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出租什么都不做的人》

• 他們是中國教育錄取率最高的一代，卻也是“最難就業季”中的候鳥；
  他們在兒時目睹創業神話、房產奇跡，卻開始懷疑努力是一種病；
  他們在社交平臺上自嘲為“鼠鼠人”“嗎嘍崽”，在脫口秀里練習冷笑、鍛煉遲鈍；
  他們還未步入中年，便集體追求中年人才會奢望的“不確定的穩定”。

這一代年輕人，出生于2000年之后，是“互聯網原住民”，在父母尚未退出舞臺、技術尚未真正托舉的當口，被夾在舊敘事的尾聲與新故事的缺席之間。

他們的標簽滑稽又刺痛：躺平族、電子廢物、學閥廢墟、吃土青年、幻覺打工人。他們被一個正在坍縮的結構系統性地浪費著：教育、學區、高考、就業、婚育、情感、精神狀態，每一個接口仿佛都在退化，卡住了前進的路徑。

他們，第一代知道通道阻塞的人。

失語的一代

2025年4月，北京。一位年輕的互聯網職員在確認采訪稿時，反復要求“文章是否可以再正能量一點”，“能不能把我名字打成化名”。不久前，他曾在社交平臺上分享自己與同事面臨的職場壓力與健康隱患，引來大量評論，隨后卻默默清空所有內容。

社交平臺看似喧嘩，卻并不意味著公共表達自由的擴張。在微博、知乎、豆瓣上，不少人“鎖號”或“棄號”；有內容創作者放棄長程敘事或視頻，只發圖文；在做田野調查時，受訪者開始頻繁要求“不實名”“不涉及爭議話題”，建議“模糊處理個人經歷”。

我們活在一個沉默比表達更安全，抑郁比憤怒更體面，冷笑比吶喊更高級的時代。個體表達變得“不劃算”，或者，“說了也沒用”。年輕人主動撤退，退守到冷笑、反諷、躺平與“人設游戲”中去。表達不再承擔公共討論的功能，它只是一種情緒排毒方式。

不僅在社交媒體上，現實中的年輕人也在“主動退出”，退出職場，退出城市，退出社會保險。與此同時，另一部分人拼盡全力“上岸”，如同搶奪巨浪中行駛大船上的救生筏。年輕人正在陷入一種不被允許失敗又不想被看見的集體焦慮。

與表達一同失去的，還有認同感。身份、階層、未來，這些曾經在人生成長中漸次展開的詞匯，塌縮在十幾、二十歲出頭的年紀里。他們還沒來得及成為一個“社會人”，就被社會按下暫停鍵。

在資深互聯網分析師、就業創業導師張棟偉看來，年輕人對未來的悲觀情緒明顯強于前幾代人。他們不再相信“努力就能成功”的敘事。現實的復雜之處在于：一方面，是通往體面生活的路徑愈發狹窄；另一方面，是對美好生活的期望從未降低。過去20年里，家庭培養一名大學生的投入成倍增長，但一個學位，早已不再是通往中產的船票。

他們把“等待喜歡的工作”視為自由的一部分，但等待越久，越像是在原地踏步，未來似乎永遠無法真正開啟。去年的1179萬畢業生還沒消化完，新的1222萬就要入市了。而25年前，這一數字是，95萬。

一代人從未如此努力，卻也從未如此困于原地。

拼命上岸，卻仍漂在水面

從紙面上看，00后并沒有輸在起跑線上。2023年，全國高校錄取率為80.7%，研究生錄取人數超過130萬，碩博畢業生數量首次反超本科生。而同一年，全國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一度沖破21.3%的高點，成為歷年統計口徑中最嚴峻的數字。

他們是有史以來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卻也是最難找到體面工作的群體。

大量高學歷低質量的教育供給，正制造出一種幻覺：只要學歷夠高，就能換來更好的生活。但現實給出的反饋是：文憑近乎失效，能力沒有變強，出口越來越少。

一名接受媒體采訪的211大學畢業生，在半年內投出超過300份簡歷，無一進入終面。他的簡歷中寫著：“本科無掛科，曾任學生會主席，獲獎若干。”這些在八年前被視為“加分項”的經歷，在今日的就業市場上只是基礎門檻。

與此同時，“編制”正逐漸成為多數青年心目中最后的避風港。2024年，江蘇省政府信訪局一個公務員崗位吸引了2581人報名。那一年，江蘇省考報名超41萬人，是2006年的四倍。

一種名為“廳局風”的穿搭風潮在校園中流行。白襯衫、公文包、行政夾克、保溫杯，年輕人以模仿機關干部的方式，進行一種關于“未來”的投射：在穩定中謀求安全感，在身份中尋找確定性。

但這種穩定，本身并不穩妥。即便“上岸”，許多人依然陷入了“穩定而無意義”的生活困境。

“想逃離現狀，又怕進入另一個火坑。經常煩躁、嘆氣、眼淚拌飯。我好像被體制內工作殺死了。”一名上岸的公務員，在社交平臺上匿名寫道。 評論區里，盡是“二十歲中年人”的疲憊共情。

那些在父輩口中能賺大錢的行業，早已不再人人可入。一項對獨角獸公司創始人的調研報告顯示，中國頭部互聯網企業的創始人超過三成畢業于清華、北大、復旦、人大、斯坦福、MIT等高校，而這些名校生，僅占高等教育總人數的不到1%。

紅利并沒有消失，它屬于那些原本就站在通道口的人。這代人并非沒有努力，他們甚至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拼。但他們所面臨的世界，是一個資源正在向上集中、可承載普通人的路徑被層層阻斷的世界。努力被結構化地浪費，成為這一代人最隱秘、卻最普遍的現實。

被困在教育的跑道上

在18歲之前，中國孩子平均要在3,000多個上學日中，完成超過2.3萬小時的學習任務，每天7小時40分鐘，貫穿12年。這是全球最密集的基礎教育訓練之一。2022年?，中國教輔類圖書市場規模達750億元?人民幣，超過芬蘭GDP的3%。這一切的終點，只是一紙高考成績單。

“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我每天都在考。月考、單元考、期中考、期末考、模擬考，根本不知道考試以外的人生還有什么意義。”小沫，00后，某“雙非”大學大四學生。去年冬天，她因抑郁癥休學，之后在家休養。導師在郵件中詢問近況，小沫只回了一句：“您太看得起我們這所學校了。”她說自己“筋疲力盡，對未來毫無興趣”。

在某985高校的“戀愛心理學”課堂上，教授試圖引導學生討論“親密關系中的主動性”，結果全班低頭刷屏，無一人舉手。有學生直言：“不談戀愛，不結婚，這課沒用。”

一項針對54所高校的聯合調查顯示，71.6%的教師反映“課堂注意力明顯下降”，六成教師指出“學生情緒狀態普遍低落，主動表達意愿顯著減弱”。

張棟偉評價：“年輕人用‘喪’來劃定自我空間，躺平不是懶惰，是一種柔性的抵抗。”

在一些大學里，課程內容大多老舊、教材十年未換，許多創業課程由沒有任何企業經驗的教師講授。有學生吐槽：“講課老師連營業執照都不會辦。講的是抖音直播的機會，卻連抖音號都沒注冊過。”

一名大三學生交出一份報告，標題是《如何在B站漲粉五千》。這份報告獲得了最高分。他說：“我只是寫了我平時擅長的東西。老師也不知道怎么評判，就給了高分。”

張棟偉看過無數份畢業生的簡歷。在他篩過的簡歷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附上了真實照片。一名學生在頭像欄貼上了王鶴棣的劇照，獲獎欄填著“多次獲得康師傅再來一瓶”，興趣愛好寫的是“摸魚、喝冰美式、躺平思考人生”。仿佛提前認輸，才是通關密碼。

“你說我們懶、我們喪、我們沒目標。但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只是提前明白了，這套游戲規則，本就沒有為我們準備勝利的通道。”在豆瓣小組“985廢物引進計劃”中，有13萬成員。

他們早早被送上了高速公路，卻發現終點是一面墻。而在這場賭局中，最大的代價或許不是“學不到”，而是“不愿再學”。學習不再是求知的工具，而是通往資格的苦役；大學不再是精神的溫床，而是求職前的中轉站；未來，不再是召喚，而是一場持續被延后的等待。

沒有試錯權的游戲

4月末，董某某因61頁博士論文引發的爭議尚未平息之時，4+4模式又接連曝出26頁、12頁博士論文丑聞，人們開始質疑“資源世襲”在教育領域的滲透，“4+4”項目更被形容成精英子弟的鍍金通道。

這場風波之所以激起巨大共鳴，是因為它擊中了很多年輕人心中最后一塊上升神話的殘骸。

在網友Steven看來，無論大小公司，都不再提供“成長空間”。在小公司，第一月就得掙出自己的工資，否則下個月就可能被淘汰；九成新人，試用期就是終點。中型公司稍好，但也差不多，新人往往被投放到不穩定的項目，半年不盈利整個部門就會被砍。這些公司招的不是員工，更像是在招合伙人。最好自帶資源、自帶流量、自帶現金，甚至自帶奇跡。

另一個網友說得更直白：“整頓職場？00后得先能進得去才行。就算進去了又怎樣？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誰知道哪天就被炒。”

在北京西南三環的一間地下辦公室里，趙一鳴正在拆解一臺剛剛從某破產火鍋店回收來的飲料機。他畢業于華中一所211大學，去年加入了一家小型回收公司，專門低價收購倒閉企業的設備、家具和廚房用具，再轉手賣給下一輪創業者。

“我們現在每月能接到四五十單，有時候一晚上要搬十幾個冰柜。客戶基本不說話，簽完字就走，有種末日感。”他曾試圖開發一個二手商用設備在線交易平臺，但物流、平臺抽成、稅務政策、售后機制，每一環都要押金、許可證、專屬通道。他很快明白：“有錢人的創業叫試錯，我們這群人的試錯叫破產。”不是他一個人這樣。

有粗略統計，2023年全國新注冊的創業公司中，95后為法人代表的占比17.6%，但一年內注銷率超過62%。這些數據背后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即便是被稱為“原生數字人”的00后，也無法改變創業從來都是少數人的生意。平臺時代留給00后的，不是平等的起點，而是更精密的分層。

2024年2月，一則短視頻登上熱搜：大一學生創立的“痛經調理館”在校內招募志愿者，“拉人頭+中醫灸療”，現場人滿為患。但沒過幾天，項目被校方叫停：手續不全、衛生存疑、宣傳尺度過線。“我們只是想試一試，難道連試一試的資格都沒有？”該項目負責人在社交媒體上回應，隨后注銷賬號。

成功率極低、失敗成本極高、社會寬容度極低，這是一代“創業者”的真實畫像。可他們仍愿意上場，因為現實留給他們的，不是選擇題，而是生存題。

走不出的房間

在小紅書“孔乙己文學”的筆記中，年輕人們寫道：

• “酒家用長衫短袖劃分等級，區別對待，短衣幫靠嘲笑孔乙己獲得快樂。”
• “我穿得太整齊，像個碩士。”
• “我走路太正經，像個編外。”

從“孔乙己文學”到“鼠鼠文學”“嗎嘍文學”，00后正在發明一套全新的語言系統，來回應他們與這個社會的隔膜。不是他們不想進入主流，而是主流敘事早已不再為他們預留座位。

一位大學老師這樣形容她的學生：

麻木、低電量運行，不知道為什么學習，也不清楚為何考研、考公、找工作，出國不想，戀愛無感。吃飯靠外賣，去了食堂也是各吃各的。進教室不抬頭、不回應，像被按下靜音鍵。教材不買，說“太貴了”“反正以后也不干這個”。個人衛生隨意，朋友圈匱乏。也有一些人為了保研，從大一就開始卷：卷成績、卷學分，連聽報告都得刷簽到。

2025年第一季度，中國結婚登記量為181萬對，較去年同期減少15.9萬，而2013年這一數字是428.2萬對。與此同時，自2022年起，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轉為負值——上一次，還要追溯到1960年。

輿論呼吁“早點結婚”“勇敢生娃”，而年輕人不婚不育的現實困境卻未被廣泛納入公共敘事。

一位剛“上岸”的公務員在匿名采訪中說： “我拿著5000塊工資，住在兩小時通勤的合租房里，父母生病不敢請假，女朋友還在外地考研。組織說我值得培養，但我想知道，誰在培養我？又是為了怎樣的未來？”

這樣的困惑并不偶然。一個人，被教育充分的塑造，卻在現實社會中，無處安放這副被寄予厚望的模樣。

與此同時，整個社會系統在制造一種溫和卻荒謬的敘事：現實的困境被包裝成浪漫的奮斗故事，制造出一種溫暖的幻覺，仿佛每個年輕人都能在不放棄、不拋棄中等來一個轉機。但在這層敘事之下，是教育系統、職場結構、城鄉落差和人口政策共同織就的大網，將無數年輕人困在其中。

“我們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變成了唯一被允許的表達方式，命運卻走失在途中。”正是在這樣一個祛魅的年代，他們第一次學會了清醒地凝視自己。

當批判被轉化為正能量的表演，真相便失去了它的重量。而重建，或許就從拒絕參與這場表演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