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書體例以紀傳體和編年體為兩大主流。紀傳體史書以人系事，編年體以時系事，后者的時間脈絡更清晰但可能缺乏充足的人物細節(jié)。西漢司馬遷《史記》有“列傳”七十篇，正式建立了以人物為中心的書寫體例，例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錄了屈原《懷沙》賦，并提及《離騷》《天問》《哀郢》等作品；賈誼部分，收錄其《吊屈原》賦、《鵩鳥賦》。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以人物為中心（標題）的歷史著作，又見于文學史書，例如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全書有19章，超過一半是以重要作家的姓名為標題（魯迅、茅盾、老舍、沈從文、張愛玲等）。

正史中的列傳記述人物的個性、思想與事跡；文學史書的“類列傳”指章節(jié)以特定人物為中心，文史交織。這種“列傳”式排列體也可以當成文學史來讀（例如楊蔭深《中國文學家列傳》，臺灣中華書局2018年版)。楊蔭深此書收錄自周代至民國近五百名文學家，著錄列傳多根據正史的記載。每傳先述其事，再評為人為文。

楊蔭深《中國文學家列傳》，臺灣中華書局2018年版。

到了2023年，張隆溪教授出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前半部也常常采人名為標題，這些章節(jié)多少也有“列傳”體的意味。名家作品是張教授此書彰顯“文學性（美學素質）”的基礎。

從張教授書中章節(jié)我們可以看到第11章全部以人名為標題。此章7節(jié)之中最后4節(jié)都標明Shu Shi（蘇軾）, 分領“天才”“文”“詩”“詞”四個話題。

張教授這種“類列傳”的寫法，和以文類(genre)為中心的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形成鮮明的對比；和標榜“文學文化”的Cambri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也是大異其趣。

用“名家列傳”模式書寫文學史，有何利弊？美國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有何特點？本文嘗試作一探討。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談美國出版的四種文學史，焦點放在女性文學史方面。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合傳體：以類相從

“列傳體”文學史書為重要的人物（作者）立傳。傳統(tǒng)史書中，列傳又分單傳、合傳、類傳（類傳如《史記?酷吏列傳》；又如，《漢書》中有《佞幸傳》《外戚傳》）。張教授書中也有一些章節(jié)近似“合傳”、“類傳”，例如：

The Xiao Brothers and the “Palace Style” Poetry

Li and Du: In Friendship and in Comparison

The Han-Meng School

Bo Juyi, Yuan Zhen, and the “New Music Bureau” Poetry

合傳The Xiao Brothers，是因蕭氏兄弟的親緣關系而放在一起：南朝梁時期著名的文學人物——蕭統(tǒng)（昭明太子）和蕭綱（梁簡文帝）。

《文選》

至于Li and Du一節(jié)(題目), 談的是唐朝的李白、杜甫。李、杜二人既相識，又都是盛唐的重要詩人，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崇高。

The Han-Meng School，指的是唐人韓愈和孟郊一派。他們是文學上的知己，又是生活中的摯友，向來以“韓孟”并稱。

Bo Juyi, Yuan Zhen指白居易、元稹（合稱“元白”），他們是中唐詩壇的雙璧，二人私交深厚，在文學主張上高度契合，共同推動“新樂府運動”。

不過，傳統(tǒng)上稱“屈宋”的屈原、宋玉，卻未見張教授擬題并稱。張教授在題目中獨標屈原：Qu Yuan the Man and the Poet。

其實，楚辭的作者不限于屈原一人；若以《楚辭章句》而論，則重要作者還有宋玉，此外還包括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等人。張教授書中有提及宋玉，而略過其余。讀者可查看張教授書p.32。

王逸撰，黃靈庚點校《楚辭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中的列傳之中，也有特別聚焦之處，例如，張教授敘述蘇東坡事跡就改以1079年的烏臺詩案為中心。

烏臺詩案似乎特別受到重視，這大概與張教授深惡“政治化詮釋”有關。（參看洪濤《1079年，一首詩差點就令蘇東坡送命？——談政治化詮釋、案件之本末和編年(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十七)》一文，載“古代小說網”2024年6月9日）。

“列傳”模式，沒有維持到明清部分

文學史若以個人為“單位”，寫成的史書會比較像是名家列傳。

張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的唐宋時期較常出現以人物為中心的體例特征，例如：第7章有6個分節(jié)，李白占3節(jié)，杜甫占2節(jié)（另有一節(jié)談李、杜二人的交誼）。

但是，到了明朝、清朝和現代，列傳這體例似乎不再適用于敘述史事，張教授也減少以人物為中心，例如：第17章 Mid- and Late Ming Literature: Songs, Fiction, Drama, and Essays (p.328)，下分五個小節(jié)，卻只有一節(jié)由人物（湯顯祖）領銜——其余四節(jié)，沒有突出個人。

《湯顯祖集全編》

第20章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也是這種情況：這章共分七節(jié)，只有魯迅領銜第二節(jié)：Lu Xun: Modern China’s Great Writer and Thinker (p.392)。其他民國時期的文壇巨匠都不在分節(jié)的標題中顯示。

讀者也許可以這樣理解：民國名家中，魯迅最獲張教授青睞。

瀏覽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目錄，我們發(fā)現，張隆溪教授全書只為一個女作家立了專節(jié)（詞人李清照）。

婦女文學在文學通史上較少受重視。民初以來的中國文學史書，也不是每一本都論及李清照，例如，錢基博《中國文學史》（1939年由湖南藍田新中國書局出版的鉛印本；有1943年增訂本）就沒有李清照的一席之位。

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年北平樸社初版）目錄顯示共82章（實際僅印出60章），在傳統(tǒng)文學史的框架下，對女性文學及女性作家的關注相對有限，但并非完全忽視女性作家，例如李清照有被提及，然而篇幅不多（頁661-663），也沒有形成系統(tǒng)論述。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接下來，我們略談在美國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并考察四種文學史書中涉及婦女文學的章節(jié)、這些章節(jié)和張隆溪教授的論述相比呈現出什么面貎。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討論女作者（個案）

Victor Mair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以文類為主軸，例如：書中第12章至第25章的話題都屬于文類中的Poetry類。以下是書中目錄：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以文類為中心，這特點見于書中標題

從目錄可見，討論Poetry (賦、詩、詞等等）有十四章之多，其中卻沒有一章是以作者領銜的。第17章Yuan San-ch’u 貌似人物的姓名，其實是指“元散曲”。(參看洪濤《“知識從何處來?”——評“元朝新文類”之說，兼談“穿越小說”（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三十四）》，載“古代小說網”2025年1月23日)。

我們集中看一個案例：李清照。

李清照的討論在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第15章宋詞部分 (Tz’u, p.314-336)，此章由Stuart Sargent執(zhí)筆。

此章之中，Stuart Sargent指出“很難將李清照的藝術創(chuàng)作與她的性別分離”，她傳出來的女性聲音是真摯的，和其他人的虛擬(女性聲音)不能同日而語。

Sargent又說：

While a few of her tz’u explicitly refer to pre-invasion days of innocence in the“central province” or otherwise provide internal evidence that would allow us to place them in time and space, most cannot be dated. (p.325 )

意思是：除了少數詞作明顯反映金兵入侵前的生活，李清照的大多數詞作沒法確定寫作日期。

Stuart Sargent說“most cannot be dated”, 事實上他也沒有詳細分析李清照的詞作。

張隆溪教授的寫作目的大不相同：張教授主張“回歸文學文本（重視文學性）”，所以，張教授樂意為域外讀者解說李清照的個別詞作。

張教授的書寫目的絕無不妥，不過，實際運作起來確實會遇上“...most cannot be dated” 這問題。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譯本

張教授書中引李清照《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用文本細讀的方式加以疏解，卻碰上“系年”難題，即是：詞篇是在何年何日寫成的？所為何事？（參閱洪濤《女詞人的私領域（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二十)》，載“古代小說網”2024年7月24日；洪濤《采小說情節(jié)入史書——女詞人?絕佳之作?層累之弊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二十一)》，載“古代小說網”2024年8月3日。）

文學史書如果多偏重人物傳記或文類發(fā)展，一般難以兼具文學考據的功能（尤其是不便詳述考據的過程），否則史書篇幅、主次和裁剪問題就不好處理。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常用注釋（文末注）來交代考據問題和結果。不過，張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基本上不使用注釋。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

簡言之，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沒有以李清照為標題為中心，但是，撰稿人Stuart Sargent指出研究李清照作品的關鍵。

《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談女性的自我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基礎”編共十三章，討論了十三個專題，其中的第十一個專題是“文學中的女性”。

“文學中的女性”由Anne Birrell（白安妮）執(zhí)筆，涉及四個方面：第一，古代男性作家的作品對女性的表現；第二，中古時期男性作品對女性的表現；第三，從古至今女性作家作品中女性的自我表現；第四，戲劇和小說中男性作家對女性的表現。

第三個課題專談女性作家，例如：班昭、蔡琰；《玉臺新詠》收錄的作者鮑令暉（約464年）、劉令嫻（五世紀末六世紀初）以及沈滿愿（約540年）；薛濤（770-830）、魚玄機（840-868）和花蕊夫人（其主要活動在960-970之間）；李清照（1084-約1151）和朱淑真（約1100年）；汪端（十八世紀早期）、吳藻（1799-1862）和顧太清（1799-約1875）、王筠、 陶貞懷（19世紀）、 陳端生（1751-1796?）以及邱心如（19世紀）。從公元一世紀到十九世紀的兩千年間，共有十九位著名的女作家。

上面這名單，還沒有包含近幾十年來頗受學界重視的柳如是、徐燦。

柳如是的詞，在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第十五章論及。此章指出：柳如是的詞寫愛情、寫故國(亡明)，風格逼肖秦觀。此外，第二十章論及柳如是負責編《列朝詩集》第四部分女性詩人的“閏集”。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1953年到1963年之間，近人陳寅恪撰《柳如是別傳》(80余萬言)，使柳如是成為中國文學史、性別史和政治史交匯的重要個案。

徐燦，在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的第二十章“清詞”論及。撰稿者贊賞徐燦的詞作技巧高超，代表作有《踏莎行?初春》（中譯本，頁495）。

徐燦、吳藻（1799—1862）與顧太清并稱“清代閨秀詞三大家”（陳廷焯著；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齊魯書社2009年版，頁547)。黃嫣梨《清代四大女詞人》(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 以徐燦為“四大女詞人”之一。

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齊魯書社1983年版。

此外，Anne Birrell（白安妮）也關注文學經典（literary canon）中女性作品相對少見的原因。最后，她談到男性作家在提升女性文學、性別平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經典化和男性支持女作者這兩方面，耶魯大學孫康宜（Kang-i Sun Chang）續(xù)有論述。下面，我們略論孫康宜主編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以及孫康宜本人的婦女文學研究。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討論女作者

另一本美國出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由孫康宜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任主編。此書的北宋部分由Ronald Egan（艾朗諾）撰寫。

Ronald Egan 本人有專書詳論李清照，就是：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也許，為了避免內容重復，所以在2001年出版的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之中Ronald Egan論及李清照的篇幅不多。這現象，應該也和此書的編纂宗旨(重文學文化)相關。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

艾朗諾認為，后世學者對于李清照和趙明誠的關系，傾向于理想化。（筆者也論證過：一些“李思念趙”的所謂詞篇“解讀”，只屬于后人的揣測臆想，根本就沒有實證基礎。）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北宋文學史以周邦彥專節(jié)(p.450)為殿軍。李清照又見于南宋文學史中，這部分(p.469-471)由林順夫撰寫。注意：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平樸社1932年版）卻將李清照歸入第三十五章“北宋詞人”。

這一安排（第五章，北宋。第六章，南方與北方。“南”指南宋），實際上是把李清照一個人“分割”成“北宋時期”、“南宋時期”。相反，在傳記體文學史書中，一般是為李清照單立一傳（一節(jié)）。

林順夫（寫南宋文學史）比較關注李清照詞和政治、政局之間的關系，討論的方向與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注重女詞人的“聲音”)不同。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主編孫康宜說：“這部文學史不可避免地也會討論不同時代的偉大作家，但是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更關注歷史語境和寫作方式而非作家個人……”（簡體字版中譯本，序言，頁7）。

孫康宜《文學經典的挑戰(zhàn)》，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The “women’s anthology” 成為焦點

張隆溪教授的文學史書前半部多采取類近“列傳體”的寫法。可是，明朝、清朝的女性文學出現高峰期，如果仍然堅執(zhí)“列傳體”，那么，要從數以千計的女性作家挑選出“值得”介紹的作家和作品，難度不小。此外，“名家列傳”模式會使文學通史的篇幅大增（尤其是明、清部分）。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討論，大概是受惠于孫康宜教授的研究成果，關注的是明清時期的女性文學選本（出版文化），并沒有以“名家列傳”模式為個別女作家立專傳。

明朝中期，學者開始編輯女性作品為主體的選集。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指出：

...scholars aimed to create a new kind of anthology devoted entirely to women’s literature, unlike the traditional anthologies that put women’s works at the end alongside those by monks and foreigners– a policy of selection first adopted by the Five Dynasties poet and anthologist Wei Zhuang.（英文版，第二冊，p.49）。

所謂 anthology devoted entirely to...，意思是: 只收錄女性作品。

田藝蘅編《詩女史》

田藝蘅（約1503年－1574年）編成《詩女史》，刊于嘉靖時期。此書立下體例，此后百年，這種選本傳統(tǒng)得到發(fā)揚光大，例如萬歷晚年有“遽覺生”編成的《女騷》。

簡言之，明中葉的編選者創(chuàng)造了一種關注女性作品的新形式: 女性專集。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 下卷第二章是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ate Ming（由Tina LU / 呂立亭撰寫）。呂立亭注意到晚明 (1573–1644)的女性詩選以《名媛詩歸》最重要（下卷，中譯本頁108）。《名媛詩歸》中，明代女詩人占了十二卷的篇幅。

明末竟陵派詩人鐘惺所編《古今名媛詩歸》

《名媛詩歸》的序言提到：女性詩歌質近自然、個人化、純粹（女性特質之一）。女性詩歌也能脫落個人名利的污染，減少傳統(tǒng)的陳詞濫調。質樸純潔的女性，恢復了在男人手中喪失的詩歌表達自我的本質。

這其實是說女詩人的作品在詩史上有獨特的意義。

另一部詩總集《列朝詩集》由柳如是協助編輯，專門設有《閏集》收錄了女性的作品（下卷，中譯本頁173）。《列朝詩集?閏集》應該是中國歷代詩歌總集中首次有系統(tǒng)地為一朝的女性詩人設立獨立卷帙，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列朝詩集》

在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下卷導言中，孫康宜說：“與上卷的原則一樣，本卷的著重點不以個別作家或人物為主，而是偏于討論當時寫作形式和風格的產生和發(fā)展，特別是對文學多樣性的追求。”(頁14)。

話雖如此，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年) 還是比某些文學通史更加重視女作者，例如，在下卷第一章之中，孫康宜注意到楊慎的繼室黃峨（下卷，中譯本頁65）。

同樣，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 “清初文學”部分也有不少篇幅論述女作者，例如周瓊(十七世紀)、顧貞立(1623－1699)、王端淑(1621－約1706)、劉淑(1620－約1660)……

古代女性文學至少有兩個高峰期

明清都有女性文學的高峰：中晚明有女性詩集出版的高峰；清康雍乾時期出現不少女性詩人群體。

關于中晚明女性詩集出版的具體情況，讀者可以參看陳廣宏《中晚明女性詩歌總集編刊宗旨及選錄標準的文化解讀》(2007年)一文, 收入陳廣宏《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一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頁173—190)。

《文學史的文化敘事：中國文學演變論集》

高彥頤、孫康宜早就指出，中晚明女性詩歌總集的出版得到不少男性（士人）的支持和推動，例如田藝衡。

陳廣宏進一步探討了該時期女性詩歌總集編刊宗旨、選錄及分類標準所呈現的新的特點，值得參看。

在《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下）》第一章第四節(jié)(孫康宜撰)，中晚明的女性文學的概況得到關注。孫康宜又指出，明清文人多將女詩人之作攀比《詩經》中的詩篇，借此營造“經典化的詩集(canonized anthologies)”。 (參看：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1998年，頁69)。

清康雍乾時期，有另一波婦女文學的高峰。當時女作家大都出身仕宦人家，她們在寫作種類上較多元化，除了詩詞，還有不少人從事敘事性彈詞和劇本的創(chuàng)作（孫康宜《從文學批評里的“經典化”看明清才女詩歌的經典化》，載《耶魯?性別與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頁207-223）。

孫康宜《耶魯．性別與文化》

清中葉才女陳端生的杰作《再生緣》是彈詞中出類拔萃之作（參看本系列的第41篇洪濤《發(fā)現了“歐洲中心主義”，沒有發(fā)現“男性中心主義”？》一文，載“古代小說網”2025年4月29日）。

十七至十八世紀，各種女性詩人群體蓬勃發(fā)展，包括家族女詩人群組、區(qū)域性女性詩社，以及袁枚 (1716-1798) 等著名文人多達至五六十人的女弟子群組（蔣寅《袁枚與女性詩歌批評》一文，載蔡宗齊編《如何閱讀中國詩歌：詩歌文化》，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6章；Arthur Waley, Yuan Me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 London: Allen & Unwin, 1956, p.203）。

《如何閱讀中國詩歌：詩歌文化》

上文提及的徐燦，是康熙年間（1662年至1722年）活躍于杭州的一個全女性詩人社團蕉園詩社的成員。“蕉園五子”是1.顧之瓊（字玉蕊）、2.徐燦（字湘蘋）、3.柴靜儀（字季嫻）、4.林以寧（字亞清）5.錢鳳綸（字云儀）。

乾隆中期，蘇州有清溪吟社。清溪吟社的才女張允滋輯成《吳中女士詩鈔》（1789年刊行），挑戰(zhàn)了男性主導的文學評價體系，推動女性作品經典化。

女性詩人的作品在清中葉大量流入公領域（例如《吳中女士詩鈔》），主要是用合集、個人專集為媒介。

中晚明、清康雍乾之世這兩個高峰所累積的女性文學文本甚多，因此，文學史家若以“未見”為由不予討論，是說不過去的。

此外，胡文楷費時20馀年編成的《歷代婦女著作考》一書，1957年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到1985年，該書又有修訂增補本。文學史家若對這類婦女文學的史料視若無睹，也是說不過去的。

婦女文學在史籍中的“能見度”較低，原因會不會是：文學通史的編纂者認定她們的作品“經典化程度不夠”？

接下來，我們們略探中國婦女文學的經典化問題。這方面，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早著先鞭。

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

文學史促成女性作品的經典化（以《中國現代小說史》為例）

關于古代女性作品的“經典化”問題，孫康宜發(fā)表過《改寫文學史：婦女詩歌的經典化》，載《讀書》1997年第2期；《婦女詩歌的“經典化”》一文，收入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孫康宜認為，在明清時期，搜集、刊行并推薦女性文學作品已經是女性作品“經典化”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孫康宜《從文學批評里的「經典論」看明清才女詩歌的經典化》（《耶魯?性別與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頁207-223）指出：十八世紀不少男性文人支持才女出版女性的詩集，出錢出力；山陰地區(qū)的才女王瑞淑編《名媛詩緯》，收錄一千個女詩人的作品。這種重視女性作品的情況，和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風氣大大不同（維多利亞時期父權制的價值觀仍然盛行）。

文學史書重視載錄作者作品的信息，是塑造經典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在提供基本歷史事實之余，文學史書還有促進作品經典化的重要作用。

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是個典型案例。

夏志清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張愛玲（1920—1995）文學地位的提升與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中國現代小說史》) 關系密切：夏志清以美學價值而非政治標準評價作家，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不僅設有專章討論張愛玲（與魯迅、茅盾等并列），更稱她為“今日中國最優(yōu)秀、最重要的作家”，甚至評定張愛玲《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夏志清對張愛玲早期作品這樣“另眼相看”，在當時的學術環(huán)境中實屬異數，開風氣之先。

夏志清自言，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選定那幾位小說家值得專章處理”是費過一番工夫的，“對那些入選的作家則作了更深一層的研究 ”(語見夏志清1978年11月28日撰成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序，第三節(jié))。

張愛玲及其作品從“被遺忘”到“經典化”的過程中，夏志清無疑是關鍵推手（當然，論張愛玲只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的一章，此書之撰寫原非純?yōu)榕宰髌窂埬浚Ｆ浜螅顨W梵、王德威、宋以朗等學人進一步鞏固張愛玲的文學地位。

宋以朗編《張愛玲往來書信集》，皇冠2020年版。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經典作家張愛玲

1980年后，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譯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傳到兩岸三地，張愛玲所得的評價引起了注意，于是，張愛玲的作品開始被重新出版和研究。

中國內地的“重寫文學史”潮流興起后，世人逐漸接納夏志清的觀點（參看：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98年北大版第二十三章論及張愛玲。季進、余夏云《英語世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綜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24）。

王德威主編的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說：“張愛玲（1920—1995）20世紀末進入經典。”(中譯本《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頁30)。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收錄了李歐梵《張愛玲在香港》一文(頁577-582)。同書之中，周慧玲的文章稱張愛玲“創(chuàng)作出中國現代文學中堪稱最優(yōu)秀之作。”(頁583) 沈雙認為:“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在華文世界的影響力遠遠超過英語世界。”(頁682)

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臺灣麥田2017年版。

“華文世界”這觀念，與“海外”的關系更密切一點（“海外華語世界”這樣的說法，甚常見）。

那么，張愛玲的影響力是否有地域性？她在“華文世界”影響力更大？她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否屬于另類、她在主流文學史中不好安放？不過，這些都只是張愛玲成為“巨星”后衍生的次要問題（參看許子東《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版）。

在小說史上，張愛玲呈現的是一種與五四主流話語有所不同的女性的聲音（語調孤凄、蒼涼)。

夏志清對張愛玲的評論和評價，其實是一種“塑造經典”，和陳寅恪“發(fā)掘”陳端生《再生緣》情況近似。

陳寅恪的言論發(fā)表后，更多人認識到《再生緣》這部彈詞經典。晚近一些重量級文學史書已經有陳端生的一席位（例如：游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有一小段談及《再生緣》；另參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冊第八編第八章；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第三冊第六章）。

郭沫若校訂本《再生緣》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全書提及張愛玲一百多次。

頻頻提及張愛玲，不可能是出自主編的授意（按：《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由全球150多位專家學者參與，收入180多篇文章）。張愛玲名字高頻率出現，多少反映出她在當今學術界尤其是現代文研群體中的地位。

若說《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強化了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觸發(fā)的“張愛玲現象”，諒不為過。

文學史書的排斥功能

在英國，文學史書對女作家的文學地位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許多英國文學史是男人撰寫的，撰寫人借助男性固有的權威，有意歪曲了女作家的文學成就。

人們以為，這種文學史的策略之一就是：只突出少數幾位個別的女作家，借以抹殺其他大批女作家群。這是孫康宜《耶魯?性別與文化》第四輯征引Cynthia Ozick 發(fā)表在 Woman in Sexist Society; Studies in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年)的言論。

《千回萬轉：張愛玲學重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年版。

中國的文學史家大概沒有相同的動機（動機=蓄意抹殺女性的地位），但是，中國的一些文學史書在敘述上只突出少數幾位女作家。這做法，與上述英國文學史書的做法又有什么大分別？

像夏志清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那樣在“（作家作品）經典化”方面產生巨大影響的案例雖然不甚多，但“張愛玲個案”也足以說明文學史書的威力：史書不只是被動記錄執(zhí)筆者眼前有哪些“名家名作”，良史本身也有力塑造經典。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夏志清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非左”和Leavisism 傾向：高度推崇張愛玲、錢鐘書等“非左翼”作家，將魯迅（曾有左翼傾向）和左翼作家如茅盾、丁玲、趙樹理等人邊緣化。對于政治性過強而人文情懷不足的作品，夏志清不能首肯。

對夏志清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接受和批評，可從王德威主編《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臺北聯經，2017年) 略窺一斑。

王德威主編《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年版。

女學者的貢獻和呼吁未受到文學通史的重視

上世紀末，孫康宜、胡曉真等人已經關注域外的女性文學史研究。胡曉真撰有《最近西方漢學界婦女文學史研究之評介》，載《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期 (1994年6月)，頁271-289。

令人遺憾的是，新紀元的文學通史編纂者似乎沒有很重視（孫康宜、胡曉真等人）的研究成果。

這現象是不是因為編寫文學史書的以男性居多？傳統(tǒng)史籍偏重記述男性的事跡，這種重男輕女的書寫傾向似乎有一定的“因襲性”。

復旦大學陳廣宏教授指出：“相對于居中心地位的男性群體來說，作為邊緣的女性群體，畢竟尚未在整在整體上獨立地進入人們關注的視野。”(陳廣宏《文學史的文化敘事》，頁175)。這句話中的“人們”，若能界定好語義范圍，會更妥當。

“居中心地位的男性群體”這句話，可圈可點，它令人想到：近百年中國文學史的編纂，主其事者男多女少，而且他們往往身居要津。

《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

二十世紀后期到二十一世紀初，特別重視“文學女性”的學者是些什么人？似乎是女學者居多，例如：黃嫣梨、葉嘉瑩、鐘玲、孫康宜、吳燕娜、方秀潔（Grace Fong）、魏愛蓮 (Ellen Widmer)、熊秉真、雷邁倫 (Maureen Robertson)、曼素恩（Susan Mann）、錢南秀、李惠儀、胡曉真、周蕾（Rey Chow）、黃心村（Nicole Huang）……。

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是一本413頁的書，而談論女性作者的篇幅加起來不超過6頁。可見，這部文學史書撥給女性作者的篇幅不多。

這樣的“覆蓋面”也許反映了一個事實：上述諸多女學者揭示的婦女文學史實和歷史現象，沒有得到應得的重視。

本文無意以偏概全。實際上，也有男性學者比較注重研究女性文學和性別議題，例如：Wilt L. Idema（伊維德）、合山究（Kiwamu GOYAMA）、康正果、張宏生……。

合山究《明清時代の女性と文學》，汲古書院2006年版。

如果用功于女性文學史的今人是以域外女教授居多（投入大量研究資源到女性文學史這論域），那么，這種男多女少的局面應該也是“文學文化”“文學地理”的研究課題吧。

總結和展望

“列傳模式”有利于突出撰史者心儀的個別作家。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揄揚張愛玲、錢鐘書、沈從文等人)即為佳例。當然，此書的“非左”傾向也很明顯。

本文關注的是：文學史書如果大量采用“列傳模式”，多少有抑制或排他的副作用，例如，許多女性文學作品被“男本位”史家所無視，被擯于書外。

過往，文學史書多成于男性之手，這事實令人懷疑史書忽視女性作品可能與男性史家的“不見”(blindedness)相關。

上文的論述，說明了明清時期婦女文學實非衰微，女性作品的出版盛況更是晚近不少女性學者著力揭示的真相，然而，近年文學史書的論述仍有“男本位”的嫌疑，所以公信力方面有待提升。

海外出版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和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對婦女文學甚為重視，其論述或可補中土文學史書之所未及。

李慧儀的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the Late-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我們不是要求當今的通史作者吹捧明清的女作者，而是寄望他們在落筆前能注視明清時期留下的大量材料、正視海外的研究成果，也寄望史家多注意明清女人從個人世界走入公領域(public sphere)時到底發(fā)生什么事……

明清的女性作家以千計，而國人所撰文學通史在這方面的論述著墨較少。筆者想起Terry Eagleton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Routledge, 2003)有這樣一段話：

...a work is tied to ideology not so much by what it says as by what it does not say. It is in the significant silences of a text, in its gaps and absences, that the presence of ideology can be most positively felt.

中譯：一部作品之所以與意識形態(tài)有關，不是看它說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沒有說出什么。正是在一部作品的意味深長的沉默中，在它的間隙和空白中，最能確鑿地感到意識形態(tài)的存在。(p.32。譯文摘自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頁39)。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2003)

“名家列傳體”源遠遠長，例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之中穿插了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歷史書說了什么、沒有說什么；“名家列傳”模式能做什么、不擅長做什么，都是值得研究的。

文學史家如果只倚重一種傳統(tǒng)的書寫模式，例如“名家列傳體”，那么，“無傳”的作者可能就“無史”(湮沒)﹔代代如此書寫，則“無傳”者仍是代代“無史”，恍似淹沒于歷史長河之中。更多同類文學史書編寫出來無非是陳陳相因，成為“建制”的一部分（教育系統(tǒng)優(yōu)先講授既有的經典），世代層累的話，結果很可能是強化其片面性。

文學史書寫，如果只把“現成的”典范性（現成的“文學經典”）奉為唯一的“收納”標準，以史書來支撐“經典的穩(wěn)定性”，那就是昧于文學史書本身“塑造經典”的功能。

這樣，于Expanding the Literary Canon又有何裨益？（參閱洪濤《發(fā)現了“歐洲中心主義”，沒有發(fā)現“男性中心主義”?(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四十一)》一文，載“古代小說網”2025年4月29日）。

Clara Iwasaki, Rethinking the Modern Chinese Canon (2020)

附記一：“經典的穩(wěn)定性”？

2021年4月9日，張隆溪教授應香港中文大學張健教授與北京語言大學馮勝利教授邀請，主講“經典與經典的穩(wěn)定性”這論題。

張教授演講完畢，有來賓提問：怎樣發(fā)掘有潛力成為經典的作品呢？當我們評價一部現代作品是不是可以成為經典的時候，應該注意它的美學價值還是它的社會價值？

張隆溪教授回答這問題時，提到：“經典是需要時間的檢驗，所以為什么古代的經典，尤其中國文學有兩千多年，三千年的歷史，但是文學史上提到的作品也就是這么多？你想想看，有成千上萬的作品或者作家都被忘掉。……”（陶冉根據演講的錄影整理出文字版）

《張隆溪：獨行于經典之間》

“文學史上提到的作品也就是這么多”這句話，是可以商榷的：文學史主流敘事聚焦的作品數量的確是有限，但是，這一范圍隨學術發(fā)展會有動態(tài)變化。

“成千上萬的作品或者作家都被忘掉”也不是絕對的：的確有人忘掉，另一些人沒忘（上文已提及海外有不少女學者沒有忘掉明清女性文學）。

附記二：專研明清女作家的著作（舉隅）

明情女作家數量不少，其中有哪些人出類拔萃？她們的作品涉及什么題材？

有些學術專書，可補文學通史之不足。這里僅舉三例，讀者不妨參看。1.方秀潔、魏愛蓮編《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2.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3. Grace S. Fong 方秀潔, Herself an Author (2008)。

《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既編入以個別女作者為中心的論文，也有較特殊的話題，例如：身體書寫、疾病書寫等等﹔女性作品的題材包括戰(zhàn)爭、行旅、疾病、愛情、友情、英雄主義、宗教等等。

《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討論“女性詩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柳如是和徐燦的比較”、“吳梅村的女性認同”等話題。

《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份、能動主體和文學書寫》，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此外，Grace S. Fong 出版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Herself an Author 此書有中譯本：《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份、能動主體和文學書寫》，譯者是周睿、陳昉昊（據說，此書的“譯后記”引發(fā)爭議）。此書第四章論明清女詩人的詩選集和論詩詩。此題，與本文的內容相關。

附記三：《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與多樣性

本文提及“傳記體”的文學史書可能較易囿于“名家列傳”的模式，因而欠缺新意和多樣性：在內容上摒棄名氣稍遜的古代作者；在形式上，未能涵蓋文學事件、文類發(fā)展的本末（例如: 賦史、明傳奇、彈詞的歷史）、文學作品產生的物質基礎，等等。

論史書的“多樣性”，哈佛大學出版社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無論在“文學的定義”、在形式和內容方面都有新拓展。它的中文版《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甚至增入一章《什么是文學的世界？》，討論的是2019年11月26日在騰訊、愛奇藝網絡首播的電視劇《慶余年》，實際內容涉及作家靈感的資源、作者心目中的異托邦(heterotopia)……

Harold Veeser, The New Historicism (1989)

這增插文章反映了書寫者（包括主編）對時代精神的敏銳捕捉，因為《慶余年》是當代文化生產機制的新產物，《慶余年》的文本復雜性和社會反響也提供了足夠的討論空間。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近似“眾聲喧嘩”的書寫模式 (由全球150多位專家學者參與，收入180多篇文章)，既跨媒介又跨領域，拒絕單一權威，呈現歷史的多聲部……，凡此種種，與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有方法論上的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