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的開國少將中，政工將領比軍事將領擔任大軍區正職早很多。最早擔任大軍區政委的少將是昆明軍區政委金如柏和成都軍區政委郭林祥，在1959年晉升；最早擔任大軍區司令的少將是新疆軍區司令龍書金，在1968年被提拔。

那時候的大軍區單位一個軍事主官配備多位政委說很普遍的事情，像南京軍區配備7位政委，4位是地方干部，唐亮、蕭望東、杜平也分別是正職，只是排序不同。

在少將序列里，郭林祥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干部，不僅僅擔任大軍區職務早，而且在日后4大軍區級單位擔任政委，如成都軍區政委，總后勤部政委、新疆軍區政委、南京軍區政委，后擔任總政部副主任。

不僅如此，他也是開國將領中離休比較晚的一位將領。能一直在重要的位置上，或許從他對自己的看法可以明白一些東西。

郭林祥曾用兩句話總結自己，一句是比較守紀律；一句是模范作用不夠。

郭林祥很民主。在不同單位工作，都強調大家消除顧慮，敢于給軍區黨委和各領導提意見，不管是誰，有意見都可以講，可以在會上提，也可以個別提，可以當面提，也可以書面提，可以署名或者不署名提。總之，各種形式，多種渠道，指名道姓，把話講完。

為消除大家的顧慮，他向大家表態，不管提什么意見對于不對，絕不打擊報復，不準利用職權報復，也不準變相打擊，一旦發現向總部報告，嚴肅處理。

說到模范帶頭作用，認為自己在工作上有些事情不應該，如到南京軍區工作，發3次脾氣，批評幾位干部。雖然對方犯錯批評是應該的，但不應該發脾氣。

工作上原則性很強，1979年西南邊境反擊戰打響，新疆軍區展開備戰工作，軍區主要干部表示如有戰事，漢族干部家屬可以轉移到內地，他認為不妥會影響團結，也是政治問題，上報總部反應問題。

因為新疆的工作很復雜，每一任干部到任都小心謹慎民族問題，1977年楊勇在從新疆調離前，曾經囑咐他注意民族政策，自己這幾年最欣慰的是沒有在這方面有問題，希望郭林祥保持。

在總后勤工作時，在解放干部問題時，與主要負責人有分歧，對方要一個個解放干部，他認為這解放到什么時候，應該一批批解放，最終向上級匯報等。

他最謹慎的是山頭問題，去總后勤、新疆軍區、南京軍區工作時，都是獨來獨往，不帶一個秘書去，認為會給新單位找麻煩，而且新單位已經配備秘書，不用新人用老人，給人造成一種不好的感覺。

1985年，上級沒有讓其離休，而是先調任軍紀委書記，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郭林祥在紀律方面原則性，對不符合要求，堅決抵制。幾個月后兼任總政副主任。

軍隊的紀律作風問題，在八十年代需要加強，把他放在這個位置，就要起到“新包公”的作用，直到1990年才退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