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來，有人在接受外媒采訪時，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然造謠說什么寒春和陽早是信仰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內心的社會主義遠遠不是新中國那樣的，寒春和陽早是被毛主席欺騙了的，他們后來很后悔、很失望。這顯然是完全的謊言！為正試聽，紅色文化網特此編發本文，通過寒春親筆所述的心路歷程，學習這位來華的國際主義先驅的革命精神。

幸福何在

——與青年們談談心

寒 春

青年朋友們，當我像你們這么大的時候，曾為自己生活中的幸福感到高興，也為失去生活目標而感到痛苦。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經歷的豐富，特別是從發達的美國來到戰亂的中國，我對幸福的認識也一步步地加深了。

學會用腦和手去改造世界

1921年，我出身在美國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兩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是母親獨自把我們兄妹仨養育大的。我母親是美國一位有名的教育家，她那新穎的教育方法，使我從小就生活在充滿生氣、自由自在的環境中。母親反對死板生硬的填鴨式教育。她說：“教育的任務不只是培養記憶知識的能力，重要的是培養思考能力，開發潛能。讓孩子們死背書本，考試時再一口一口吐出來，這和制造機器人沒有什么區別。”她還說：“人不只有腦，還有手，要讓學生全面發展，懂得同時用腦和手去改造世界。”她認為要真正學得快，記得牢，受益終身，就要善于動手，在玩中學，在動手中學，在干和玩的實踐過程中學習真功夫。

給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小學二年級的學習生活。那時母親是我的班主任，她讓我們班上的同學干了一件大事：為自己蓋一間可以住的小木房（我們那里的房子都是木頭搭建的），建設自己的家園。她先帶我們參觀別人的房子，然后讓我們按自己設計的式樣加工用料，再在平整好的地基上動手搭建小房子。房子建好后，不知她從哪里弄來一只羊，讓我們自己喂養、剪毛，再把毛捻成線織地毯。她還讓我們自己釘桌椅、裝電燈，連吃飯的碗也要我們自己制作（從和泥開始，直到把它燒制成功）。在學期結束時，一個小小的新村出現在學校的操場上。有“商業區”、“居民區”、“郊區”。我的小房子建在“郊區”，儼如美國農民家庭的式樣，可以養羊。整個學期，我們好像玩耍一般，非常有趣地學了房屋建筑、紡織、畜牧、燒瓷、安裝電燈等方面的常識。在暑假的前期，我們班在這個小村子里度過了一個個愉快的夜晚。

母親認為一個人要培養敢于堅持真理的品質，就得鍛煉意志，不怕苦，不怕累。因此，從我6歲起，每逢放假，她就帶上我們兄妹三人，帶著干糧。背上鋪蓋，到野外去度假，接受嚴苛的拓展訓練。假期里不是爬山，就是騎馬、騎自行車，露宿在野外。母親認為男女都一樣，對我們兄妹仨的要求完全相同。我14歲初中畢業時，母親認為城里沒有適合我的高中，便舉家搬到了農村，按她的意愿創辦了一所男女寄宿高中，自任校長。對于高中學生的教育培養，她更加強調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結合，于是她別出心裁地在學校辦起了農場和奶牛場，我們除上必修的文化課和參加體育活動外，每天要參加幾小時的農業勞動。

母親不贊成在作業上給學生壓力，她的學校里是不讓學生晚上做作業的。晚上，她讓學生自學喜歡和感興趣的知識。我晚上經常是和化學老師夫婦一起拉小提琴，以及學美術、化學等。母親的這些與眾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學生喜歡上學。我哥哥韓丁考取哈佛大學后，因留戀母親創建的高中，自動留級，在母親的高中多學了一年。學生喜歡上學還用擔心學習成績嗎？這所高中的學生成績都很好。因為這所學校的學生思想活躍，有創造性，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動手能力強，富有獨立思想，很多大學都喜歡錄取母親學校的畢業生。哈佛等幾個名校每年都要招收這個學校的學生。當時我認為能上我母親那所學校的學生就是最幸福、最快樂的人。

純科學是否純粹

當然，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也有所不同。母親的教育使同學們紛紛立志做有用的人。我很小就在想長大要干什么。在小學五年級時，我愛上了自然科學，并立志搞一輩子科學；上中學時，我對核物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到大學后，我所在的學校沒有這門專業，我就利用寒假跑到康奈爾大學的實驗室，擔任幾個物理學家的助手，和他們一起修理質子加速器。正是當物理學家助手的經歷，讓我進入了核子物理的大門，考上了核子物理的研究生。那時，在美國研究核子物理的人鳳毛麟角。我致力于純科學，喜歡摸索物質的內部構造，找出事物背后的規律。當時，我認為只有從事這種純科學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最幸福的人。搞科學要理論與實踐結合，而我的實踐就在實驗室里，對于社會上的生產實踐，我覺得沒意思，太俗。這是我太單純、太理想、太天真的想法。

1941年，美國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我發現物理雜志里有關我們核子物理的文章越來越少。物理系大樓里的科學家們相繼“失蹤”，連我們日日夜夜做實驗的粒子加速器也“失蹤”了，從那砸開的大口子運走了！這一連串的現象使我迷惑不解，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這些現象與正在進行的戰爭有關。

1944年的一天，我也同樣“失蹤”了，來到美國西南部的洛斯阿拉莫斯山區，參加國家實驗室的實驗活動。這個小組由核物理學家費米直接領導，加入小組后，我才知道，原來我們科學實驗室里核裂變的發現給人類提出了一個新的課提——原子彈誕生的可能性。在這個絕密而又偏僻的山溝里，美國政府集中了歐洲、美洲與這門科學有關的很多科學家，專門試制原子彈。當時我們知道希特勒已在研究這種武器。為了和法西斯做斗爭，我們發起了沖刺，拼命地推進研究進程，立誓趕在希特勒的前面試驗成功原子彈，把這魔頭的氣焰壓下去。不到一年的時間，洛斯阿拉莫斯成了世界核子物理研究的中心，這一偏僻的山溝里，擁有各種技術工人和加工設備，一時間聚集著化學、數學、工程、物理、爆破等各方面的科學家。研究中心從幾百人很快發展到幾千人，包括大家熟悉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對于我這個小小的研究生來說，能和世界頂級科學家們一起工作，真是個天上掉餡餅的好機會，讓我感到無比幸福。雖然因為工作而與世隔絕，但業余生活豐富多彩。為了控制原子能，我們小組試驗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個濃縮鈾反應堆，代號“開水鍋”。在那幾年里，可以說我是坐直升機上升到了世界尖端科學的頂峰。實驗室里的每一次新發現，都揭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自然界的奧秘正一點點地被揭開，還有什么事情比這個更令人興奮呢？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學習、工作上。

1945年7月14日下午，我們小組的幾個人往南驅車200多千米，來到片大沙漠里，悄悄地通過被軍隊封鎖的公路，爬上一個小山包，屏聲息氣地坐在那里，緊張面又興奮地凝視著黑暗的南方。那邊，在離我們75千米的沙漠中心，將要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了，16日凌晨5點30分，我們突然被光海淹沒，周圍乃至整個天空好像著了火，中心地帶漸浙地升起了蘑菇云，兩分鐘后沖擊波帶著尖厲的聲音猛烈而又突然地撞擊我們的耳膜，接著整個山野長時間發出隆隆的回響。我們保守了幾年的絕對機密，瞬間暴露于全世界。

三個星期后，報紙登載了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致使十幾萬無辜的日本民眾喪命的消息。這消息如同第二個沖擊波，猛烈撞擊著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家的心。戰爭加害大量無辜平民就是人類的大不幸、人類的大災難！一天，會議室里放映了原子彈在日本爆炸的紀錄片，當看著那黑色的蘑菇云翻滾著上升時，我身后有位科學家說：“這都是日本人民的骨頭和肉！”我能說什么呢？難道這就是我們“純科學”的結局？日本原子彈爆炸事件之后的幾天內，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組織起來，反對把原子能交給軍方控制。后來，我們離開了那個地方，為了給政府旅加壓力——把原子能從軍隊手里奪回來！

美國的路已經走不通 何處安身

我隨費米離開了為軍隊服務的洛斯阿拉莫斯，到新創辦的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但我們的非軍事科研項目卻常常因為各種問題而無法順利進行，整個核子物理的研究實際上還是控制在軍方手里，我發現我的獎學金也是軍隊發的。一連串的事實使我慢慢地認識到，軍隊、政府和大壟斷資本家穿一條褲子，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我決然轉向社會，我要知道核子物理以外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

我姐姐以前在羅斯福政府的流動臨時農工部門工作，到過美國南方，看到了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情形：數萬名臨時農工生活非常苦，好多家庭連房子都沒有，唯一的財產可能是借錢買的破汽車。農工們按季節流動到全美國，葡萄熟了摘葡萄，蘋果熟了摘蘋果，工資卻非常低。姐姐常常問：“美國經濟這么發達，為什么有這樣的事呢？”姐姐還經常給我、哥哥韓丁、我和我哥哥共同的好朋友陽早送些進步書籍，其中有反映美國黑人、印第安人及其他國家人民的斗爭史，還有馬列主義書籍。那時我家很熱鬧，大家在一起就辯論國內外大事。以前我只是聽他們談論，因為我認為我是搞科學的，政治上的事與我關系不大。可是原子彈的爆炸，驚醒了我這個夢中人——我把政治與自己從事的科學實驗聯系在一起，逼著自己思考政治層面上的問題。

科學本身沒有階級性，但誰掌握它，它就為誰服務。就好像自行車，不管什么人，只要掌握了它的規律，都可以騎，其方向完全由騎車人掌握。那么我所研究的科學究竟是為誰服務的呢？我感到我以前的思想太單純，幸福觀太片面、太狹隘了。其實，不關心政治毫無高尚可言，要獲得真真正正的幸福，僅有權力、金錢和地位是遠遠不夠的，而是要生活在某種文明當中，此后，我選擇與進步人士來往。當時，美國進入了麥卡錫時代。我的言行引起高層一些人的注意，有人勸我注意言行，說：“光搞科學就行了，不要管別的。”可我不再單純了，覺得勸說我的言論連同麥卡錫時代都太怪異，太讓我不舒服，我們搞科學的人是追求真理的，難道只讓我追求物理方面的真理，而不許我迫求社會方面的真理嗎？那段時期，我的思想斗爭很激烈。曾經解決過科學上無數難題的實驗中心，卻解答不了我思想上的一系列問題。我熱愛科學，但我感到科學工作者如果什么都不過問，任人擺布，和傻子沒什么不同！看來純科學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我再不愿為“不純的科學”服務了，決定不干了。那么去哪里好呢？

我看《西行漫記》（即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紀實文學作品《紅星照耀中國》）時，很受觸動。我哥哥去過中國，采訪過毛澤東，著有《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我的朋友陽早受我哥哥和《西行漫記》、《翻身》等進步書利的影響，已于1946年到了中國。我受他們以及《西行漫記》影響，對中國的“小米加步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決定到中國去看看“小米加步槍”的人民軍隊是怎樣打敗擁有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的。在宋慶齡先生主辦的福利會幫助下，我于1948年到達上海。當時正值國民黨在人民解放軍強大的攻勢下節節敗退之時，上海真可謂世界的邪惡中心：一邊是燈紅酒綠，一邊是討吃要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上海的真實寫照。更加叫人痛心的是，一邊是舊上海的慘景，一邊是國民黨的腐敗。正義感促使我更急于去充滿希望的解放區，見證共產黨追求民族解放大義的行動。1949年3月，在中共地下黨的百般努力下，我終于到達多年向往的中國革命的搖籃——延安，并在窯洞里和陽早結了婚。我們被同志們稱為漂洋過海的國際共產主義友人、為真理而奮斗的革命伴侶。

在中國找到人生的出路

我和陽早結婚后，便在廠長的帶領下，走了兩天的山間土路，到達瓦窯堡鐵廠工作。由于戰爭的影響，陜北的農業被破壞得相當厲害，要迅速恢復生產，建設陜北的“好江南”，就得解決農具問題。說是工廠，沒有最基本的電、車床，小小的鐵釘子都得自己打造，原料也沒有。怎么辦？工人們把“運輸大隊長”蔣介石扔在陜北的美國炮彈殼“回爐”，制成適合陜北特點的農具。

化劍為犁。我與陽早在革新小組，和同志們一起搞革新。當年，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山溝里，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物理學家和最先進的設備，搞的是世界尖端科學，推動了原子彈的誕生。如果把搞原子彈與農業機器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雖然大家生活極其簡單，夏天一兩套單衣，冬天一兩套棉衣，吃的是大鍋飯，廠里的設備原始得不能再原始，搞的也不過是生產和改革小農具，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可陜北的人們精神空前的好，就像歌里唱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們是在為拯救受壓迫、受制削的人民出力，是為新中國的誕生出力。投入到為人民求解放的時代洪流，這正是我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的偉大事業，我來中國是找出路的，我強烈地覺得這里就是我的歸宿，就是我的新家；我感到我真正找到了一條光明的路，一條獲得幸福的路。

雖然廠里大部分同志不識字，可是他們對于世界和國家的大事卻比我這種讀過大量馬列著作及其他先進書刊的科學家知道得更多，懂得的道理也深刻得多。他們早上搞政治學習，晚上搞業務學習，星期六開民主生活會。在這里，“是否有利于人民”是衡量是非的標準，什么事都擺到桌面上談，不管是廠長還是勤雜人員，誰損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幫助他改正。開始大家對我很客氣，表揚多，批評少，認為我這個人還不錯，從科學家到普通工人，從美國發達地區到延安革命根據地，是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可時間一長，大家和我熟悉了，也把我當普通人，一個標準衡量，對我提意見。我是從資本主義國家來的知識分子，身上存在很多自己察覺不到的弱點，但同志們并不嫌棄我，也不再因我從美國來就遷就我，而是對我非常耐心、熱情和負責任。我能接受多少批評，他們就給我提多少，這使我非常愉快。我特別喜歡參加這樣的生活會——互為鏡子，互相批評，互相鼓勵，共同進步。記得我頭一次聽到批評意見是在從北京到延安去的路上，我坐在解放軍拉貨的卡車上，過黃河時，一個衣著講究的人上了我們的車，他一個勁地找我說話，我認為他是在故意顯示自己并不高明的英語，感到討厭，不理他。他下車后，我對司機說：“那人真討厭。”可司機卻說：“討厭是討厭。可他也是參加革命的，他也想給人民做好事，如果我們對他態度不好，能幫助他改進嗎？”我驚訝極了，我根本沒想到我還有幫助他的責任，更沒想到司機同志比我這搞原子彈的有覺悟，想得透徹，富有責任心。司機一兩句平常的話飽含互善、互愛、互助的深情，道出了我們的目標——不只是要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在解放區，我得到很多同志的幫助和教育，這使我反思母親的教育方法。原來我認為母親的教育是很全面的，可為什么到了中國卻有很多簡單的道理從未聽到過？不錯，母親的教育方法對培養人的獨立思考能力有效，但她對社會缺乏分析，缺少高的站位，忽視了教育更為重要的為誰而培養、為誰而用的目標闡述。她的教育目標不清楚，缺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一個人只有確立了為人民服務的目標，生活才有真正的意義，工作起來才有真正的幸福感。

在與舊勢力的斗爭中受到教育

原來我只是想看看中國的解放區，并沒有準備長期住下來，更沒有與中國的同志們一起干革命的思想準備。可是，這里有這么好的人民，有正在進行的壯麗事業，我怎么舍得走呢？

1949年秋，蔣介石幾百萬軍隊抵擋不住解放軍的強大攻勢，全線潰敗，大片的土地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區一天天迅速擴大。陜北成批的干部奔向四面八方，去解放并建設那些遼闊而又貧窮落后的地方。我作為這支建設大軍的一員，興奮地接受了新的任務，與延安光華農場的一批同志到蒙古族人民居住的高原去建立新的牧場——三邊牧場，并幫助當地改良牛羊種群。這太符合我那從小就養成的野性子了，也正好可能用上我在小學和中學學到的養羊、喂牛、喂馬的知識。陽早就更不待言，他來中國之前就是農場主。我們從延安出發，落腳在城川寨子。城川寨子是個偏解的小寨子，被沙漠和草原包圍著。我們20多個職工即將在這里建設一個嶄新的三邊牧場，使這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路上，我們隨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毛驢運輸隊一道，趕著光華農場的30多頭牛，帶上政府撥的建場資金、20多匹布和一些必需物資，在陜甘寧的交界處與其他同志會合。剛解放的中國不僅百度待興，還危機四伏。在掃除這些障礙的過程中，我逐漸感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策略的偉大。我深信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建設美好、富強的社會主義新國家的目標一定會成為現實。

在和土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舊勢力做斗爭的過程中，我的思想不斷提高。那時，解放軍主力南下，離我們幾百里之外的留守的國民黨起義軍突然反叛，將鄂托克前旗干部抓了起來，并搶奪老百姓的東西。

為了保衛寨子，夜里陽早和農場其他骨干職工荷槍實彈站崗放哨；我抱著棒球棍嚴守口子，嚴陣以待，警惕地望著漆黑的前方，做好隨時與敵人交手的準備。那一陣子，和平主義思想一下全沒了，我全然置身于白色恐怖之中，置身于前沿陣地。我這個以前連兔子也不敢打的人現在完全敢一棍子擊斃敵人，只要有敵人敢從這個口子里伸出腦袋來，我會毫不猶豫地用棒球棍將其消滅。這一件小事，對于用14年打敗日本軍隊、4年打敗國民黨的中國人民，以及與中國人民并肩戰斗的國際友人們來說算不了什么，可對我這樣一個從小生活在優越環境中的美國姑娘來說，卻是一種深刻的教育。我開始懂得中國人民早就懂得的道理：戰爭有兩種，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從來就不是人民要打仗，而是敵人要侵犯，人民只是自衛而已。要搞建設就得把這些叛軍、土匪、反動派統統消滅掉。正義戰爭威力無窮，正義的戰爭必勝。

1952年春，我看見蒙古族人民踴躍捐獻牛、羊和錢物支援抗美援，也是這種人民必勝、正義不可戰勝的強烈感覺。作為一個美國人，我能站在世界人民的一邊，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為建設新中國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幸福感油然而生。看著眼前人民踴躍支援戰爭的情形，想著人民必勝的美好未來，我常常感動得落淚

在依賴群眾的實踐中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

1952年的夏天，我和陽早告別了熱情的牧民和可愛的草原，調到西安市郊的國營草灘農場工作。1958年，全中國掀起了大建設的高潮。各行各業都開展起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我們農場的群眾滿懷熱情，根據畜牧場的特點，提出全年“不壞一斤奶”的目標。為使這個目標得以實現，大家在很差的工作條件下克服了眾多困難。那時草灘沒有通電，一切都是手工操作；沒有汽車，靠騾子每晚把奶拉到城里。

尤其令人難忘的是，大家戰勝了渭河突發的洪水。通往城里的路在被洪水切斷后，人們在一片澤國中搶運新鮮牛奶。保障了西安城的好奶供應，保障了孩子們吃上好奶。這事對我觸動很大，使我更加明百了只有依靠群眾才能為群眾服務，只有了解群眾的困難并幫他們克服，群眾的積極性才能發揮。有他們在，有高尚的精神在，有群眾主人翁精神的表現，還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難呢？我們一諾千金，實現了“不壞一斤奶”的目標。

我離開大學實驗室，離開費米高能物理研究所后，就在中國生活、工作，大多數時間在國有農場度過，所接觸的大都是普通職工，因為我是從工業發達的國家來的，常帶著主觀主義去工作，碰到釘子后才想起請教有經驗的群眾。在三邊牧場的時候，我捧著從美國帶來的書學做奶酪，做了一年沒有成功，才跑去請教有做奶酪經驗的當地蒙古族牧民。在草灘養鴨子時，我向書本和當地有經驗的人請教，受益匪淺。這些事實讓我認識到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眾的力量，群眾有智有才，人民群眾中蘊藏著無窮無盡的力量。和他們在一起，我不但政治思想得到了提高，而且業務水平也不斷提高。在對鍘草機的改造過程中，我的思想覺悟和業務能力都獲得了很大進步

1957年，零件供應不上，鍘草機停止作業。于是，我硬著頭皮在設備簡陋的小小修理間拉開架勢，自創自做，像研制原子彈一般認真。邊學邊干，邊改邊造，反反復復。經過一天一夜緊張、艱苦的研制，新大臂試制成功了！這一成功，還預示著我們有制造整個鍘草機的可能。大家興奮極了，膽子也大了，個個躍躍欲試——要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來個大飛躍！

1962年，我們不但開始生產鍘草機，而且還對蘇聯設計的機器主部件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使側草機的效率從每小時4000千克，提高到每小時7500千克。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到應用原先學的物理知識搞農機研制，不是大材小用，而是不夠用。在工作中，我又學到了與農機制造有關的許多知識。我對農機制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研制起來像著了魔似的。從那時以后我們的條件越來越好，制造的產品、配件也越來越多，還成功地發明了青貯聯合收割機。

人的幸福到底從何而來

回顧所走過的路，我從小學到研究所不能說不幸福，但比起融入人民之中，與職工群眾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么狹隘啊！我想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某種絕對的生活水平中，而是存在于不斷地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當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自己，但這種靠建筑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歷史所消滅。

我常常想，老一輩革命家浴血奮斗幾十年建立起新中國，非常不易，非常了不得。現在社會主義的根基已經打好打牢，發展的藍圖也已經交給了我們，我們該怎么做呢？最近有人向我提出，全國工作中心轉到“四化”建設、我應“歸隊”，搞高能物理。可是我想，中國現在還很窮，有八億人在農田里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全中國農村平均八個農民才能養活一個人（吃穿）。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最基本的問題是用農業機械化解放八億勞動力的問題。世界上哪個發達的國家不是解決了農業現代化的問題才富裕起來的呢？再說民以食為天，飯碗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因此，我雖然熱愛物理，但我還是決定搞我認為當前更重要的農業機械化。如果能把四五億人從農田中解放出來，這四五億雙手將會在社會主義的引導下創造出多少財富！到那時，中國就會很快地富強起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會很快提高，那么四個現代化也就為期不遠了。

當然，在創造歷史的進程中，會碰到很多困難，但前人能流血犧牲，為我們打江山，新時代的青年理當克服一切困難，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貢獻。我要和中國人民一起為建設新農村而奮斗！

我相信每個青年都能在實現“四化”這個理想的過程中得到幸福。

（本文系作者寒春1980年所寫，后作為李樹喜、肖春華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的《我們為信仰而來 寒春、陽早的故事》一書的序言）

紅果寶公司與古田縣政府簽訂了投資協議，規定公司主營業務形成的股東可分配利潤，全部用于社會公益事業:鄉村振興、文化傳播、紓困救助。

主要研究成果：

（1）由公司提供山楂標準化提取物（山楂紅素）、由福建省腫瘤醫院林榕波團隊主導的研究者發起《山楂標準化提取物聯合標準阿片類藥物治療難治性癌痛患者的單臂、開放、標簽、I期臨床試驗》在2024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亞洲年會（ESMO-Asia 2024）上獲得壁報展示機會。這標志著山楂紅素在癌痛治療領域的應用成果得到了國際頂級機構的高度贊賞和認可。

（2）公司委托廈門大學生命科學院林圣彩院士團隊研究發現山楂紅素可以有效激活AMPK激酶、延長果蠅和線蟲近30%壽命，從而為進一步探索山楂紅素在提高代謝能力、延緩人體衰老等功效及其機理，提供了科學方向。

（3）公司委托深圳靈賦拓普公司通過動物實驗研究發現，山楂紅素可快速有效清除小白鼠血液中的血清淀粉樣蛋白，由此解決相關的血管堵塞和炎癥反應等問題。

（4）公司委托中科院-浙江工商大學食品營養科學研究中心對山楂紅素的納米晶體結構進行了分析，發現山楂紅素納米晶體平均粒徑僅為103.18納米（納米級食品標準是≤1000納米）；同時，研究發現，在山楂紅素納米載體形式可以有效提升負載的活性物質的吸收率，即，山楂紅素中黃酮，多酚的吸收率超過游離化多酚、黃酮的二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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