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高校非升即走的機制有兩面性,可以促進高校的科研發展,快速提升高校的科研和教學水平,提高學校的權重和聲望。但是弊端就是對于學校的老師和學者們帶來無限的壓力,尤其是在國外期刊在考核中權重過高,使得一些人甚至開始動歪腦筋。
有人曾評價如果給諾獎作者設置非升即走機制,那么絕不會有一個諾獎得主進入國內!
而北京日報的一個案例,更是給我們看到了高校中非升即走機制造成的極端。原來有某高校學者李某主動聯絡境外某非政府組織,以內部數據為籌碼,試圖換取在國外知名期刊發文機會。雖說在文章中說是這個學者是希望以此提升自身學術知名度,實際上大家都懂,這就是為了完成非升即走的任務,繼續留校發展。
而這個李某更是害人害己,自己想要竊密,還通過自己的學生的手。李某為了發期刊結識了宣城有這個能力的K某,而K某要的數據是某領域的涉密數據。于是李某托關系將其學生張某派遣到該公司實習,并私下要求張某違規搜集、分析該公司所掌握的敏感數據。
好在帽子叔叔們第一時間會同高校、企業阻止了李某、張某的行為,消除了風險。而李某和學生張某則要為此付出代價。
筆者以為,學生張某真是遭受了無妄之災。難道他還有能力去反抗自己的導兒么?人家能讓他無法畢業,無法拿到畢業證。安排了實習機會,能不去么?可憐可惜。
而李某呢?則是高校非升即走機制下的犧牲品,現在境外期刊的評分權重太高了,國內學術界搞非升即走的時候,SCI影響因子直接和職稱掛鉤。之前某985的考核指標里,發一篇頂刊能抵三年教學量,這種激勵機制才是隱患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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