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的今天，中國政治思想史名家、南開大學榮譽教授、“王權主義反思學派”奠基人劉澤華先生病逝，享年83歲。四十年來，這位學者以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反思和批判而聞名。

劉澤華 南開大學新聞網 資料圖

中國古代社會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特點，即“行政權力支配社會”（馬克思語）。劉澤華先生把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特點提煉為“王權支配社會”這一核心觀點。這種王權是基于社會經濟又超乎社會經濟的一種特殊存在……這種靠武力為基礎形成的王權統治的社會，就總體而言，不是經濟力量決定著權力分配，而是權力分配決定著社會經濟分配，社會經濟關系的主體是權力分配的產物；在社會結構諸多因素中，王權體系同時又是一種社會結構，并在社會的諸種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

這種現實反映到人們的思想中，便把行政權力看得高于一切。因此，在意識形態中，政治思想占有特別的地位，以至成為了整個思想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哲學的、經濟的、教育的、倫理的等等思想，不僅離不開政治，而且通過不同的道路后幾乎都歸結為政治。

圍繞著一系列問題與觀點，劉澤華先生形成了“王權主義反思”學派的基本理論框架。《反思與重構 ：中國政治思想史論精選》即為劉先生精彩文章的選編匯集，由此可一窺劉先生及“王權主義反思”學派的基本理論觀點與治學態度。

摘自《反思與重構》

文 | 劉澤華

馬克思在說到法國中世紀的特點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行政權力支配社會。”馬克思雖然沒有詳細展開論述，但這句話對我認識中國傳統社會卻具有提綱挈領的指導意義。我稍加變通，把“行政權力”變成“王權”二字。我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是“王權支配社會”。與“王權”意義相同的還有“君權”“皇權”“封建君主專制”等。

從歷史的總過程看，我仍相信生產力的發展狀況與生產關系決定著社會的基本形態。這是最基礎性的看法。王權支配社會問題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一個具體的社會運行機制問題。這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前者要回答這個社會何以是這樣？后者則是回答這個社會運動的主導力量是什么？就中國古代社會而言，我認為區分這兩個不同層次對更真實地把握歷史過程是有意義的。

社會的運動主要是受日常的社會利益關系矛盾驅動的。社會利益問題無疑有許多內容，但主要的還是經濟利益。在長達數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經濟利益問題主要不是通過經濟方式來解決，而主要是通過政治方式或強力方式來解決的。這樣，政治權力就走到歷史舞臺的中心，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社會運動的主角。

中國從有文字記載開始，即有一個最顯赫的利益集團，這就是以王—貴族為中心的利益集團，以后則發展為帝王—貴族、官僚集團。這個集團的成員在不停地變動，而其結構卻又十分穩定，正是這個集團控制著整個社會。這是一個無可懷疑的事實，我的問題就是以此為依據而提出的。

這種王權是基于社會經濟又超乎社會經濟的一種特殊存在。它是社會經濟運動中非經濟方式吞噬經濟的產物，是武力爭奪的結果，所謂“馬上得天下”是也；這種靠武力為基礎形成的王權統治的社會，就總體而言，不是經濟力量決定著權力分配，而是權力分配決定著社會經濟分配，社會經濟關系的主體是權力分配的產物；在社會結構諸多因素中，王權體系同時又是一種社會結構，并在社會的諸種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在社會諸種權力中，王權是最高的權力；在日常的社會運轉中，王權起著樞紐作用；社會與政治動蕩的結局，最終還是回復到王權秩序；王權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則是社會理性、道德、正義、公正的體現；等等。過去我們通常用經濟關系去解釋社會現象，這無疑是有意義的；然而從更直接的意義上說，我認為從王權去解釋傳統社會更為具體，更便當。

王權主義是上述現象的總稱，我所說的王權主義既不是指社會形態，也不限于通常所說的權力系統，而是指社會的一種控制和運行機制。大致說來又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以王權為中心的權力系統；二是以這種權力系統為骨架形成的社會結構；三是與上述狀況相應的觀念體系。

以王權為中心的權力系統有如下幾個特點：其一，一切權力機構都是王的辦事機構或派出機構。其二，王的權力是至上的，沒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王的權位是終生的和世襲的。其三，王的權力是無限的，在時間上是永久的，在空間上是無邊的，六合之內，人事萬物，都屬于王權支配對象；或者說，王權的無限并不是說它包攬一切，而是說，王權恢恢，疏而不漏，它要管什么，就可以管什么；就某些人事而言，可以同它拉開一定距離，所謂“不事王事”，但不能逃脫它。其四，王是全能的，統天、地、人為一體，所謂的大一統是也。

在王權形成的過程中，同時也形成了相應的社會結構體系。王權無須經過任何中介，直接憑借武力便可以擁有與支配“天下”，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北山》），所謂“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天子以四海為家”（《史記·高祖本紀》），“土地，王者之所有”（《陸宣公集》卷二十二），等等，并不是虛擬之詞，而是歷史事實的反映。在那個時代，政治統治權和對土地與人民的最高占有、支配權是混合在一起的；也可以這樣說，對土地和人身都是混合性的多級所有，王則居于所有權之巔。這種觀念和名義上的最高所有，有時是“虛”的，但它隨時可以轉化為“實”，“虛”“實”結合，以“虛”統“實”。因此權力的組合與分配過程，同時也是社會財產、社會地位的組合與分配過程。王權—貴族、官僚系統既是政治系統，又是一種社會結構系統、社會利益系統，集政治、經濟、文化為一體。這個系統及其成員主要通過權力或強力控制、占有、支配大部分土地、人民和社會財富。土地集中的方式，主要不是“地租地產化”，而是“權力地產化”。這個系統在社會整個結構系統中居于主要地位，其他系統都受它的支配和制約。

在觀念上，王權主義是整個思想文化的核心。各種思想，如果說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其歸宿基本都是王權主義。春秋戰國時的百家爭鳴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思想文化轉型時期，諸子百家創立的學說和思維方式開其后兩千多年的先河，后來者雖不無創造，但直到近代以前，基本上沒有能突破那個時代創造的思想范式和框架，以至可以說，承其余緒而已。因此對諸子百家的思想作一個總體估計，對把握其后兩千年的思想是極有參考意義的。這里我只提兩個問題：其一，諸子百家的思想的主流和歸宿是什么呢？應該說是政治。對這一點，司馬談有很好的概括：“《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班固的看法承司馬氏，他認為諸子是“王道”分化的結果，歸根結底又為王服務，“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漢書·藝文志》）。諸子百家所論，可以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無所不及，但最終歸于一個“治”字，這應是一個無可懷疑的事實。我們可以從現代學科分類出發對過去的思想進行相應研究，但不能忽視當時的思想是一個整體，它有自己的特定的邏輯和結構，而政治思想則是其核心或主流部分。忽視這個基本事實，就很難貼近歷史。道家中的“莊學”頗有點排除政治的意味，主張回歸自然，那么從哪里回歸呢？最主要的是要拋卻政治才能談回歸自然，為此就必須不停地討論如何同政治拉開距離。也就是說，必須議論政治，應付政治，莊子的千古名篇《應帝王》就是既想離又離不開的一篇奇文。其二，政治的中心是什么？我認為只能有一個結論，這就是王權和王制。在中國的歷史上，除為數不多的人主張無君論以外，都是有君論者，在維護王權和王制這一點上大體是共同的，而政治理想幾乎都是王道與圣王之治。

作為觀念的王權主義最主要的就是王尊和臣卑的理論與社會意識。

我們的最偉大、最杰出的思想家幾乎都在為王尊編織各種各樣的理論，并把歷史命運和開太平的使命托付給王。

天、道、圣、王合一，簡稱“四合一”，置王于絕對之尊。“四合一”是傳統思想中的普遍性命題，只要是能稱得上是思想家的，幾乎沒有不論述“四合一”的。如何“合一”，固然有種種說法和理論，但所追求的都是“四合一”。關于這些問題我已寫過多篇文章進行了討論，這里僅撮要說幾點。其一，“四合一”把王神化、絕對化、本體化；其二，把王與理性、規律一體化；其三，把王與道德一體化；其四，把理想寄希望于王。從歷史評價上看，天、道、圣同具體的王不一定契合，甚至相背，但是同理想的王或圣王則是一體關系。人們盡管在“四合一”中包含了無限美好的理想，并以此為依據對許多具體的君主進行了批評，甚至鞭撻，可是歸結點依然是王權和王制。只要沒有超出這個大框框，也就說明還沒有走出王權主義。這不是苛求古人，而是對一種事實的判斷。理想的王權主義同現實的王權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歷史似乎給人們開了一個玩笑，越是寄希望于圣王，就越難擺脫現實的王。“四合一”是傳統思想文化的一個命脈，不可忽視。現在有些學者離開具體歷史內容大談“天理”“心性”，如墮五里云霧，我期期以為不可也。

傳統思想文化對帝王的社會與歷史定位幾乎也是一致的。首先，人類的文明和制度都是圣王們創造的，沒有圣王人就不能成其為人，王是社會秩序的體現。其次，王只能有一個，一切權力只能集中于王，這就是所謂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萬章上》）和“大一統”。王貴“獨”：勢位獨一，權力獨操，決事獨斷，地位獨尊，天下獨占。這“五獨”是諸子百家的共同主張，也是社會的共識。在理論上，“五獨”同君主要開明、要納諫、要虛心、要用賢、要有罪己精神等并存不悖。后者對前者無疑有某種制約和規范意義，但更主要的是完善和補充，即使最嚴重的“革命”，也沒有突破“五獨”體制。再次，王為民之父母。從表面看，這是極高的要求，也充滿了脈脈的溫情，然而恰恰在親情的帷幕下所有的人都變成了王的子民，變成被養育者，于是“皇恩浩蕩，臣罪當死”成為不移之論。還有，開太平的歷史重任也只有通過王才能實現。在中國的歷史上，眾多的思想家編造了太平盛世的理想，那么如何實現呢？大凡都寄希望于圣王。正是在這種無限的希望中，帝王變得更加偉大和神圣。

與王尊相應的是臣卑的理論和觀念。

臣民卑賤是天秩所決定的。所謂天秩是指宇宙的結構或萬物秩序之類的事物關系。在各式各樣的結構和秩序中，君主都處于至尊至上之位，臣民與君主相對而處于卑下之位。“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管子·明法解》）。千姿百態的陰陽論無一例外都把君主置于陽位，把臣民置于陰位，雖然陰陽相對相成而不可分，但又有主次，陽為主，陰為輔。于是臣民為地、為陰、為卑、為下，這是天秩，是命定，是必然。

臣民在社會與歷史上只能為子民、為輔、為奴、為犬馬、為爪牙、為工具。“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為人臣者，仰生于上也。”（《荀子·儒效》）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生養萬民。既然臣民是被君主恩賜才能生存的下物，那么屬于君主自然是理中之事。以至像柳宗元這樣有個性的大文人在皇帝面前也要說這樣的話：“身體膚發，盡歸于圣育；衣服飲食，悉自于皇恩。”（柳宗元：《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這類的話不僅僅是諛辭，而是一種社會認同的政治文化和觀念。正如臣下對君主自稱“犬馬”一樣，是一種無意識的自然的文化認定。社會硬件（權力、等級等）對君臣主奴地位的規定無疑具有強制的性質，而成俗的主奴觀念則使人變為自覺的臣仆。從這個意義上說，成俗的政治文化對人的規范作用更為突出。

面對著君主，在認識上臣下雖然有某種自主性，比如以道事君、以道諫君等。但這種認識的自主性是有限的，絕沒有在認識對象面前認識平等的意義，相反，在文化觀念和心理上深深存在著一種錯感和罪感意識。從理論和社會觀念上說，君主是圣明的，無所不知，無所不通；臣下只能是君主的學生和受教育者；在是非的判斷上，君主是最高的裁決者。因此臣下的進諫固然包含著對君主的批評，然而這種批評在觀念上又是一種錯誤和罪過。于是在臣下的上疏中，開頭、結語常常有這樣一些語句，諸如“昧死以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愚臣”“愚見”“兢惶無措”“惟圣心裁鑒”“彷徨闕庭，伏待斧質”等等。這絕不是空洞的客套語和形式主義，而是社會和認識定位的真實寫照。歷史上無數因進諫而招罪的事實便是這類詞語的歷史內容和證據。如果說到臣民的認識能力和知識從哪里來，在君主面前大抵都要歸功于君主，正如韓愈所說：“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韓愈：《請上尊號表》）就實際而論，韓愈的知識與皇帝何干？可是他必須把自己的知識歸功于君王。這就是那個時代的臣民的精神！在君王面前，臣民生就的錯感和罪感意識對傳統的思想文化有著巨大的影響，是造就思想貧乏、缺乏創造力和想象力以及人格普遍萎縮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傳統社會的運行機制和歷史過程，無疑比以上所說的要豐富得多，但就“主要的”而言，我自信，我的看法離歷史真實不遠。

《反思與重構》

劉澤華 著

葛荃 編

出版日期 20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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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為著名史學家、中國思想史研究名家、南開大學榮譽教授劉澤華先生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諸問題的文章集，由葛荃教授在廣泛聽取建議后選編而成。本書以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問題為線索，從不同角度論述中國政治思想文化的脈絡、特征，對歷史研究無法繞過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普遍觀念諸問題，展開細致討論，相信既能為歷史學專業人士展開學術研究提供啟發，也能對一般讀者更好地理解傳統與歷史有所幫助。本書語言深入淺出，文字平順流暢，說理鞭辟入里，觀點擲地有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史學讀物。

劉澤華

現代著名史學家、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名家、南開大學榮譽教授，所提出的“王權主義”學說在海內外學術界有很大影響。以他為核心的“王權主義反思學派”是繼“侯外廬學派”之后形成發展起來的又一個有著鮮明學術個性的史學流派，是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的重鎮。哲人其萎，覃思長存。

葛荃劉澤華教授首徒，曾任教于南開大學、山東大學。作為“王權主義反思學派”主要成員，致力于中國政治思想史及政治文化研究數十年，成果斐然。代表作有《走出王權主義藩籬——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晚明東林黨人政治精神研究》等，在學界頗有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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