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國來說，與國外的貿易互動到鴉片戰爭達到了一個分界點，鴉片戰爭代表著中國與西方關系發生重大改變的分水嶺：外國人以貿易求助者身份來華的時代就此終結，而以軍事征服者身份來華的時代由此揭開序幕。

作者 |孫樹強

圖源 |圖蟲創意

在我們傳統的印象里，明清兩個朝代是閉關鎖國和盲目排外的一段時期，最明顯的代表性事件就是鄭和下西洋之后開始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并一直延續到清朝，正因為如此，才導致我國在近代逐漸落后于世界發展的步伐，也預示了被動挨打的命運。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認為我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在經濟上基本沒有接觸和聯系，也就陷入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境地。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他的名作《追尋現代中國》一書序言中認為：“從1600年以后，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和其他國家交織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去搜尋稀有資源，交換貨物，擴大知識。”經濟史學家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銀 資本》一書中指出，19世紀初期以前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各國都來和中國做生意，中國有較大規模的貿易順差，因此其他國家必須用國際貿易中的硬通貨—— 白銀 來支付，這也導致16-18世紀世界產銀量的大約一半都流入了我國。歷史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價崩：氣候危機 與 大明王朝的終結》一書中認為，由于明代中后期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程度提升引致 白銀 流入增加，而處在小冰河期后期的晚明連年處于干旱和饑荒之中，這大幅提升了物價水平，最終對明朝滅亡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如此看來，還得從更廣闊的視角來審視明清時期我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聯系以及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清華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史學家李伯重在《火槍與賬簿：早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一書中探討了15世紀末至17世紀經濟全球化大潮中中國和東亞的地位和作用。火槍代表了軍事革命導致的新型暴力，賬簿則意味著對商業利益的積極追求。15世紀出現的大航海時代開啟了經濟全球化的序幕，世界原有的經濟秩序被打破，全球各地經濟開始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明清時代，雖然我國總體上采取封閉策略，但也無法避免被裹挾進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之中。與此同時，早期經濟全球化過程也伴隨著征服、殖民和軍事對抗，經濟變革與軍事變革相伴而行。因此，火槍加賬簿就是早期經濟全球化的真實寫照。對于我國來說，與國外的貿易互動到鴉片戰爭達到了一個分界點，鴉片戰爭代表著中國與西方關系發生重大改變的分水嶺：外國人以貿易求助者身份來華的時代就此終結，而以軍事征服者身份來華的時代由此揭開序幕。

歷史研究的時代性

歷史事件是客觀發生的事實，這是無可爭辯和篡改的，但落腳于文字的歷史研究絕對不是一成不變的定論。受制于研究者的分析視角不同、研究的側重點差異、對史料的掌握程度迥異、以及主觀意識里的偏見，很多歷史研究只可以說是一家之言，甚至可能是對客觀歷史的故意歪曲。因此，有些人對歷史研究進行了攻擊，認為“小說家編造謊言以便陳述事實，史學家制造事實以便說謊”。當然，這種說法略顯偏激，但歷史研究不是一成不變的倒是客觀事實。著名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指出：“我們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寫歷史，因為每個時代都會產生新問題、探求新答案。”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希爾（Christopher Hill）也認為：“每一代人都要重寫歷史，因為過去發生的事件本身沒有改變，但是現在改變了，每一代人都會提出關于過去的新問題。”也就是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都是透過當代的透鏡去窺視遙遠的歷史。既然如此，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也必然隨著“當代”的變化而變化。

李伯重先生認為，從“當代”這個角度看，在近期世界發生的諸多變化之中，最為重要的變化有兩個：第一個重大變化是經濟全球化的突飛猛進（該書初版發行于2017年1月，此時特朗普尚未實施關稅等逆全球化政策），第二個重大變化是中國的崛起。從經濟全球化來看，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但在20世紀末見證了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這一階段也被稱為超級全球化時期。從中國的崛起看，以改革開放為界限，40多年來我國出現了長期的和快速的增長，在經濟、軍事、綜合國力等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把我國的各個省份作為獨立的經濟體，在1978-1995年，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二十個經濟體都在中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莫爾（Thomas Moore）曾說：1979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發展讓所有發展國家都嫉妒。

上述兩個重大變化并不是相互獨立的，我國的快速崛起與經濟全球化相互交融。全球化因為我國的加入而具有更豐富的含義，我國則借全球化的東風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如果向前追溯，我國與經濟全球化的交集并不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甚至在15-17世紀的經濟全球化早期，我國就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這也是李伯重先生在《火槍與賬簿》一書中要討論的問題。

世界近代化的全球性因素

從研究視閾的角度看，可以將歷史研究簡單地分為國別史和全球史。國別史以國家為單位，主要研究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過往演變路徑，是很長一段時期歷史研究的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史學家對二戰之前盛行的民族主義史學感到厭惡，認為民族主義史學是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思想根源之一，在這種氛圍中，全球史應運而生。全球史重視比較研究，并且將比較研究建立在相互影響的基礎之上。相互影響就是承認作用的雙向性，而不是過分夸大一方對另一方的影響，甚至完全忽視其中一方的作用。

從傳統的中西關系視角看歷史，會有如下特點：一是研究對象主要是中國和西方，西方又主要指西歐部分地區；二是研究強調單向關系，早期是從中國到西方，16世紀開始則是從西方到中國。從全球史的角度看中國與西方的關系會有很大不同：一是中國與西方都是全球的一部分，二者之間還有諸多地區，這些地區也在中西交往中發揮重要作用，甚至會改變中西交往的內容和形式。二是中國與西方的互動關系多數時間是雙向的，而非單向的；既有間接的，也有直接的。

之前，有一種觀點認為，世界的近代化就是西方的近代化及其全球擴展，其他地區只是近代化的被動跟隨者。一些人甚至因對這種觀點太過癡迷而在意識中形成了病態的優越感。但近期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世界近代化是一個全球性的歷史過程，雖然西方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其他地區所起的作用也絕不能低估，更不能忽視。新的共識是：西方的興起和擴張造成的全球發展是近代化的重要原因，而被西方影響和征服的地區對西方的近代化作用也非常大。沒有這些地區的參與，西方不可能實現近代化。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認為，如果沒有美洲、亞洲和非洲的資源，西方不可能積累起那么多財富并實現經濟的近代化。

從科技史的角度看，不少專家認為，如果沒有中國、印度、伊斯蘭地區的技術傳入，歐洲的工業革命是否可能發生還是個問題。例如，一向被視為工業革命標志的阿克萊紡紗機很有可能與我國有著某種聯系。李伯重先生在前期的一篇分析文章中認為（詳見《“楚才晉用”？——元代中國的水轉大紡車與18世紀中期英國的阿克萊水力紡紗機》），我國元代水轉大紡車有很大概率是阿克萊紡紗機的原型，雖然阿克萊紡紗車的發明者理查德·阿克萊（Richard Arkwright）本人可能沒有親眼見到水轉大紡車是什么樣的，但他可以從傳教士哪里看到大紡車的圖樣，以及經由各種渠道傳到英國的水轉大紡車的重要部件。例如，18世紀在華耶穌會士對中國的紡織技術進行相當廣泛的調查，繪制了大量織機圖，寄回歐洲。李伯重認為，開始于18世紀中期的英國工業革命，所依靠的技術成果絕非英國自身的發明，而是此前歐亞許多地區技術成就的匯集。另外，根據李約瑟的觀點，在16世紀之前，我國是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在大航海時代后溝通交流已經較為便利的情況下，如果說西方完全沒有受我國技術的影響，似乎也不太合理。

15世紀至17世紀的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各國各地區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和互通有無的過程，也是全世界形成一個統一市場的過程，這個過程初始階段的主要表現就是用貿易手段把世界主要地區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全球性的市場網絡。促使經濟全球化的全球性因素早已有之，但無奈受制于交通因素，經濟全球化只能是零星、緩慢地發展，直到15世紀地理大發現徹底打通了全球化的交通障礙，從此經濟全球化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從造船技術上來講，我國在宋朝就已經出現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進步，在船上開始使用羅盤，并在技術上發明了水密艙，這使得船在撞到礁石后不會快速沉沒，船上人員及貨物基本可以保全。到了元代，我國著名航海家汪大淵于至順元年（1330年）從泉州出海遠航，歷經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埃及等地，航行遠至索馬里、莫桑比克，前后歷時5年。明初鄭和則進行了七次遠洋航行，最遠到達非洲南端。宋元時代，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也地區性地進行海上貿易，但受制于尚不具備大規模、遠距離和安全廉價的運輸能力，全球貿易呈現地區性、碎片化狀態。直到15世紀末哥倫布發現美洲和達·伽馬發現從西歐繞過非洲南端好望角到達亞洲的航路，世界各地區才具有較為容易地聯系起來的基礎條件。菲利普·費爾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 Armesto）在《1492：世界的開端》一書中認為，哥倫布航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492年那一年，不只基督教國度改頭換面，整個世界也脫胎換骨……我們置身的現代世界絕大部分始于1492年。”誠如費爾南德茲-阿斯梅托所言，到15世紀末，世界經濟通往全球化的大幕已經徐徐拉開。

在經濟全球化早期，傳統觀點認為我國基本上是一個自我隔絕于世界的旁觀者，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才被迫打開國門對外開放。但近年來，這種觀點受到了質疑和挑戰，作者在書中指出，地理大發現之前，我國就在亞洲東部和印度洋東部經濟圈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16世紀，歐洲人從海路到達中國之后，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東部地區和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區，開始在經濟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而掀起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大潮。對于我國在早期經濟全球化中的存在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觀察。

從交易商品看，我國是部分國際貿易商品的主要產出地和出口國。16世紀和17世紀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貿易種類主要集中于非競爭性商品，特別是那些只有某些地區才能生產的地方特產，如亞洲部分地區和我國生產的絲及絲織品、香料、棉織品、茶葉和蔗糖，這些商品構成了當時國際貿易的主體。上述商品的主要產地是中國、東南亞和南亞地區，購買者是日本、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斯蒂芬·普拉特（Stephen Platt）在《帝國暮色：鴉片戰爭與中國最后盛世的終結》一書中寫道，1717年開始，東印度公司開始大規模派船到中國，除了購買紅銅、瓷器和生絲外，還大量購買茶葉，至1725年，東印度公司每年從廣州輸入英格蘭的茶葉達到25萬鎊，成為對華貿易的主要商品。英國人能大量獲得茶葉的地方唯有中國，1784年，英國國會甚至通過一項法律，要求東印度公司隨時都要有足夠英國一年所需的茶葉戰略存量。

從貿易參與者看，在馬六甲以東的各商業口岸，活躍著中國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其中中國人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成為東亞國際貿易中最活躍的商人群體。需要注意的是，在16世紀以前，在印度洋海域和東亞海域的海上貿易中，不僅沒有大家都遵守的貿易規則，沒有安全保障機制和仲裁機制，甚至也沒有共同的商業語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先后來到印度洋地區和東亞地區，大大改變了上述狀況。他們把印度洋、東亞與大西洋聯系起來，建立了全球性貿易網絡，從而開啟了真正的全球化進程。在《大明王朝1566》這部口碑較好的虛構文學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明朝參與國際貿易的影子，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多處涉及了明朝參與國際貿易的具體內容。在第一章討論嘉靖三十九年預算執行赤字時，赤字中有三百萬兩白銀用來造三十艘戰船給兵部調配使用，但兵部并沒有收到這些戰船，結果是其中的十艘用來運送維修皇宮的木料，另外二十艘被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用來運送絲綢、茶葉和瓷器出口至波斯、印度等地。第二章的主要內容是改稻為桑，目的是更多地生產絲綢用于出口，從而換來白銀彌補國庫虧空。雖然文學作品存在虛構演繹的成分，但在《明史》中卻明確有關于“桑爭稻田”的記載。

從交易媒介看，由于我國持續順差，白銀在經濟全球化早期大規模流入我國。在我國與西歐和日本的貿易中，對方對于我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等產品存在巨大需求，但卻沒有多少產品可以在我國市場上銷售，這就出現了巨大的貿易逆差。這個問題不解決，貿易就無法長期進行下去。從16世紀開始，日本、美洲等地的白銀生產大幅增加，從根本上解決了貿易逆差問題，為日本、西歐與我國的貿易提供了有力支撐，極大地推動了早期經濟全球化進程。明史學者萬明估計，1570-1644年通過馬尼拉輸入我國的白銀約7620噸。萬志英（Rihcard Von Glahn）認為，1550-1650年通過菲律賓進入我國的白銀約2304噸。明清史學者梁方仲在《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一文中估計，從1573年到1644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對中國白銀的輸入至少在一億兩白銀以上。

可以看出，無論從哪方面觀察，我國都是早期經濟全球化舞臺上的重要角色。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臣李鴻章在一份奏章中說到：“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年一大變局也。”這個“大變局”的說法后來也成為中國史研究中的共識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調。但深究起來，李鴻章所說的“大變局”實際上開始的更早。

15世紀至17世紀的軍事全球化

在早期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并不是只有鶯歌燕舞、平等交易的文戲，更有刀光劍影、炮火連天的武戲。可以說，早期經濟全球化的歷史也是征服、掠奪、剝削和殖民的歷史，其中充滿了斗爭和對抗，軍事就是斗爭和對抗的直接載體和表現形式。軍事戰爭不僅發生在西方國家與被征服者之間，西方國家內部為了爭奪利益也會爆發沖突。例如，17世紀初，西班牙曾多次進攻荷蘭人控制的香料群島；1624年，西班牙與葡萄牙聯手，對抗入侵臺灣地區的荷蘭人。軍事是一種有組織的暴力對抗，其主要目標就是戰勝對手，而軍隊的戰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軍人所使用的武器。

在13世紀之前，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的軍隊基本上都使用冷兵器，即刀槍劍戟、斧鉞鉤叉之類的武器。冷兵器時代，軍事對抗的形式及獲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在很長時期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我國宋代發明了火器，自此軍事技術出現了革命性變化。宋代主要火器是突火槍，也就是將竹子打通，里面填充火藥和碎石子，再引爆火藥將石子發射出去。明末科學家徐光啟曾說：“古之遠器不過弓矢，五代以來變為石炮，勝國（指元代）以后變為火器，每變而趨于猛烈，則火器者，今日之時務也。”在16世紀之前，火器技術傳播的主要途徑是戰場接觸，因此火器技術在全球擴散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火器技術從我國傳到西歐用了幾個世紀的時間。從16世紀開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火器技術傳播出現了重大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各地區的聯系較以往大為加強，彼此之間的利益沖突也隨之增加，兵戎相見的幾率也大幅提高，這就迫使各個國家和地區不得不尋求先進的軍事技術。二是經濟全球化創造了一個全球性網絡，各種知識和技術都可以通過這個網絡傳播，技術傳播的時空局限性不斷縮小，先進軍事技術擴散變得更加容易。三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參與者是商人，如果利用有用的知識和技術可以帶來更好的回報，商人就會把技術出售給能夠出最高價錢的主顧，這其中也包括軍事技術。例如，1511年，葡萄牙攻陷滿剌加后，葡萄牙艦隊司令與在馬六甲經商的中國船主交朋友，在與葡萄牙人的接觸中，中國海商獲得了他們帶來的火器。四是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時期，世界一些地區的軍事技術出現了革命性進步。這個革命使得軍事技術不斷推陳出新，從而迫使陷入沖突的國家和地區必須不懈地追求新的軍事技術并加以改進和創新，結果是更新、更先進的軍事技術得以更快、更廣地傳播，形成全球性互動。

作者在書中認為，火器在世界的傳播可以大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2-15世紀，傳播方向是由東向西，即從我國經由絲綢之路，最終到達西歐。此時，我國的火器首先傳到西亞，再經阿拉伯人之手傳到歐洲。第二階段是16和17世紀，方向是由西向東，即從西歐向東擴散至世界各地。我國在明朝中后期，積極引入西方的軍事技術，其中就包括我們在歷史作品中經常看到的佛郎機、鳥銃、紅夷大炮等。而且，明朝還對引進的軍事技術加以改進，使其威力更大。這里可以多說一句，為什么明朝在引進先進武器方面非常積極，但清朝卻不感興趣呢？李伯重認為，還是需求在起作用。明朝積極是因為在軍事上有需要，明朝從成立之初邊境就不安定，先是蒙古殘余勢力有待清理，之后是倭寇不斷作亂，最后是滿族的進攻構成了很大威脅。反觀清朝，中前期社會總體較為穩定，基本沒有強勁的對手和大的威脅，所以對引入先進的軍事技術不甚積極。還有一種可能原因就是清朝統治者害怕火器技術傳到漢人手中會導致反滿起義。到鴉片戰爭時，清朝的火器已經嚴重落后于英國，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現在出現的一個待解問題是，為什么早期經濟全球化與軍事對抗相伴而行呢？李伯重認為，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經商求利成為時代主旋律，但由于國際貿易空間空前擴大，而共同的游戲規則尚未建立，商人貪婪的本性在這個廣闊無垠同時又無法無天的天地里更加暴露無疑，為了利益最大化，他們無所不用其極，這其中就包括使用戰爭手段使對方屈服。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時期，軍事技術革命以及軍事對抗也成為一個重要現象。

如果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首先我們要去發現這個小姑娘，然后才有可能對她進行梳洗打扮。如果任由已經存在的歷史敘事遮住了視線，那么就很可能無法發現這個小姑娘。囿于傳統的歷史敘事，我們基本上都認為我國明清時代與世界相隔絕，對于歷史發展大潮閉目塞聽，并逐漸在世界的快速前行中掉隊，最終導致了被動挨打的結果。固然，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只是說出了歷史的梗概，梗概背后還有更豐富的內容，這些內容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就如李伯重先生在《火槍與賬簿》一書中所分析，在15-17世紀的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國是重要參與者，甚至有極大可能在技術上對歐洲的工業革命做出了積極貢獻。有些歷史敘事很容易陷入以點代面、以偏概全，這就需要歷史研究者充分發掘“點”和“偏”之外的更多史實，從而讓歷史的面目更加清晰。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