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2025年第3期封面

文學文獻研究專刊

宋刻元明遞修本《國朝諸臣奏議》

編者權力與治道書寫

——以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編者注為中心 馬躍

內容摘要:南宋奏議編注大多受到以“是元祐而非熙豐”“直書安石之罪”為標準的意識形態審查，《宋朝諸臣奏議》也不例外。作為現存最早奏議總集的編者，趙汝愚有意與官方意識形態合流，選篇排斥收錄新法參與者的奏議,注文將奏議文章還原于特定歷史語境，對王安石“三不足”之說進行駁斥，并通過對文字形式和注文敘述視角的靈活運用，將北宋歷史敘述為慶歷—元祐和熙寧—紹圣模式的二元書寫。在紹熙五年的廟議中,趙汝愚利用《宋朝諸臣奏議》為其政治主張提供合法性依據，由此引發朱熹對該書編注體例的批評。以學術關聯政治還是尊重學術獨立的不同取徑，成為二人意見分裂的重要淵源。

關鍵詞:《宋朝諸臣奏議》；趙汝愚；朱熹；奏議；編者注

《方山薛先生全集》

《金瓶梅》襲用薛應旂書信與嘉靖朝政事發微 潘超

內容摘要:在《金瓶梅》第四十八回中有一封書信長期為學界所忽視。考察可知，該信并非《金瓶梅》作者原創，而是襲用嘉靖朝名士薛應旂與友人尹臺的一封書信,是《金瓶梅》中一篇可知確切時間、作者和背景的明人文字，且撰成時間與《金瓶梅》成書相距極近。通過對該信政治背景以及所涉人物關系的挖掘，可以為《金瓶梅》的成書背景、創作原型、作者立場的研究提供重要參考，并借以窺見《金瓶梅》作者背后隱約的嘉靖士人群體。

關鍵詞：《金瓶梅》；薛應旂；小說素材；嚴嵩

北大本《全書》小像葉

明代《王文成公全書》刊刻源流考 童飛

內容摘要:明刊《王文成公全書》現存郭朝賓杭州初刻本、謝廷杰南京重刻本、黃紀賢桂林翻刻本三種版本。前兩種版本均有繁復的修版與補版過程，郭朝賓杭州初刻本存在兩次修補，謝廷杰南京重刻本則有四次增刻修補，每次修補都造成內容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郭朝賓杭州初刻本始刻于隆慶六年（1572）九月，刻成于萬歷元年（1573）正月。謝廷杰南京重刻本始刻于萬歷元年正月之后，刻成時間或可推遲到萬歷二年三月。杭州初刻本和南京重刻本的主要負責人均為謝廷杰，郭朝賓等官員屬于“掛名”。謝廷杰為了趕在萬歷改元時上疏請祀王陽明，在杭州倉促刊行《全書》，致使杭州初刻本存在很多不足；又在南京重刻《全書》，既是為了彌補杭州刻本的不足，也是為了突出自己的貢獻。

關鍵詞：甲骨文獻材料；立體化思維；射；職官

稿本《隨園詩話》首葉和國家圖書館藏袁枚致袁樹家書

從稿本到刻本：《隨園詩話》的創作過程與文本變化 鄭幸

內容摘要:袁枚《隨園詩話》在清代詩學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因此稿本《詩話》的重新發現與影印出版也備受學界關注。結合筆跡比對與文本分析，可以推斷存世的稿本《詩話》包含了袁枚親筆手稿、其他寫手謄抄稿以及袁枚親筆修訂稿等多種寫本樣態，階段性編寫于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間（1778—1781）,因而能夠反映《詩話》的早期創作面貌。其文本與刊刻行世的定本《詩話》存在大量不同，定本不僅對原稿的部分觀點、事實進行了調整或修正，還有意識地提升了文本的可讀性與表現力，以滿足更廣泛的閱讀需求。審視《詩話》從稿本到刻本的種種細節變化，不僅有助于袁枚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也有助于探討過程性文本在文學文獻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袁枚；《隨園詩話》；稿本；過程性；文本變化

戲曲文獻研究

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啟元年閔光瑜刻朱墨套印本《邯鄲夢》

晚明套印本的融通互證與價值重估

——以五種“戲曲前附小說”套印評點本為中心 林瑩

內容摘要：“戲曲前附小說”套印評點本是晚明湖州新式套印技術的獨特產物，可以與更多同時期小說戲曲套印本、評點本展開融通互證研究。從文本內部來看，套印技術催發小說戲曲作品在正文校改、評點革新、批評立場取舍諸方面的變化，提供了印刷技術形塑文學文本的又一例證，也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互促進的一種表征。而若以“戲曲前附小說”套印評點本為錨點，轉向對文本外部世界的關注，能夠加深有關小說戲曲跨文體循環轉化、套印評點本生產路徑、套印評點本與小說經典化、小說評本商業屬性與物質屬性、江南書坊之間及其與外地書坊的互動交流等問題的認識。上述內外兩個維度的合流，構成重估晚明套印本價值的扃鑰。

關鍵詞：套印本；湖州；小說評點；跨文體；書坊

《雜劇十種》

國家圖書館藏《雜劇十種》及其戲曲史料價值 劉鐵

內容摘要：國家圖書館藏《雜劇十種》，應為清代莊親王府演出劇目抄本合集。集中收錄《滕王閣》《小山叢桂》兩部節戲及《慶長生》《千秋祝》《宴梁園》《過函關》《天官祝慶》《慶千秋》《三辰拱壽》《蟠桃會群仙祝慶》八部壽戲。其中，《慶千秋》為康熙三十二年（1693）莊親王博果鐸四十四歲誕辰時蘇州曲家徐麟進呈，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清代王府演劇用本。《雜劇十種》作為能夠反映莊親王府早期演劇活動的文獻，具有重要的戲曲史料價值。

關鍵詞：《雜劇十種》；莊親王；徐麟；節戲；壽戲

國家圖書館藏吳梅批校《暖紅室匯刻傳奇》本《四聲猿》

劉世珩《暖紅室匯刻傳劇》校刻考 沈珍妮、蔣思婷

內容摘要：清末民初劉世珩所刻《暖紅室匯刻傳劇》校勘精良、刻印美觀，素為研究者和收藏者所重。劉氏原計劃收入傳奇雜劇30種，加之附刊、別行、附錄共計51種。此書的校刻始于1900年左右，1926年因劉世珩病逝而中斷。1937年，經吳梅介紹，上海來青閣書店用劉家的板片出版了其中的34種。20世紀80年代，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重印其中23種，其間有修補、重刻的情況。《暖紅室匯刻傳劇》的輯校工作是近代戲曲史上的重要事件，吳梅、繆荃孫、王國維、況周頤、劉富梁等學人都曾參與其中。該書系仿照刊校經史例訂雜劇傳奇，為戲曲校勘之新變，也是近代戲曲文獻整理之先聲。

關鍵詞：《暖紅室匯刻傳劇》；劉世珩；吳梅；戲曲校勘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紅格寫樣本《桃花扇曲譜》

《雙忽雷閣匯訂曲譜》的正律訂譜與刻印過程 翟皓月

內容摘要：《雙忽雷閣匯訂曲譜》是由劉世珩主持出版、吳梅正律、劉富梁訂譜的一套戲曲曲譜叢書，目前共有交通部抄件紙稿本、劉氏賜書臺紅格寫樣本、刻印本三種形態的版本存世，計有18種劇目、28個版本。在曲譜編訂過程中，吳梅主要負責厘正曲律，劉富梁則在此基礎上酌定工尺，或補充、修正前代曲譜，或自行訂譜。二人的正律訂譜工作精審詳贍，可稱識板、識字、識譜、識唱。同時，《雙忽雷閣匯訂曲譜》三種形態的版本是戲曲曲譜校勘刻印流程中不同階段的珍貴樣本，通過比對可勾勒出此書的成書過程并由此推及曲譜刻印的一般工作流程。

關鍵詞：《雙忽雷閣匯訂曲譜》；曲譜刻印；劉世珩；吳梅；劉富梁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地區戲曲作品集整理出版的回顧與思考 苗懷明

內容摘要：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二十多年間，中國大陸地區戲曲文獻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呈現出新的面貌和態勢，戲曲作品集的整理刊布作為基礎工作受到高度重視，相繼有一批成果出版，體現了這一時期戲曲研究的成就與特色。這些戲曲作品集編纂動機不同，編排方式不一，整理形式多樣，較之以往各個時期，無論在規模數量上還是在學術質量上均有較為明顯的提升，為戲曲研究的深入展開提供了良性的積累和推動。其間也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應當引起研究者的重視。

關鍵詞：戲曲作品集；校勘整理；戲曲研究

戲曲文獻研究專欄導言

黃仕忠

學術研究的進展，通常不外乎兩條路徑，一是新觀念的引入，二是新材料的發現。我們可能會實誠地將它們當作兩條獨立的道路，卻很少會意識到，這兩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因為真正意義上新材料的發現，例如敦煌遺書、出土文獻，往往出于偶然，難以預期。

《戲曲文獻學》

但新觀念的引入，則有可能通過重新解讀舊有資料，甚至從以往被忽視的文獻中發掘出新的價值，從而開拓新的疆域。故而新材料的發掘有賴于新觀念的運用，新觀念的確立亦有待于新材料作佐證。

二者的相互關系雖然如此，雙方卻并不一定會在這相互關系之中“平衡”地發展。因為一種新的觀念，往往需要倚賴大量實證來支撐。

此中，文獻學的工作必不可少。文獻學的研究，并非只是一種技術性知識的運用，而是包含著思想深度、文化情懷和學術視野。回望20世紀以來中國戲曲研究的歷程，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1907年，年方而立的王國維，著意致力于戲曲研究。他痛感“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戲曲若”，遂立志要為“戲曲”這種文體爭取文學史上的地位。

他的比較視野橫跨中西，洞見古希臘戲劇、莎士比亞戲劇在西方文學史上地位崇高，而中國戲曲則向來不登大雅之堂，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因而矢志革故鼎新，在此后五年間撰寫了一系列著作，并于1912年底寫成《宋元戲曲史》，實現了自己設定的學術目標。

此舉確立了戲曲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獨立地位，真正體現“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讓元曲與唐詩、宋詞相并立，進入文學史的主流。

《宋元戲曲史》如今成為必讀的學術經典，不過，人們大多只讀王氏此書，而很少關注他在展開戲曲研究過程中所撰寫的系列著述，甚至可能會以為王國維只是秉持了某種“觀念”，為填補“空白”而直奔戲曲史的寫作而去，實則不然。

王國維的研究是從文獻尋訪、編目開始的，他意在掌握古代戲曲的全貌，所以編纂了一部《曲錄》，收錄中國古代的所有劇目，這是中國第一部古代戲曲總目。

王國維《曲錄》

《曲錄》的初稿只有兩卷，收錄元明清雜劇和傳奇作品。隨著視野日益拓展，他在增加了宋金雜劇劇目的同時，修訂原稿，終成六卷。這既是對初稿的完善，又是基于“戲曲”觀念的新理解。

與此同時，他敏銳地觀察到中國戲曲異于西方戲劇之獨特性，做了大量的文獻考證工作。例如中國戲曲采用腳色制，所以他撰寫了《古劇腳色考》，以考察生、旦、凈、末、丑等腳色的淵源與流變；中國戲曲用套曲曲牌來演唱，于是他先后編撰《唐宋大曲考》《曲調源流表》，以探討音樂的源流與曲牌、套曲的由來。

記錄元雜劇作家作品最重要的文獻是元代鐘嗣成的《錄鬼簿》，王國維利用多種抄本、刻本互勘，力求勾稽元人雜劇全貌。

為了解古代演劇情況，他又全面輯錄散見于文獻中的演劇資料，編成《優語錄》，又以此為基礎，對戲劇的起源作了系統探討，撰成《戲曲考原》一書。所以，王國維是從文獻入手，全面考察戲曲作為一種新的文藝樣式的發生、形成與成熟的過程。

《宋元戲曲史》

他以觀念指引實證，復以實證支撐理念，兩者互為表里，合而為一，最后完成史的建構，寫成《宋元戲曲史》這部不朽的著作。

不僅如此，為推進戲曲研究，王國維尋訪、抄錄、購置了大量戲曲有關文獻。他最早關注并利用《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及呂天成《曲品》、無名氏《傳奇匯考》等資料，作為研究的佐證。

雖然他對戲曲史的書寫最后停止于元代，其實他也購買了眾多珍稀的明清戲曲劇本和曲集。在還沒有公立圖書館的時代，他通過各種方式尋訪曲本，曾向羅振玉、繆荃孫、陳毅等借閱、傳抄戲曲資料；董康誦芬室重刻《盛明雜劇》，則是借用了他的藏本。

正因有深厚的文獻積累，王國維才能在《宋元戲曲史》的自序中自信地說，書中所引錄的史料，基本是他本人搜尋所得，主要觀點都出自他個人的發明，而對學術的貢獻也以此書為多。

人們通常閱讀與關注的是學者的著作，卻很少注意到他們在文獻尋訪、整理公布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就無從了解從事研究背后的曲折過程。

吳梅是王國維之后最重要的戲曲研究家，不僅著述甚豐，而且在戲曲文獻整理出版方面貢獻尤巨。他曾有意將珍藏的戲曲孤本影印出版，以饗學林，已經編訂目錄，并將這些珍貴的版本交付商務印書館，以備影印。

遺憾的是，1932年日軍轟炸上海，涵芬樓（東方圖書館）被毀，吳梅所編書籍的書版和一些珍貴書籍也遭劫難，灰飛煙滅。盡管如此，吳梅還是重新收集曲學資料，完成《奢摩他室曲叢》的整理出版，并在1939年去世前立下遺囑，讓后人將其藏曲交付公家。這個遺愿1950年代由他的哲嗣完成。

《奢摩他室曲叢》自序

再如鄭振鐸，畢生致力于戲曲與俗文學研究，對有關文獻的尋訪、搜集懷有熾烈之熱情。他編集影印了《長樂鄭氏匯印傳奇》，將所獲珍稀明清劇本公之于世。

新中國成立后，又主持編纂《古本戲曲叢刊》，完成了前四集的編集出版，成為此后中國古代戲曲研究的基石。

只是他本人在1958年因飛機失事不幸離世，未能親手完成《古本戲曲叢刊》全部編集影印工作。而他收藏的所有戲曲與俗文學文獻，也由家人全部捐贈給了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成為學界公器。

而那些不以戲曲研究著聞的前賢所做的文獻收集工作，也往往會被忽略。朱希祖本身是一位歷史學家，雖然不以研究戲曲為長，但家中累世所藏戲曲文獻極為豐富。他深知戲曲文獻的史料價值，所以在升平署檔案和曲本散出于書攤之時，第一時間購買了這批文獻。

《朱希祖文存》

1932年，他自覺精力有限，遂將這批材料連同累世所藏悉數轉讓給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成為平館早期戲曲存藏的重要組成部分，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周明泰《清升平署存檔事例漫抄》等重要著作，皆賴此得以成書。朱希祖的理念，尤堪欽佩：文獻歸公，才更有助于學術發展。

此外，一批民國學者，在戲曲研究興盛之初，致力于戲曲文獻的尋訪收藏，從而嘉惠學林。其中有馬廉、許之衡、王孝慈、周明泰、阿英、傅惜華、趙景深、張玉森、吳曉鈴等。正是由于有這么多學者致力于戲曲文獻的搜尋、研究、影印、整理，才有了20世紀戲曲研究的繁盛局面。

更為難得的是，他們不僅共同致力于戲曲研究，并且自覺形成一種明確的“學術共同體”意識。他們的一切努力，無不指向學界之長遠發展，著意為推進這個領域的研究貢獻力量。他們的收藏最初雖是本乎個人之興趣與研究之所需，而最終則多能化私為公，轉而成為社會共享的財富。

1950年代以來，戲曲領域成為“顯學”，也迎來了研究的輝煌。同時，隨著“藝術史”觀念的引入，戲曲作為一種舞臺藝術得到更為廣泛的認可，古代戲曲史的建構，也從以文人作家與文本劇作為主體，延伸到聲腔興衰和演劇變遷，演員、戲班演出與聲腔的演化成為戲曲史進程的主體。

一種較為普遍的看法是：戲曲的本質是舞臺演出，案頭的文本終歸屬于第二義。歷史的“不公”，便是文人搶占了藝人的歷史地位。基于此種認識，王國維“重文本”的做法，一度受到較多的批評。

其實劇本（文本）與舞臺是戲曲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都是戲曲史不可或缺的要素。舞臺指向藝術史，是藝術史研究的主體；文人撰寫的劇本則既是戲曲史的組成部分，同時作為一種新文體，也是文學史的主要體裁之一，并以文本方式被出版、閱讀與傳播。

《戲曲演進史》

文人群體參與戲曲創作，產生了具有較高文學性的作品，從而改變了戲曲的品格，提升了戲曲的地位，使戲曲為社會主流的娛樂系統所接受；同時文人也是戲曲活動的高端消費群體之一，他們的創作與觀演、評論與揄揚，擴展了戲曲的演出市場與演出空間。

由此觀之，劇本文本與舞臺演出并不是此是彼非、此重彼輕的關系，而是自不同維度，共同開拓了戲曲發展的廣闊天地，于文學與藝術的演進歷史中，各擅其勝。

王季思當年曾對學生吳國欽說過這樣一段話：

優秀的舞臺演出本不僅演給當時人看，同時還流傳給后人作文學讀物欣賞。王實甫的《西廂記》，早已不能照原本演出，從明中葉以來的各種評點本看，實際是把它作為文學名著來欣賞的。由于文詞的變化不像口語的變化來得快，雖然文采派的作品距離現實生活稍遠，未免影響到當時演出的效果，卻可以長期得到后人的喜愛，經久不衰。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多少說明了這個道理。

王先生在這里提出古代戲曲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作文學讀物欣賞”和“作為文學名著來欣賞”，是一個劇本在戲曲史與文學史上之意義價值不可缺少的一維，是古代遺產能夠保存下來的主要途徑。

《王季思全集》

在音像資料無法保存的年代，文本出版和傳閱是戲曲傳承發展的一個關鍵環節。在演劇有關記載十分匱乏的情況下，經文人整理評點出版的戲曲劇本是追溯古代演劇發展史的重要途徑，因此戲曲文獻的整理研究受到學界重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文獻》雜志本期特設戲曲文獻研究專欄，是適時的反應。

縱觀21世紀以來的中國古代戲曲研究，理論觀念上雖未見突破性拓展，而戲曲文獻的編集、影印和整理成果卻已卓有成效。

本專欄所載苗懷明教授的文章，對21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地區戲曲作品集整理出版情況作了系統梳理，讓我們可以看到該領域的整體進展。同時苗教授對此所作的思考，也為我們今后更有效地開展文獻整理與基礎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事實上，戲曲文獻整理工作的進展，與時代社會的變化緊密相關。20世紀80年代，圖書館的古籍編目一度面臨重大考驗：自20世紀50年代起，有數量巨大的古籍歸于公藏，但大多數圖書館都未有公開的古籍目錄，當時許多古籍屬于“未編書”，未能借閱流通。

改革開放以后，圖書館工作不斷取得進展，這類古籍也逐步得到編目整理，得以上架，可供借閱流通。

新世紀以來，大陸圖書館更加開放，不僅借閱、復制變得容易，而且一些集中收藏了曲類文獻的藏書單位對其所藏珍稀戲曲作了選萃影印，同時學者所輯錄的戲曲專題叢刊，也能獲得收藏單位的同意而成套影印出版。

《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第一輯

隨著國際交流日益便利，許多學者赴海外作訪學研究，訪得海外收藏的珍稀戲曲文獻，影印出版。我個人對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的調查、尋訪、編目，并選擇孤本珍稀曲籍予以編集影印，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海內外的重要圖書館都將本館的書目信息公開于網絡，供全世界的讀者檢索。

與此同時，一些圖書館開始數字化工作，并有計劃地逐步在網絡上公開所藏古籍資源。例如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已經將十幾萬種珍貴古籍公布于網絡，其中包含了數以千計的戲曲古籍以及與戲曲家有關的大量文獻資料。這一變革不僅極大便利了文獻利用，也深刻改變了戲曲文獻研究的生態與格局。本專欄所收數篇文章，正是這一變局的具體體現。

首先，通過網絡檢索，可以方便地了解某一版本在世界各地的收藏情況，并逐一對比。

以往學者因為求書不便，能得到某一個版本便已滿足；而今天可以系統比較多種藏本，不僅有深入研究的空間，也對文獻本身的認知有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判明其為初印還是后印，是修板印本還是改題印本，從不同印本中的文字差異、校閱者名姓的不同，看到更多的內容。此外，還可以通過批注、藏印、題跋，獲得更多可拓展的研究內容。

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啟元年閔光瑜刻朱墨套印本《邯鄲夢》前附《枕中記》

本專欄所刊林瑩《晚明套印本的融通互證與價值重估——以五種“戲曲前附小說”套印評點本為中心》一文，就是從這樣的角度所做的一次成功嘗試。這樣的工作，既是傳統文獻版本內容的研究，也涵蓋對出版史、傳播史的考量，同時關注到讀者閱讀接受的維度，從而拓展了學術的深度與廣度。

其次，一些秘藏于圖書館向來不為人知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戲曲文獻，不斷得到發掘。

例如在對海外漢籍的調查中，常有令人驚艷的發現。我們與日本共同編集影印的多套日藏中國珍稀戲曲文獻，就收錄數十種孤本珍稀劇本，其中有國內已佚的名家名作，也有從未見于著錄的珍藏。

當然，中國本土的戲曲文獻收藏無疑是最為豐富的。本專欄所刊劉鐵的文章，介紹了國家圖書館所藏《雜劇十種》，作者判定這是一部清代莊親王府演出劇目的抄本集。眾所周知，清代宮廷與王府的演劇十分繁盛，王公貴胄也是戲曲的“高端消費”群體，其審美趣味直接影響了社會大眾對于演劇的喜好，進而擴大了演劇市場的規模。這些文獻的披露，可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資料。

再次，從文獻入手，近代以來的學術研究史本身也可作為研究對象，構成新的學術增長點。

《孤本元明雜劇》

例如民國時期海內外學者對王國維《曲錄》所做的增補批校，王國維舊藏曲籍的去向，海鹽朱氏所藏曲本目錄的發現，許之衡“飲流齋”抄錄曲本及許氏對曲本的整理、修訂情況，王孝慈所藏曲籍的流徙，周明泰藏曲中涉及某些伶人世家庋藏曲籍的移存，脈望館舊藏戲曲在民國間的散出、購藏，以及張元濟、王季烈與《孤本元明雜劇》的整理出版等，都有出色的研究成果。

本專欄所刊沈珍妮、蔣思婷的文章，則系統梳理了劉世珩《暖紅室匯刻傳劇》的校刻印刷情況；翟皓月的文章又梳理了與之相配的劉世珩《雙忽雷閣匯訂曲譜》的正律訂譜與刻印過程。

劉世珩是民國間大規模校訂整理出版戲曲的發起人，兩書的整理方式，成為當時學者整理戲曲劇本之范式，與王國維的戲曲研究前后呼應，共同推進了民初戲曲的刊刻與研究，并影響到民國時期戲曲學術史的進程。上述兩篇文章，正揭示了劉世珩主導下一批民國學人以經史例校刻戲曲的有益探索。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紅格寫樣本《紫釵記曲譜》

戲曲文獻研究尚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們不能滿足于簡單的文獻介紹和孤立的研討，而應當通過具體的戲曲文獻來窺知當時豐富而復雜的社會文化生態，了解戲曲在整個文化系統中的處境與狀態。同時，還需要不斷拓展視野，例如還可以從娛樂消費、演劇空間、出版市場等角度來考察。

這樣，既可以將新的理論方法運用于個案研究，又能通過個案的研究為新理論的運用提供經驗支持。若能如此，前路自當云開月明，遼闊無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