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余輝，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方志遠，江西師范大學。

摘 要：明清史研究先驅歐陽琛先生早年研究火器史，晚歲以明代政治及制度史為研究重點，對明代的內閣政治特別是司禮監研究頗深，是新中國早期明史專業教授，對于早期明史研究有著較大貢獻并培養明清史學者多人。本文利用歐陽琛清華研究院碩士論文定稿與一系列近年新見報刊資料，主要從歐陽琛早年生平與師友關系、撰寫畢業論文與指導第一篇論文、江西師范學院時期的明史研究等三方面論述其學行與學術貢獻，以重新確立歐陽琛史學論著在早期明史研究中的地位。

關鍵詞：歐陽琛 早期明清史研究 學行 學術貢獻

歐陽琛（1912—1994），字伯瑜，江西宜春人。1934—1945年就讀于國立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以下或稱“聯大”）歷史系，相繼獲文學士、文學碩士；1946—1948年，任廈門大學歷史系講師、副教授；后一直在南昌任教，為中正大學—南昌大學—江西師范學院歷史系副教授、教授，曾任江西師范學院歷史系主任，后任歷史系名譽主任，為江西史壇宿耆。

一、早年生平與師友關系

歐陽琛先生就讀小學期間，就對歷史產生濃厚興趣。中學時候寫就一篇講稿《征兵制度與募兵制度》，后于大學期間受到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雷海宗的影響修改后，發表于1935年《江西學生》第3—4期合刊。文章開篇闡述“兵”字的本源，辨析西周與秦漢制度的不同，而且引用拿破侖、俾斯麥等人關于募兵與征兵制度的看法。從這篇早期文稿來看，歐陽琛比較推崇征兵制度，而且對于征兵制度與募兵制度優劣都有自己的判斷，是對雷海宗于清華課程“中國無兵文化”中表達的觀點的引申。抗戰時期雷先生更加發揮其觀點，形成當時所謂“戰國策學派”。可以說，歐陽琛在求學早期受到雷海宗較大影響。

1934年，歐陽琛入清華大學歷史系學習，清華園歲月寧靜而美好，卻又很短暫。清華大學學習期間，歐陽琛一邊學習歷史，一邊思考國家與民族的未來，1935年12月9日他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歐陽琛與眾多北大、清華、南開學侶一樣，跋山涉水來到昆明，進西南聯大學習，1938年畢業于戰時清華大學部。1939年12月，入昆明清華研究院學習歷史，兼西南聯大師范學院助教，屢次備考中英“庚款西洋史”科目未中，留學未果，1945年獲清華研究院文學碩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明季購募葡炮葡兵始末》（約19 萬字），指導老師邵循正，答辯主席鄭天挺。

西南聯大歲月里，歐陽琛是頗具名氣的明清史研究新秀，新近出版《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多次出現歐陽琛的記錄，使我們得以從側面窺見歐陽琛在當時求學時代一些經歷和鄭天挺先生對于他的一些評價。

1943年11月29日

三時至清華辦事處，考試史學研究生歐陽琛，外校考試委員唯余一人。六時試畢，分數為七十六分余。

這次考試是歐陽琛論文中期口試，也即現代歐美、日本等地區研究生培養的論文口考，大陸現稱為碩博士論文開題，76分已經屬于高分了。

12月27日

三時至西倉坡參加清華大學公費生考試審查論文委員會歷史部分，壽民（劉崇）、伯倫（雷海宗）及余共三人。投考人十五人，繳論文者十二，審查結果以何炳棣第一，歐陽琛第二。

這次考試是決定清華公費獎學金的考試，需要送交評審，看成績歐陽琛僅比何炳棣低一個位次。《何炳棣回憶錄》也有出現歐陽琛的名字，兩人當時全力準備庚款考試中“西洋史”科目。他們同為清華1938級的歷史學家。

1944年12月12日

余既為《清國姓臆測》，忽檢書目，知朱逷先先生有《后金國汗姓氏考》，載《蔡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久求未獲。昨日下課聞之歐陽琛，青云社有寄售一本，力既不能得，乃就讀之。與余立說迥異，心乃安。

鄭天挺為文極其謹慎，一定多方收集資料及二手論著，他委托歐陽琛找到朱希祖此前的文章，看到朱希祖研究與自己說法迥異，大為放心，這次終于可以順利完成自己的論文。

1945年1月24日

八時起。歐陽琛來談滿洲姓氏問題，至十時乃入校。

上次歐陽琛幫鄭天挺先生找了朱希祖的文章，而歐陽琛對此也有一定的見解，所以一個多月后一大早就來找鄭先生繼續商討這個問題。

1945年4月2日

壽民（劉崇）來送歐陽琛論文。

這時歐陽琛清華研究院碩士研究生論文答辯在即，劉崇送來論文，意在請鄭天挺審閱。

1945年4月6日

七時至清華辦事處參加史學部研究生歐陽琛論文考試，九時還。考試成績八十二分一。

4月6日是歐陽琛正式答辯的日期，用時兩個小時，獲得高分82分。

歐陽琛為清華大學研究院第11屆畢業生，同期畢業的還有日后著名的邏輯學家王浩。鄭天挺與青年學子歐陽琛關于明清史的討論，還可參見歐陽琛于1982年所寫之回憶文章：

我于一九三八年畢業后，仍住在聯大附近旁聽課程。我聽的課程中就有毅老的明清史和史部目錄學。毅老是著名的明清史專家。他在北大開過的關于史學方法方面的課程，也常為人們所稱道。以前我無緣聆教，在聯大才得償夙愿，這也是我從毅老受業之始。以后我進清華研究院學明清史，在撰寫論文和準備答辯的過程中，每遇疑難，趨前求教，都得到毅老熱情與耐心的指導，使我銘感不忘。

由此可見前輩學人與青年學子為學之情誼，鄭天挺的日記為我們提供了兩人部分見面的情況記載，歐陽琛的回憶則提供了當時他對前輩學人之敬仰，以及二人致力于明清史學術問題探討的情況。

歐陽琛在學業方面不僅僅和鄭天挺關系深厚，他寫作畢業論文《明季購募葡炮葡兵始末》時，向邵循正、姚從吾、向達反復求教，并經姚從吾、向達二先生引薦，結識方豪，歐陽琛晚年回憶稱：“聯大聚集了三所大學中許多為青年夙所仰慕的教授，開出了很多各具特色的課程……這不僅大大推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還開擴了他們的視野與思路，活躍了學術空氣。”方豪于歐陽琛論文具體問題研究啟發較大，二人關于明末火器流入中國問題來往書札發表于《東方雜志》第40卷第1 期。對此，方豪在晚年回憶：“向先生研究中西交通史，知道我又是同行，又自謙不通拉丁文和法文，便客氣地說：‘十六七八世紀這一段交給你了！’后來他又要他指導寫論文的學生，到我處來討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歐陽琛同學，他研究西洋火器傳入中國史。” 方豪的回憶從側面說明歐陽琛研究的深度。方豪此段時期關于明清火器史研究文章見《孫元化手書與王征交誼始末注釋》。歐陽琛論文成稿后，寄贈方豪留存，有歐陽琛題贈方豪之語：“杰人先生教正，歐陽琛敬贈，（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可謂二人師友風誼，砥礪治學之見證。方豪此后積極推薦這篇論文，香港大學、臺灣大學皆存方豪所贈之影本，原本則由方豪先生贈予臺灣政治大學，留存至今。

歐陽琛在昆明期間，常去江西同鄉程應镠（流金）居所。程應镠是江西新建人，清代大學士程矞采后人，早年入燕京大學歷史系，后成為著名宋史專家。程應镠租昆明樹勛巷5號兩室一廳朝南的房子聚會。這里是昆明青年學生常在一起聚會的地方，他們有徐高阮、丁則良、王永興等人，日后都成為中國史學家。他們大部分修聯大歷史系的課程，時有一些新朋友加入，這里是當時昆明一個小有名氣的青年學術沙龍。此外，歐陽琛與程應镠創辦私立天祥中學，親自教學，程應镠出任教導主任，歐陽琛兼職國文老師。歐陽琛在聯大勤工儉學，擔任“半時助教”，教初級部歷史課程，月薪“伍拾元”。1942年好友王瑤（后北大中文系教授）由成都抵達昆明。由于錯過聯大開學，經歐陽琛介紹，先到天祥中學教國文糊口，再想辦法入聯大讀書。這時期歐陽琛也與一部分共產黨員來往密切，比如聯大學生湯德明（后為同濟大學教授）是地下黨員，歐陽琛與他來往密切，并引薦給程應镠認識。另外歐陽琛與程應镠都比較喜歡俄國文學，與馮契相熟。程應镠回憶：

馮契（原名馮寶壤）和我是在昆明認識。……有一個叫張國士的學生和他很接近，時常到他那里借閱俄國文學作品，這個學生和我也很接近。我在昆明時的一些朋友如王遜、歐陽琛、章煜然、胡正謁和他很熟悉，也時常談到他。

歐陽琛在昆明兩處兼職，半工半讀，最終在1945年成功獲得清華研究院第十一屆碩士學位，這是清華研究院在抗戰時期頒發的最后一屆學位，成為聯大研究生培養的絕響。

抗戰勝利后，歐陽琛返鄉休養了半年，1946年2月應聘廈大外文系講師，旋入歷史系任教。廈大教授鄭朝宗回憶當時情況，抗戰后廈大新聘了一批傾向于進步的青年教師。歐陽琛與熊德基是其中的佼佼者，鄭朝宗說：“歐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比我低一年級，歐告訴我，德基原就學于北平中國大學，后來轉入西南聯大，他們都是江西人。歐沉默寡言，德基則談笑自若，雄辯滔滔，令人有一見如故之感。”其后廈大組織學生歷史學會，并邀請老師為顧問并演講，熊德基講“我為什么學歷史？”，歐陽琛講“注重活的歷史”，學生大為叫好。

歐陽琛在廈大一直少有社交，重大場合一般不發表自己的看法。1947年廈大慶祝五四晚會，王亞南校長要歐陽琛發言，歐陽琛也只是與鄰座郭大力“一直聚精會神地顧聽著演講和表演，謙讓著不發表自己的意見”。1945—1949年正是國內風起云涌，各方角力的關鍵時刻，大學校園自然也不例外。1948年廈大學生發表了《為抗議美國扶植日本上南京總統府代電》、《南京政府對日本的罪行》和《國立廈門大學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宣言》。廈大的王亞南、盧嘉錫、歐陽琛等九位教師，也在《星光日報》上發表了“反美扶日”筆談。這次筆談主題為熊德基起草，其他教師參與修改并聯署。歐陽琛的筆談發言如下：“美國為了包圍蘇聯而扶助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德、意、日反共公約一樣，直接危害了中華民族的生存。中國人民如果不愿重演八年抗戰的慘劇，惟有起來堅決反對美國這種帝國主義政策。”可見歐陽琛字里行間透露出強烈希望中華民族復興的意愿，這種思想從清華園、聯大到廈大始終未變，特別是他多年考“庚款西洋史”科目，較之一般學者更為熟悉西洋歷史，對當時美國帝國主義心態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

二、歐陽琛先生早年畢業論文與指導論文

歐陽琛先生清華大學研究院碩士畢業論文《明季購募葡炮葡兵始末》，乃于抗戰后期寫就，是為中國研究明末西洋火器東傳最早者，現代學者如湯開建、黃一農等研究明末火器來華史，都高度推崇《明季購募葡炮葡兵始末》對中文世界早期中西火炮史研究的開創性貢獻。學界對歐陽琛生平事跡不了解，湯開建甚至誤以為歐陽琛是港臺學者。這也是本文要紹介歐陽琛生平與他早年治明末火炮史的重要原因。

現代學者分析歐陽琛這篇論文寫作過程，引用方豪與歐陽琛在《東方雜志》的公開通信，認為“方豪率先發表了回應歐陽琛來信而寫成的《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國之史料》，是目前所見近代學者研究西洋火器東傳的最早論著。文中提到的歐陽琛，當時正從事相關問題的探討，在與方豪的交流中，對明末購募西炮作特別關注”。閆俊俠《晚清西方兵學譯著在中國的傳播（1860—1895）》（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07）認為民國時期早期中西火炮交流史研究以歐陽琛與方豪的研究為主。他引用佚名撰《明末西洋火器傳入中國之背景與影響》上卷（1945年抄本），仔細分析其內容，發現非常接近歐陽琛論文第一章，《明季購募葡炮葡兵始末》原稿第一章正是“購募葡炮葡兵之背景”。據歐陽琛致方豪信記載，他原擬研究“清代火器演變史”，但于撰寫明末火器傳入中土背景介紹時，突然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特別是徐光啟、孫元化倡導購募葡炮、葡兵。登州兵變后，這一支強有力的西法練軍隨將領孔有德、耿仲明等投入后金，明清雙方軍事情勢隨之逆轉，間接促進了明清鼎革的發生。他認為要先把明清之際葡萄牙來華火器與葡兵問題研究清楚，才能進行下一步的研究。方豪對此表示高度認可，復信言，應高度重視西文史料特別是葡文史料，并與漢、滿文史料對勘，對這一問題必須進行系統研究，才能推進“清代火器演變史”的研究。可以確定的是，《明末西洋火器傳入中國之背景與影響》上卷就是定稿《明季購募葡炮葡兵始末》第一章的背景介紹文字，因為未定稿所以沒有題名，或因年久保存不善丟失了題目，但是應屬歐陽琛論文草稿第一部分。

歐陽琛《明季購募葡炮葡兵始末》定稿分為四個部分：①購募葡炮葡兵之背景；②耶穌會士傳教活動與購募葡炮葡兵；③徐光啟強兵精器之主張與購募之經過；④孫元化與登州之變。我們可以看出，歐陽琛定稿章節目錄的設置，基本包含在他與方豪先生通信所涉及的內容中。方豪出身教會家庭，從小在杭州教會長大，熟稔英、法、德、意、西、葡等文，中年轉入研究歷史，以專精西方語言研究中西交通史著稱。歐陽琛雖然也與吳保安（于廑）、何炳棣一樣，多次備考“庚款西洋史”科目，惜西洋史與外語分數不及吳保安、何炳棣等人，所以留在西南聯大攻讀中國史。吳保安、何炳棣等入美國大學英國史研究院，在世界史研究領域有極高成就，特別是吳保安成為新中國世界史學科教學與科研的奠基人，出版《世界史》六大本教材，至今仍然被學子使用。何炳棣則以治“16世紀以后英國土地制度”拿到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此后成功轉入中國史研究，成為一代大歷史學者。歐陽琛雖然熟悉西方語言，但在西文的學術運用上畢竟不如上述三位，所以他不時請教方豪西文史料關于明末火器入華的記載，方豪認為兩人通信十分重要，所以征求同意后，特在《東方雜志》上刊登。

歐陽琛論文第一章“購募葡炮葡兵之背景”，為分析明代早期軍匠制度與《（萬歷）大明會典》所載火炮樣式，特別是與同時期西方記載做型號比對。第一章重在介紹當時槍、炮型號與時人記載各種槍、炮使用情況與效果，特別用明人記載與西文史料對譯，徹底了解其詳細的形制，為以下行文做鋪墊。第二章“耶穌會士傳教活動與購募葡炮葡兵”，為介紹耶穌會士在晚明傳教的情況，并鉤沉士大夫與耶穌會士交往情況。此前由于雍正禁教與晚清義和團掃蕩京郊明末耶穌會士遺跡，學界對于晚明耶穌會士與士大夫交往，不甚了解，該文可謂有開創性貢獻。第三章重點為研究徐光啟、孫元化師徒訓練明軍，購募葡兵、葡炮的功績，指出兩人在士大夫群體中具有前瞻性思想，他們提出學習西方先進的火器技術，用以挽救遼東日益困窘的戰局。第四章介紹“登州吳橋兵變”這一明清鼎革關鍵史實，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因缺餉銀，發動兵變，害怕明廷秋后算賬，而投入后金，帶走已經練成的明軍西化炮兵與葡炮多門。他們受到皇太極的重視，皇太極成立專門炮兵隊伍“烏真超哈”，明與后金于遼東等地形勢遂大為逆轉，后金在火器上得以與明軍一比雄長。遼東戰局后金軍兵日益主動，開始伺機攻取明之堅城，徐光啟、孫元化等苦心孤詣之努力終成泡影，反而“師西方長器以資虜”， 導致前線形勢逆轉。該文乃是第一次在學界提出此關鍵問題，提升了明清鼎革研究深度。由此可見在歐陽琛初為大學教師時，他在廈門大學歷史系演講“注重活的歷史”，意味深長。

歐陽琛《明季購募葡炮葡兵始末》史料運用上力求完備，中文材料多利用當時故宮博物院出版之“善本叢書”、昆明各大圖書館藏明人文集、史語所出版之《明清史料》各編、史語所圖書室館藏歷朝《明實錄》抄本及《崇禎長編》等書，并利用耶穌會士原版著作，都列出其中文與西文名，方便讀者搜檢。有學者評論稱歐陽琛先生以鉆研專題史料見長。歐陽琛于抗戰烽火中，無任何便利條件情況下，使用這么多材料，對于明清鼎革這一重大歷史問題，提出了火器技術轉移乃一大關鍵問題，明亡清興不能一概而論為明之腐敗不敵清之勃興的觀點，實乃很具史識的一則史論。20世紀60年代，史家羅香林指導學生馬幼垣為明清火器史研究，還特意致函遠在臺北的方豪先生，討要歐陽琛《明季購募葡炮葡兵始末》原稿。羅香林頗為珍惜歐陽琛此論文，雇人費金用毛筆謄抄，把原件送還方豪（即今存臺灣政治大學圖書館處本），毛筆謄抄件則借給學生影印，此為當代學林佳話，也是歐陽琛論文受到當代史家重視的表現。

歐陽琛于《明季購募葡炮葡兵始末》完稿后，應聘廈門大學，頗有志于繼續研究南洋問題與明清史，他向當時廈門大學歷史學會提交草擬的研究計劃云：

該會會員為著實際的需要與研究的方便，積極與校方接洽成立研究室，將分南洋、學術思想、明清等組，分頭合作研究云。

歐陽琛在1947年指導的廈門大學學生黃典權大學畢業論文為《明末漳泉之海盜》，據黃典權自言，他“以鄭芝龍為問題焦點，夙夜披覽史料，因而次歲，以《明末漳泉之海盜》為題目，撰畢業論文，由歐陽琛教授指導，自此海疆史事之研究結下不解緣”。黃典權后赴臺灣，因與歐陽琛師生關系，得以拜方豪為師，為成功大學教授，以畢生治海洋史聞名于世。黃典權《明末漳泉之海盜》以明末清初鄭氏家族為主線，鉤沉中國南部漳、泉海域的海盜史實。該文分為三部分：嘉隆間海盜騷擾閩粵海域；萬歷十年后海氛小靖；天啟、崇禎間海盜大興與鄭氏家族對于明清之態度，鄭芝龍降清，而鄭成功以殘部持續不斷為民族抗爭。該文言簡意賅，惜乎當時資料條件限制，所利用史料多為福建等地明清方志，官書、文集史料使用較少。該文大量利用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分析時代大勢，可謂一大亮點。該文雖是黃典權初撰成，但也可反映歐陽琛先生對于明清易代的觀點，即明為正統，鄭成功等抗清乃是民族大義。面對來自北方的壓力，明需依靠海洋而站立。可惜的是歐陽琛沒有繼續治海洋史，1949年他與谷霽光教授一道前往南昌的中正大學任教，此后他再也沒有寫過關于明清火器史和海洋史的文章。他的很多觀點已經初步形成，沒有成稿，故未能發揮其學術創見，令人扼腕。

三、江西師范學院時期的明史研究（1949—1994）

歐陽琛于1948年底離開廈門大學，在福州停留約三個月，與徐千里等人租福州秘書巷27號創辦大眾新聞社，自任主編，蠟紙油印發行新聞稿100份，1949年上半年停刊。1949年中期至中正大學任教，此后中正大學面臨改名重組，1950年改名南昌大學，1953年在南昌大學師范部基礎上籌備建立江西師范學院（以下簡稱“江西師院”）。學校留下了原南昌大學理學院院長郭慶棻、副教務長谷霽光、副總務長熊化奇、數學系主任彭先蔭、文史系代主任歐陽琛、藝術科主任劉天浪、校務委員吳士棟等著名教授。1953年10月29日，經中央批準，正式成立江西師范學院籌委會。籌委會由14人組成，并設立了常務委員會。常委會由呂良、郭慶棻、張慈瑞、谷霽光、熊化奇、彭先蔭等人組成，由原任中正大學文史系主任歐陽琛任歷史科主任，歐陽琛對于江西師范學院歷史學科教學傾注了大量心血。據當時有些學生回憶：

（江西師院）歷史系建系后，特別是1960 年前后，一批本科畢業生充實到教師隊伍中來，如何很好地培養這些年輕人，使他們盡快成長為教學骨干，便成為系主任深切思考的問題。為此郭宣霖先生會同當時主管教學工作的副系主任歐陽琛先生制訂了《歷史系青年教師培養規劃》。這份在“文革”中曾被斥為“黑文件”的規劃，實際是富有遠見而又切實可行的文件。它規定了青年教師培養的目標、要求，提出了培養的具體措施，希望青年教師能盡早接過老一輩的“衣缽”即接班。依據這份文件，一批青年教師被先后送到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大學等校進修。依據這份文件，系里的教授、副教授和講師被指定為相關專業青年助教的指導老師，具體落實文件的要求。……歷史系當年培養青年教師的一些舉措，無疑是適合時宜的。嚴格的要求造就了嚴謹的學風和教風。他們后來在七八十年代大都成為歷史系各專業的骨干，實現了郭宣霖、歐陽琛兩位先生關于繼承先輩“衣缽”（接班）的囑托。

歐陽琛在當時客觀條件不是特別好的情況下，對江西師院歷史學科的教學采取了很多具體的舉措，包括選任優秀學子外出進修，為教授指定青年教師為助教，這都是比較好的歷史研究實學風氣的體現；鼓勵年輕學子多向京津滬地區高水平前輩看齊，學習外校培養經驗，放寬青年教師的眼界，真正發揮培養后輩學人，回饋江西父老的作用。這一批培養的學者中，如秦漢史學者黃今言、宋史學者許懷林等成為當時國內史學界新秀，基本達到培養目的。對此段時間，黃今言回憶稱：“我們歷史系是一個優勢學科，教師隊伍就比較雄壯，老一輩學者姚名達、谷霽光、歐陽琛、謝康等教授，為我們打下了良好的學術基礎。”

1949年歐陽琛在《新中華》發表《王陽明與大禮議》，初步開始涉及明代政治史，該篇論文詳細敘述嘉靖初年王陽明及其門徒與大禮議之間的關系，且就早期王學傳播與明廷上層政治做了簡明扼要的說明，為我們撥開《傳習錄》《陽明年譜》《明儒學案》構建的陽明與政治無涉之純儒形象迷霧，有著很大的學術貢獻，有學者評論稱：“歐陽先生以朱王二派的對立考察了從嘉靖到萬歷一段時期的黨爭，這是頗有見地的。”這篇用力頗深的論文成了歐陽琛陽明學研究的絕響，此后種種原因，使他并沒有繼續陽明學與政治之關系研究，晚年專心致力于研究明代政治史。

歐陽琛轉向明代政治史研究與南昌文教環境有著很大的關系。歐陽琛出身的清華大學與西南聯大，均與中研院史語所有學術淵源。1945年后清華、北大復校回到北京，史語所在1949年遷往臺灣。20世紀50年代全國大批珍本善本開始大規模向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國家重點圖書典藏機構集中。南昌等地閱讀明清珍稀史料與海外期刊專著已很困難。南昌雖然是江西首府，但就歐陽琛所需的明史研究材料來說，尤為缺少，獲取西文史料更是難上加難，歐陽琛已經無法繼續先前在昆明、廈門致力頗多的明清火器史、海洋史的研究，所以他開始轉向明代政治史研究。他在50年代力排眾議，說服江西師院圖書館用重金購買了1940年梁本《明實錄》。《明實錄》在明史研究資料中的獨特性，可謂無法替代。我們后文將要談到歐陽琛從1979 年開始培養明史研究生，首先要求學生通讀《明實錄》，以貫通對明朝歷史的理解，他以此培養諸位學生，皆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1950—1978 年，歐陽琛除了在1960年4月寫了一篇《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統一，加速世界觀的根本改造：重讀“改造我們的學習”筆記》，別無任何作品問世。1986年江西省組織召開了首次江西社科界內部關于當前史學形勢和方法座談會，歐陽琛與會并介紹了西方史學研究方法論的情況和西方史學方法論的發展，引起與會者極大的興趣，可以看出，雖然沒有直接從事西洋史領域的教學與科研，但歐陽琛依舊關注西方史學的最新發展。1978—1992年，歐陽琛把此前很多思考整理成文，涉及對“明代閣權的演變”“宦官知識化”等明代政治史重大問題的理解。他在《明內府內書堂考略——兼論明司禮監和內閣共理朝政》《明代的司禮監》兩文中提到，司禮監太監于太祖時期設立，分析其后司禮監機構的設置以及演變，可以發現司禮監太監根本意義是皇帝的家奴，他們之所以被培養識字書寫，是因為皇帝欲減輕自己的負擔，以便垂拱而治，所以一部分的監權，除了在共理朝政中與閣權相互制衡而外，還在皇權與相權之間，起著調節作用，以鞏固與加強皇權。這一論斷突破傳統研究只批太監專權，而不反思其權力來源皇權的框架，可謂影響明代政治史甚巨。歐陽琛在《論明代閣權的演變》一文中談及，明太祖為褫奪相權而建立“六卿分職”體制，至成祖時設內閣，此后歷史形勢演進，內閣輔臣變成了真宰相。明后期如嘉靖、萬歷又千方百計想要削弱內閣權力，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內閣權力實際上不斷突破以皇帝總攬朝政為目的，以“彼此頡頏”為手段，并加以內監相互牽制的“六卿分職”體制，是皇權獨裁意志的體現。此文不長，但是總體概括明代內閣權力來源與演變，而且一再強調明廷中樞權力分治，都來源于皇權的控御，言簡意賅地突出了明代政治的一大關鍵——內廷與外朝結構乃是“內外相維”，是很具備思想性與開拓性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主旨思想為批判明朝專制皇權，很多引用的材料出自梁本《明實錄》，都為平時閱讀搜檢而來，可以看出歐陽琛頗為熟悉《明實錄》的各項記載，故文章結論堅實而可靠。

從1979年開始，歐陽琛不顧年事已高，盡心培養后學，陸續招收方志遠、曹國慶、蕭放、卞利、于少海等明清史專業的研究生，他們后皆卓然有成。方志遠教授于明代政治制度史、明清社會經濟史、明代市民文學、明代陽明學等領域有重要建樹，代表作有《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等。曹國慶專攻明代政治史與帝王傳記寫作，尤其以嚴嵩研究與嘉萬時期研究著稱。代表作有《嚴嵩年譜》《萬歷皇帝大傳》《嚴嵩評傳》等。卞利碩士學位論文為《清前期贛南租佃關系研究》，在安徽工作后，主要研究徽學，是知名徽學專家，有《明清徽州社會研究》等論著，并編輯大量徽學論文集與資料匯編，為明清徽學研究做出了一定貢獻。蕭放、于少海主要研究明清社會經濟與民俗，多篇論文見于《江西社會科學》與《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可見歐陽琛學生不謂多，但都學有所長，部分學生成長為明清史領域重要學者，傳承了歐陽琛明清史研究思想，推動了全國明清史研究發展。加上前敘黃典權教授，為明清臺灣海洋史與鄭成功研究的權威。歐陽琛早年開創之明清海洋史與晚年開辟的明代政治史皆有后學承繼，實乃學林幸事。歐陽琛一生重要論著被方志遠教授匯集為《明清中央集權與地域經濟》一書，嘉惠學林，讀此書也可窺見歐陽琛先生一生治學精華。香港大學馬楚堅教授稱歐陽琛為“明史名家”。此外歐陽琛還有兩篇關于元初漢化與政局的文章，也得到陳世松等相關元史專家的好評。

結 語

歐陽琛先生是中國自主培養的明史研究者，他早歲立志于研究西洋史，但多次備考“庚款西洋史”不過后，決心留在國內安心治史，并發揮自身優勢，研究“清朝火器演變史”，但于寫作論文過程中，發現明末火器傳華史頗為重要，于是決心先把這一段寫好。他遍尋名師請教，加以同輩師友相互砥礪，終于寫成《明季購募葡炮葡兵始末》，該文廣泛使用中西珍稀材料，立論持平，且包含對明清鼎革這一重大事件的關懷，故結論歷久而彌新，成為中西交通史、明清火器史領域不可繞過的經典之作，也使歐陽琛得以一碩士畢業論文聞名于世。

歐陽琛其后輾轉福州、廈門、南昌等地，雖然立志于學，也制訂了一些新的研究計劃，終因時局動蕩，遂不果行，1953年留在江西師院，此后再未離開。他在江西師院期間，盡心力教書育人，雖曾為人污蔑，但矢志不渝，致力于明史研究。

歐陽琛晚年回歸明史研究，日讀《明實錄》，關心明代政治史最大問題，即“內閣”“司禮監”與皇權之間的關系，對于明代皇權乾綱獨斷，設置各種內外機構相互制約、分權有著獨到的見解，提出明代監權濫觴于宦官知識化，對明代政治史研究有著極大的貢獻。雖然歐陽琛晚年論著不多，但大多成為明史經典。

綜觀歐陽琛的一生，雖然歷經時局坎坷，但是終生矢志不移，砥礪治學，佳作不斷。歐陽琛死后，好友張杰（1901—1996），原名國熊，江西師范大學圖書館原館長）有挽聯：

挽歐陽琛先生

共事卅年，接觸頻繁成益友，悲傷今永別。

為鄰卅載，往來親切若家人，世誼將長存。

可謂斯人已逝，浩氣長存，留下史學著作，必能傳諸后世。國家人事部專家司對歐陽琛的評價為：“為江西師范大學歷史系課程建設、師資培養與提高等作出了重要貢獻，對中國古代史尤其是明史的研究有著較高的造詣，撰有較高質量論文多篇，獲同行好評。”可以說官方對歐陽琛評價中肯。

原文載《理論與史學》第十輯，注釋從略，轉引請參原文。

采編：張雅淇

審核：袁宇瑞