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的晉南寒風刺骨，八路軍115師警衛員攥著牛皮公文包的手沁出冷汗。包內三萬法幣的油墨味混著硝煙，在太行山麓的小徑上飄散。參謀長周昆留下“軍餉對半分”的字條后，消失在通往第二戰區司令部的山道上，從此再無音訊。

這位參加過秋收起義、走過長征的八路軍將領，為何在國共合作抗日之際攜款失蹤？是經不起誘惑的叛逃，還是暗藏殺機的意外？

當延安方面翻遍晉陜大地，連國民黨情報系統都查不到蛛絲馬跡時，這樁懸案已然成為刻在抗戰史冊上的一件奇事。

一、武漢會議后的心理裂痕

1938年1月的武漢街頭，掛著青天白日旗的別克轎車碾過積雪。剛參加完國共聯席會議的周昆，在八路軍駐漢辦事處拍著桌子抱怨：“他們（國民黨將領）住公館坐汽車，我們倒像叫花子！”據《彭德懷傳》記載，這番牢騷引得彭德懷勃然大怒：“你要是眼紅，現在就脫軍裝去當寓公！”

這番爭執被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記錄在1938年1月23日的日記中：“周參謀長情緒低落，言談間屢提待遇不公。”

當時八路軍高級將領月津貼僅5元法幣，而國民黨同級別軍官收入超其百倍。但令人費解的是，周昆在井岡山時期經手過蘇區金庫，從未有過經濟問題記錄。

二、失蹤當日的反常細節

2月22日清晨，周昆帶著貼身警衛前往臨汾參加軍事會議。第二戰區《會議紀要》顯示，當天他領取了115師全體將士的6萬元軍餉。返程途中，他突然將裝有3萬元法幣的公文包交給警衛員，囑咐“務必交王秉璋科長”，自己則聲稱“另有要務”。

時任作戰科長的王秉璋在回憶錄中寫道：“打開包裹時鈔票捆扎整齊，附信字跡工整，完全不似倉促所為。”

更蹊蹺的是，周昆特意注明“六萬軍餉各分其半”，這種“留一半暴露一半”的做法，完全不符合攜款潛逃的常規邏輯。警衛員后來向保衛部匯報：“參謀長往霍州方向去了，說要見個故人。”

三、五條線索的生死推演

延安保衛部當年列出五大偵查方向：叛逃國民黨、投日、回鄉隱居、遭劫遇害、秘密任務。1950年湖南省公安廳的清查檔案顯示，平江縣周氏宗族1949年前無人購置田產；臺北“國防部”2006年解密的《投誠人員名錄》中未見周昆記錄；日本防衛廳《華北治安戰》檔案亦無相關情報。

最關鍵的物證——3萬法幣始終未現世。按1938年物價，這筆錢能在上海購置兩棟洋樓，但當年上海《申報》的社會新聞版從未出現“神秘富豪”相關報道。經濟學家馬寅初曾撰文指出：“法幣在黑市兌外幣需特別渠道，非行家難以操作。”這對出身行伍的周昆而言，幾乎是不可逾越的技術障礙。

四、太行山道的血色疑云

2015年在霍州發現的民國警察局檔案，揭開另一重可能。1938年3月2日，當地鄉民在韓信嶺山洞發現無名男尸，“著灰布軍裝，身中三彈”。雖然尸體已腐敗難辨，但口袋內殘留的“115師特供煙絲”與周昆警衛員的供述吻合。

該區域當時活躍著多股勢力：閻錫山部騎兵連、日軍便衣隊、民間武裝“黑虎寨”。曾任太岳軍區敵工部長的劉志堅回憶：“第二戰區周邊常有偽裝成八路軍的劫匪。”

若周昆真攜帶巨款獨行，極可能成為各方勢力的獵物。1982年原國民黨軍統晉南站站長沈醉的交代材料提及：“1938年春確有針對八路軍將領的劫殺計劃。”

五、歷史迷霧中的多重鏡像

2001年俄羅斯公布共產國際檔案，其中1938年4月季米特洛夫致延安的電報里，赫然寫著“周昆同志赴蘇治病”。但中央檔案館查證，當年赴蘇干部名單并無周昆。更撲朔迷離的是，1955年上海提籃橋監獄審訊漢奸時，有人供述“曾在太原見過周參謀長與日軍密談”，但經查實為誣告。

軍事科學院2010年的研究報告中指出：“該事件暴露了國共合作期間的制度漏洞。”

當時八路軍軍餉需經國民黨軍需系統發放，周恩來曾在1938年5月致電朱德：“各部領取餉銀必須雙人同行。”這項規定的出臺，正與周昆事件直接相關。

【參考資料】

《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八路軍115師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第二戰區抗戰檔案匯編》（山西人民出版社）《王秉璋回憶錄》（內部刊印資料）《民國時期山西警務檔案》（霍州市檔案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沈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法幣與戰時金融研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