝機量與消費量增速不匹配、非化石能源供給與終端消費的傳導鏈條不全等，相關挑戰亟待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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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低碳轉型的中期挑戰

能源低碳轉型面臨不少中期挑戰，以下三個最須關注。

◎ 第一個挑戰關乎化石能源退出的客觀約束與經濟矛盾。首先，客觀約束在于能源的安全可控與供應保障方面。非化石能源有穩定性差、能源效率低等問題，應用受到限制，目前仍須以化石能源作為基礎。同時，當原油與天然氣仍仰賴進口時，煤炭是我國能源安全的穩定盤，即便在理想脫碳情景下，我國預計2050年的煤炭消費占比仍在5%~10%之間。此外，經濟矛盾在于煤炭產業的轉型與退出，包括煤炭企業的巨額負債與工人安置問題。

◎ 第二個挑戰關乎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階段，目前處于擴張階段末期，亟需切換新業態。從風光電為主的可再生能源產業看，在經歷多年高速發展后，弊病叢生，造成金融資源閑置，產業供給過剩。因此，目前面臨出清產能、優勝劣汰、利潤低迷等問題，有待整改、調整、再出發。

◎ 第三個挑戰關乎清潔能源技術發展滯后，與新增能源需求脫節。近年來，全球在光伏、風能、水能等領域雖有拓展，但它們高度依賴自然環境，穩定性較差、能量密度較低，難以覆蓋新增能源需求。這些痛點驅動了氫能、核能以及固態電池的發展，但至今三者都面臨技術瓶頸：氫能制備有經濟性、儲運安全等問題，可控核聚變技術處于概念驗證階段，固態電池標準有待建立。總之，至今相關技術仍未能滿足下游應用市場的需求。

面對問題，當然有因應的對策，諸如以負碳技術搭配化石能源退出以展開凈零對沖、加大新興能源技術孵化并配套全生命周期技術咨詢等。但任何對策都涉及資源投入，金融資源尤其重要，那么，目前能源低碳轉型投資有何特征? 是否有助于緩解上述轉型挑戰? 抑或，相關投資特征反而更凸顯這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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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低碳轉型投資的特征

依據彭博新能源財經統計，2024年全球能源轉型投資創歷史新高，突破2萬億美元。其中，我國投資額8180億美元，遠高于位居第二的歐盟（3808億美元）和位居第三的美國（3380億美元），為全球貢獻三分之二的增量。同時，我國能源轉型債務融資規模為全球第二，2024年新債發行額高達1687億美元，增長勢頭強勁。結合細分領域投資分布與金融工具融資占比，本文發現我國能源轉型投資有三個特征。

◎ 第一個特征關乎我國能源轉型投資的領域集中度。我國能源轉型投資總量龐大，但約有90%的投資集中在電氣化交通、可再生能源（供應）以及電網建設三個領域。相比之下，核能、氫能、儲能、清潔工業、清潔航運五個領域的投資總額占比約僅10%。電氣化交通等三個高投資集中度的領域均已耕耘多年，技術成熟度高，核能等五個等低投資集中度的領域才興起幾年，技術成熟度較低，兩者對比，凸顯了未來待努力的投資方向。

◎ 第二個特征關乎我國能源轉型產業鏈投資與消費端投資建設之間關系薄弱。在產業政策引領下，我國產業上下游協同發展關系明確，清潔能源供應領域尤其凸出。光是2024年，國內在太陽能產業上游的多晶硅和組件以及電池產業上游的分離器、電解液、精煉廠等投資就高達900億美元，約占全球相關投資總額的80%，主導全球產業鏈發展。但光伏產業鏈的全面發展卻并未帶動下游用能端的投資建設，清潔工業領域的能源轉型融資占比僅1%，表示我國由需求端驅動的能源低碳轉型仍有待開發。

◎ 第三個特征關乎我國能源低碳轉型相關的金融工具發展不均。轉型融資一直由債務融資主導，股權融資居于次要地位。以2024年為例，我國能源轉型相關的債券新發行額約1687億美元，而一級市場新能源新增股權融資僅113億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5倍！這表示，風險較低、現金流相對穩定的電網、光伏、能源類公用事業建設資產獲得更多融資，而風險更高、不確定性更大的能源科技類企業獲得的金融資源卻較少，明顯不利于前沿技術的創新。

總之，我國能源轉型投資為全球能源轉型提供巨大動力，但在細分投向領域、縱橫關系聯動、融資工具選擇等方面有所失衡，對轉型挑戰并未提供針對性的金融支持，反有背道而馳之嫌。在能源低碳轉型初期，投資失衡雖不可免，但必須構建支撐，提供必要的金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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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構建能源轉型投資的三大支撐

能源低碳轉型需要政策推動、技術驅動，但投資撬動亦不可少。從當下的轉型發展和投資現況看，能源轉型投資必須進一步與下游產業發生聯動，也必須進一步與轉型技術發揮作用。展望未來，本文以建構能源轉型投資的三大支撐總結，以期夯實能源轉型的金融保障。

◎ 首先，能源轉型投資需要政策引導方向，尤其在優化產業鏈高質量發展、促進跨部門協同聯動方面。關于產業提質增效，去年國家能源局出臺《關于做好新能源消納工作，保障新能源高質量發展的通知》，有望加速推動細分領域行動方案的落地。關于跨部門協同，今年交通運輸部等十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推動交通運輸與能源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成為首部融合能源與終端用能部門的政策指引，為跨部門協同發展提出短中期的量化建設目標。期待未來工業制造、建筑等其他領域出臺類似指引，加強驅動能源轉型投資。

◎ 其次，能源轉型投資需要針對性金融機制的推動，引導更多金融資源流向能源科技與創新領域，以扭轉目前在細分投資領域、技術偏好、融資工具選擇等方面的失衡局面。在此，傳統綠色金融的保守性與綜合性顯然難以符合顛覆式技術的投融資需求，能源技術創新需要更具突破性的機制，借助科技金融做為綠色金融的定向補充。

◎ 第三，能源轉型投資需要配備更佳的市場生態，包括構建投資者梯隊、完善市場機制、優化投資環境等。多元化的投資者梯隊建設可降低場域風險，擴大能源轉型融資規模，吸引私營部門資本。健全市場機制可為投資者提供多元投資交易渠道和退出路徑，促進金融資源高效流轉。良好的投資環境有利于技術孵化、提高投資回報，從而激勵創新，促進投資參與。

以上解析我國能源低碳轉型的階段性進展、相關挑戰與投資展望，轉型路途遙遠，過程曲折，暫時性失衡后所難免，而金融投資應當承擔重任，為能源轉型保駕護航。

邱慈觀，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可持續金融學科發展專項基金學術主任；趙圣，可持續金融學科發展專項基金研究專員。

內容來源｜澎湃新聞

圖片來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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